孔子
莊子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的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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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漢學大師白川靜以中國古代社會為背景，
透過對漢字的精闢研究，
以論語為架構，
在《孔子》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古代的社會構造、思想制度，
以及對孔子的獨特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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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從開始寫《孔子》，到現在已經過了近二十年。時間快得真是像做夢一樣。而且，我也上了八十、就快要過完一個年坎兒了。然而，執筆寫這本書時的前後情況，卻依然在我的記憶裡，還帶著幾分鮮明。
我為自己、而不是為了教室裡的講義開始讀《論語》，是在戰敗之後。我想，凡是體會過戰敗後那種沉重鬱悶的虛脫感的人都能理解吧。不知什麼時候，我的桌子上有了《論語》和《聖經》。不是來自於思想上的什麼要求，也不是想要入教。是出於那種孤獨地在黑暗的海面上漂泊，想要用手抓住什麼的衝動。而且，那東西還必須是無論從什麼角度上來都可以接近的。這樣才會比較好吧。就這樣，我不分順序地、旁觀眺望似地讀了起來。讀著讀著，我就開始覺得，這兩本書是敗北者的思想、敗北者的文章。閱讀中，自然地被帶到了一個深奧的冥想的世界裡。接下來，虛脫的時期過了，秩序也逐漸恢復，學系的活動雜誌也可以出季刊了。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我發表了〈卜辭的本質〉、〈有關訓詁上的思維形式〉、〈殷之社會〉等文章，想以此得到研究生活的節奏。這之後的二十幾年，我只管投入到這些文章所指向的方向。昭和三十年（1955年），我寫了《甲骨金文學論叢》十集；三十五年（1960年），寫《詩經研究》〈通論篇〉等三冊；三十八年（1963年），為二玄社的《書跡名品叢刊》寫了《甲骨文集》、《金文集》，五冊。另外，三十七年（1962年）開始出版刊行《金文通釋》、四十四年（1969年）開始出版刊行《說文新義》。基礎稿件在之前就準備了一些，《金文通釋》A判紙八十頁、《說文新義》A判紙二百頁，我計畫將這兩部刊行在季刊上。就在這些稿件出版刊行的當間，學園紛爭如龍捲風一樣刮過。
四十三年（1968年）接近年底的時候，在我所屬的大學，兩派學生之間掀起爭奪機關雜誌的鬥爭。前後兩次，有大約九十人負傷。這像是被當成了信號一樣，紛爭爆發了。
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紛爭總算終了。不過，教育現場上的龜裂和斷層不是很容易地就能填補的。特別是，一黨支配體制所帶來的荒廢，好似是無論如何都很難解決的問題。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戰敗後閱讀的諸章《論語》。我開始思考那在決定性的敗北當中的、帶著幾個以心相許的弟子們、拖著衰老的身體持續漂泊了十幾年的孔子。四十六年（1971年）秋，正是《歷史與人物》創刊後不久的時候，我就首先將開頭的幾次連載內容交與了他們。這一年的夏天，我寫完了全部。四十七年（1972年）十一月就出版了。這件事情是一邊出版《金文通釋》與《說文新義》的季刊一邊做的，負擔很重。不過，大體上進行得效果如預期。在此描述的孔子像，是我在很久以前的戰後，在我的內心裡逐漸形成的一個形象。
不過，問題還有其他。中國的異常事態，也是一個令我揪心的事情。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十一月，由姚文元的「海瑞罷官」批判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最終變為以數十萬的紅衛兵為尖兵的大規模反四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運動。他們手舉著紅色書皮《毛主席語錄》，到處橫行，及至四方邊疆。所有的出版物，卷首都以特大字體標上《毛主席語錄》中的一節。無論是研究還是作品，全都從雜誌上消失了，只有口號氾濫。在這強烈的喧囂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從外部是沒有辦法瞭解的。很多書籍都被焚燒了。有報導說，郭沫若院長像拋棄紙屑一樣地在整體上做自我批判，批判自己那出色的古代研究。這些都挑起了我們的不安。一定有什麼事情，一定發生了什麼異常。那東西大概就是不分區別地能夠燒盡一切事物的nomos性的巨大力量。在這當間，主席的盟友、被公開指名為後繼的林彪，因暗殺毛主席失敗而垮臺，並在逃亡北方途中墜機而死。內部的權利鬥爭好像是因為路線的相違。文革派與實權派的不和看來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夠化解的。內外一切，nomos性的幻影籠罩著世界。大概孔子活著時的時代也是這樣的吧。哲人孔子是怎樣生活在他所在的那個社會中的？孔子是怎樣與那個力量鬥爭的？而且，孔子在現實中敗北，卻又成為百代之師，這又是為什麼呢？我想寫一部有關孔子的書。我想具體地把握孔子的姿態、孔子所在的社會和孔子的思想以及他人生中的生活方式。我是一個研究者，我想將這些原封不動地就策劃為一部精神史、一部思想史。為此，對於孔子周邊的事項，對於思想的系譜等，我都不加怠慢地予以了留意。
《孔子》出版後的第二年，文革到了最後的階段。將林彪與舊思想結合在一起，呼號「批林批孔」的江青一派的運動發起了。孔子被人直呼其命為孔丘，被批判為一個奴隸制度的擁護者。孔子曾經被郭沫若氏定位為奴隸解放的旗手，是被安排起這個作用的。到了今天的這個世界，孔子的命運依然浮蕩。
1976年4月，在天安門事件中，民眾激憤，江青一夥人垮臺，恐怖的時代告以終結。眾多的死於非命的學者文人不可能再蘇醒了，但孔子受到再評價，恢復了名譽。進入七八年以來，再評價的論文載於各種雜誌上。八一年六月，中央委員會正式承認文革的謬誤，長達十年的狂亂劇收場了。那不是什麼文革，那只是奪權鬥爭過程中進行的大規模的焚書坑儒而已。然而，文革終結後還不到十年的時間，又一次地，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八九年六月四日未明，武裝力量甚至還出動戰車鎮壓，造成數百學生和市民死亡。
在那一年的夏天，我想編寫《文字逰心》一書，以紀念自己翌年迎接八十周歲。書中寫有一篇〈狂字論〉，文章一百五十頁左右，試圖通觀中國的狂的精神史。孔子是最為熱愛狂的人。「狂者進取」，是「直者」。為了與邪惡的事物鬥爭，必須要有一種異常勁頭。狂氣才可能是變革的原動力。而且，在精神史上，這也是確實可以證實的事情。在中國，在其精神史的出發點上有孔子。這一點，在《孔子傳》中多少也提到了一些。我想以〈狂字論〉來探求《孔子傳》中沒有談及的、狂的精神史上的發展。我認為，在所有的領域，能夠對抗nomos性事物的，只有這個「狂」。
1990年，我想這是歷史上極其應該紀念的一年。以往的歷史上不曾看到過的巨大nomos性的世界，帶著一聲牆壁倒塌的聲音崩潰了。這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歷史現實，我們的確親眼看到了。我還依稀地記得大正七年出兵西伯利亞時的事情。接到了慰問的文章的士兵，送來貝加爾湖的相片等。不過，不久那個地方就變為一個巨大的nomos性的世界，帶給人們無限的畏懼。我想，史達林內部肅清了兩千一百萬人的說法，不見得就一定是虛妄。
現在，那個世界正在崩潰。「布拉格之春」以來，星星煙火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現在一瞬間地熊熊燃燒了起來吧。一個巨大的幻影，正在從歷史上消失。
《孔子傳》以及在這延長線上嘗試的〈狂字論〉，就是狂的精神史在我的意識底層所佔據的位置。這個事情也許不應該由我自己來講。對於問題的意識是因人而異的，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只不過，在所謂的「讀書千卷，冷生涯」（達雅堂先生詩句）的研究者的生活當中，也有不顯現在外的心思。在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也會有某種現實與其意識底層相連。沒有這個現實的話，是很難在研究中投入熱情的。
思考將孔子的時代與當今相比較，就會覺得，人到底進步了多少呢？的確，惡智慧進步了。殺戮與破壞變得更加巧妙，規模也更加大。然而，在邏各斯的世界裡，不就只有失去嗎？我寫《孔子傳》就是出於對這樣的現代的恐懼，是用我自己的方法表達的。當然，這大概也只是我意識中的一點希望而已也未可知。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東西南北人
很多人都在談論聖人孔子，詮釋《論語》高深哲理的人也不少。不過，如果就像談論耶穌，或像解說聖經一般地談論孔子的話，恐怕會遠離了孔子的志向。孔子並不願自己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也從不自願地背負光環。他時刻與弟子們同行共處，將自身的一切顯露在弟子們的面前，「是丘也」（論語，述而），毫無遮掩和顧忌。孔子就是這樣一個人。
不過，孔子的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此，他屢屢遭受挫折，不得成功。自出道以來，孔子的生活幾乎都是在挫折和漂泊中度過的。但即便如此，他的弟子們也不離開他。孔子率領一幫徒弟，求的是什麼呢？他們要做的到底是什麼呢？跟隨這位難以期待其能夠得到世俗意義上成功的老師，在這樣的師門下所產生的教團，為思想史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呢？
孔子的人格並沒有在他的一生當中完結。孔子去世之後，他的人格仍然得以展開。孔子的形象被逐漸有序地改寫，最終加以粉飾，使其更像一個聖人。這個粉飾工作的完成者就是司馬遷。在其後的兩千年裡，孔子這一聖像一直都是中國封建官僚制國家的守護神。當今，舊社會消滅了，孔子的形象又一次地必須改寫。已經有人把孔子當作解放奴隸的思想指導者和實踐家了。孔子依然活著，依然被寄託著，背負著思想性的任務。孔子偉大得能夠一直活到現在。要想思考孔子的這一偉大，我認為只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那就是，對於我們自己來講，孔子意味著什麼？
不過，這個問題不是可以依據某種論述者的歷史觀而做任意的談論的。孔子一直都活著，如果將來他還能夠繼續活下去的話，提供這個可能性的，一定還是孔子自身。視孔子為一個具有歷史性人格的人物，探究其歷史意義，這是還原孔子、令其生命氣息蘇生的唯一途徑。孔子的傳記生命一直持續至今，因此，我也將自己的這一篇命名為[孔子傳]。
關於傳記
孔子具有偉大的人格。在中國，人的理想狀態稱為聖人。聖的原意是指能夠聽到神靈的聲音的人。稱孔子為思想家不能算作完全正確。同蘇格拉底一樣，孔子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他們都是能聽到神靈的聲音的人。他們的弟子們記錄他們的言行。他們的思想只能通過這些弟子們的文章得知。一個人的思想只是通過他的行為來示範的話，這個人應該被稱為哲人才對。
哲人不是新思想的宣傳者，哲人追究並發現傳統的意義，以此探索傳統在當下如此這般存在的理由和根據。哲人的本質是探究者和求道者。就像蘇格拉底永不停止地追究德爾斐神諭的意義一樣，孔子是一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的人。蘇格拉底將自己的一生放在探索的意義上，孔子是通過探索來發現理念的世界的。德爾斐神諭只是命令發問，並不預設答案。而孔子的情況是，在過去的聖王明君時代，有著可以依靠的傳統。孔子能夠夢見先他而去的周王朝燦爛的文化及其創造者。
不管怎麼說，孔子和蘇格拉底都沒有留下任何文字，這是事實。如果說哲人的事業，單單只是依靠他的言行來展示的話，那麼，傳記必須是他的思想。這些哲人只存在于他的傳記當中。蘇格拉底由柏拉圖的數篇文章展現，而孔子的一切都在《論語》當中。《論語》傳達了孔子的一切。說傳達不如說再現。也可以這麼說，孔子的人格在《論語》中再現，並由傳承者按照自己的志願加以定向。所以，傳記不僅是「如此這般」，可能還有「應該是如此這般」的成分。保羅所表達的基督就有一種昇華，從耶穌到基督。據說，到了基督的階段，也還有進一步的發展。傳記就是這樣一種發展來的東西。不但如此，所記載的哲人的思想，也是發展來的。這方面孔子一直發展到了現代。作為兩千年官僚制國家的統治思想，為其封建性奠定基礎的就是孔子。歷史上的許多革命家都在儒教中尋找根據，即便是到了近代，儒家學派之一的公羊學派成為否定體制的首倡者，引人注目。
最早的孔子傳記作家，應該就是《論語》諸篇的編撰者吧。不過，就像我在後面的部分還會講到的，《論語》的編撰，是在孔子死後，寫了長達二百幾十年的時間，其中也包含著諸多批判者的資料。對於那些弟子們來講，孔子已經是一位聖人了。這一點，其他的學派也難以否定。《莊子》〈天地篇〉稱孔子「博學擬聖」；對儒墨大加攻擊的《韓非子》〈五蠹篇〉也說，「仲尼，天下聖人也」。在當時，孔子的反對者們也不得不承認孔子是一位聖人吧。不過，就因為如此，為了使孔子更加偉大，仰或為了貶低他，就製造了許多的故事。早在孟子的時代，就已經創造了很多應該稱為孔子傳奇之類的東西。孟子將其中自以為不好的內容稱為「好事者為之也」(萬章上)、「齊東野人之語也」（同），不予理會。不過，孟子自己的一些有關孔子言行的主張，也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除了日常性的一些問題之外，例如，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 下）。更有「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的說辭。孟子所引用的這些將一切都寄託於《春秋》的孔子的言論，其實很明顯地都是偽作。因為我們知道，孔子幾度試圖改革體制而失敗，並為此毫無選擇地過著常年逃亡的生活。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很明顯，孟子的所謂春秋之學，其實就是給孔子加罪的學問。
孔子出身卑賤，其父不明。我想他大概是一位巫女的非婚生子吧。或許，晚年的孔子不愧為一代宗師，得到了尊敬。但是，在逃亡中的某些時期，所謂「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莊子 譲王篇），孔子是一個沒有人接受的逃亡者，是被當作所謂的外盜來對待的。孔子傳記在《史記》中被納入世家、與諸國列侯並齊，這不僅與事實相反，而且，恐怕還要算是有違了孔子的志向吧。
因為父親談喜好黃老，所以司馬遷好像也不大喜歡儒家。當時，武帝樹立儒家為國學，置五經博士、博弟子員，在天下設學營，取儒教一尊之政策。就這樣，給與孔子以諸侯之待遇，大概也是為了回應當時國家政策上的需要吧。司馬遷寫孔子，文筆也不像寫逸民伯夷、遊俠人物傳記那樣，看不出那種特有的感慨和生色。對於孔子的讚揚之辭，也只是記述了遊魯國觀孔子之遺跡流風，徘徊許久難以離去，然後總結說，孔子「布衣，傳十餘世」、「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語句缺乏深刻的共鳴。也許，對於已經聖像化了的孔子，司馬遷多少感到了厭煩。此時，孔子家族的傳人是第十一代，此後又延綿不斷地傳到了第七十七代。當代的孔德成先生，祭祀神聖流連於東海。近年臺灣舉行了盛大的孔子逝世兩千四百五十年祭。孔德成先生十多年前來日本，我也有幸與他握手相見。孔先生是一位令人想起孔夫子的偉丈夫。
孔子的傳記資料，大體上集於《史記》的〈孔子世家〉。不過，《史記》的〈孔子世家〉欠缺一貫性，而且沒有選擇和排次，與司馬遷的文筆不相符合。一開始先敘述孔子的祖上家系，又加上一段向老子問禮的一個問禮傳說，這大概也是時代潮流的要求吧。在寫孔子的經歷時，穿插了許多《論語》中的文章，其中很多都不恰當。例如，描寫在陳蔡之厄時，孔子向子貢教授「一貫之道」。在《論語》（衛霊公）中，這個場面是在陳蔡之厄孔子與子路的問答之後，完全是另外一個章節的內容。孔子向子貢教授一貫之道，在〈孔子世家〉中，被當作陳蔡之厄時的事情，接在孔子同子路的問答之後，這是弄錯了章節的結果。另外，性質不明的雜說資料也相當地多。那個以不知禮儀而聞名的衛霊公夫人南子，孔子同她的會面場景，簡直就像拙劣的小說一樣。或者，有以孔子傳記為題材的小說，《史記》取材於這些小說，也未可知。在《史記》中，〈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之間有許多的不一致，〈項羽本紀〉中的內容，有許多好像都是取材與《楚漢春秋》之類的小說。著名的鴻門宴只不過是一齣戲曲而已。除了孔子之外，還有子路、子貢等孔門人物，都夾帶著這樣一種故事性的資料。
因為《史記》的功勞，孔子的權威在正史上與諸侯並列。不過，孔子作為現實社會中的權威推動歷史，還是後來的事情。後漢的王充在《論衡》的〈問孔篇〉中，毫無理解、毫不知趣地對《論語》大加攻擊。另外，孔子的子孫們也不一定都能飛黃騰達，魏的孔融就反對曹操在饑饉時發出的禁酒令，主張「神好酒」，結果被殺。魏晉時，清談者之流痛斥晉的表層化的儒教主義和禮教主義，指責其非人性。他們高舉反禮教的旗幟，重複著近於放肆的反世俗行為。首當其衝的就是阮籍。阮籍言：「禮豈為吾輩設」（世說新語 任誕）。但是，阮籍的清狂卻是近似於孔子所說的狂簡，真是不可思議。
儒教的權威在唐代有《五経正義》造就。其経義被提高，以至於被當作國家統一考試的內容。韓退之高唱儒教主義，也是在這個時候。到了宋代，《論語》和《孟子》也入了經典，這是《論語》首次佔據經典的地位。聖廟裡的祭祀禮也變得盛大起來，除了孔門、儒士之輩以外，注釋經典的人也得到從祀。祭祀的先後順序也總能成為問題。宋徽宗將王安石抬入聖廟，把顏回和孟子拉下來，讓王安石居於孔子之次。對於這個意想不到的闖入者，就連孔子也被嚇了一跳吧。聖廟內部也成為爭奪世俗權威的場所了。權威就是這樣的，作為權威的順序很重要，這個情況不僅僅發生在政治局委員和政黨派系之間。
可以這樣認為，在中國，官僚支配的政治體制是在宋代以後確立的。而且，在體制確立的同時，儒教的權威也變得不可動搖。明清時期,帝王還會參加釋典禮。不過，這個由儒教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的舊社會，現今已經完全崩潰了。接連幾年，一切文化遺產停止刊行，也反映出現今中國思想政策的一個方面。我認為至少在結果上，這會帶來某種與古典斷絕的狀態。這樣，同其他一些東方文化遺產一樣，儒教最終可能只會殘留在日本，也未可知。
被當作體制理論的儒教，其出發點卻是反體制的。孔子的行動就很好地說明瞭這一點。不過，一旦所追求的社會得以實現，反體制的理論也就一下子轉化為維護體制的理論。這就是所謂辯證法上的變化吧。如果儒教性的思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話，那麼，也許終將還會再次地繁衍出新的反體制的理論。儒教原本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理論呢？今後，儒教是否仍然具有作為一種思想的可能性？哲人孔子是不會回答我們的問題的。我們也只有從其傳記中讀取一些東西來，此外別無辦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