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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畢仰高學術生涯最重要作品
歐洲漢學界中國研究黃金時期經典名著
中文譯本首度現身
從社會史角度切入，解釋──
中國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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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自由主義的敗退
這段時間中各種思潮和觀念快速的遞嬗往復。五四運動時引進了自由主義諸般觀念，像是理性、自由、進步、民主等，剛萌芽的自由主義顯得生機勃勃。而知識青年們在驚嘆於各種新思想之餘，更急切地在其中探索各種可能的運用方式。但十五至二十年過後，卻是馬克思主義勝出。其他的可能選項均被排除，而自由主義引領風騷的時日竟然只像是介於幾世紀來的舊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正統之間的中場休息時間。早在知識分子剛剛認識無政府主義、而其支持者正和馬克思主義信徒爭執不休時，胡適就曾斷言：「現在孔子和朱熹的奴才少了，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的奴才卻出現了。」我們不難理解自由主義者的酸澀感受，中國才剛被自由主義喚醒，旋即卻投入另一個新信念的懷抱。面對他們以心靈自由之名點燃的中國的啟蒙和淨化、一場美麗大火的努力轉眼成灰，這些自由主義者如何能不心懷哀怨？
這些變化不至於令人太過訝異。首先，在西方國家中孕育出自由主義的那許多價值和信念（自然權利、人權、法律至上等），對中國傳統而言十分陌生；再者，從破除盲從迷信演變為激進思想是合理自然的，而胡適和陳獨秀不過是順水推舟，而最後胡適選擇信奉自由主義。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期間，對中國而言固然命運坎坷，但許多情況卻有利於廣義的自由思潮（批判精神、細緻的觀點差別、中間立場、漸進式的解決問題態度等）。較之於前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國在這三十年間始終有一種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的氛圍。由於這種心情，所有需要長時間、耐心檢驗和審慎準備的提議都難以被人接受，自由主義不過是在批評言論解禁、開始反抗教條主義之時，因為提供了一時的憧憬而得以在初期擁有短暫榮景。當曇花一現的發光發熱、一切障礙均被掃除後，自由主義就被其所協助孕育的其他新生思潮所超越而顯得停滯不前。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這些新生思潮中固然有左傾的，同樣也有右傾的。自由主義被左傾的馬克思主義超越之前，就已先被右傾的民族主義打敗。這段時期各種思潮紛來雜沓，觀念的變化目不暇給，就像前文曾提及，現代中國的發展受到帝國主義和社會動盪的雙重壓力，使中間或第三勢力毫無作為，但是在理論上為社會和民族問題留下發展空間，這兩個原本對立的問題卻因為面對現實情況和既得利益維護者的作為，得以合而為一，為了結束這個局面所發展出來的革命也就必須同時具備民族和社會兩種性質。共產黨因此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從五四運動中汲取大量的養分後，擺脫國民黨，開始發展其自身的意識型態。
最後這一次意識型態爭鬥，其意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壓倒民族主義，而是後者吸收了前者。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對保衛並爭取民族尊嚴和解決社會不公最有效的思想體系，加上當時列寧領導對抗帝國主義革命成功的訊息可做為典範，這就讓這個外來的思想信念成為對抗外侮的最佳武器。而這個思想信念可以讓中國不必受到先進國家頤指氣使的羞辱，並將中國帶向無可迴避的現代化道路。
作為一種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更重新結合了一部分原本在五四運動中遭到全面批判的傳統文化。畢竟儒家思想已屬過去，任何人都可以客觀地重新審視其內容。在五四運動中極盡一切地批駁和嘲諷它，只是由於正值反抗傳統束縛的需要，一旦其壓迫者的地位遭到推翻，再回頭重新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仍然必須承認傳統文化中也擁有部分進步的力量，因此沒有必要將其全盤揚棄。更何況，傳統文化是民族建構的基礎，在西方文化面前並非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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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借取西方國家技術維新自強，但由切腹到神風自殺飛機等特徵都顯示出她仍維持原有的民族性，這種模式在一九四○年代時被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中國在一九六七年時出現的一些跡象，例如部分恢復孔子的地位和一些歷數百年不變的排外情緒表現等等，讓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類似的理論：
在一連串翻天覆地的變化後，今天的中國又回到那個恆定不變的過去。共產革命不過是兜頭繞了個圈子罷了。當維護和頌揚民族驕傲的口號再度四處充斥時，一九四九年彷彿和一八四○年遙相呼應，不同的只是蠻夷列強的侵凌不再。新奉立的正統信條充滿了傳統觀念的影子。就像歷來改朝換代一般，歷史出現了驚人的延續性︰在一陣兵荒馬亂之後，新的王朝成立，另一個新的循環重新開始。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循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毛澤東所建立的不過是另一個王朝而已……
這種說法的確相當有說服力，就像史達林以「東方之光」強調應重新回到俄羅斯固有文化價值時，是不是就表示這是斯拉夫傳統的復辟呢？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現代性。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現在這個世紀的新問題。不論是一九六七年在北京盛行的「中國式共產主義」，或是國民黨的保守民族主義—就算後者的內涵是蔣介石所恢復的不合時宜的儒家思想和教條，而前者是救世主式的狂想—都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華夏中心主義」。經過近一世紀的試煉，中國的民族主義早己不再有睥睨一切、高高在上的倨傲，而是成為極力求生的機制。現在的中國已是在萬隆會議上和亞洲、非洲等第三世界諸國平起平坐、共同討論合作事務的國家，而不是那個以天朝自居的帝國。中國知識分子以三個世代的時間檢證並成就了中國由天朝帝國思想轉為現代民族主義再變成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代表著一段思想上的驚異旅程，確切地說，就是思想革命。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部分地區的社會情況或許可能不同，但這些情況不就是類似的原因歷經幾世紀以來一代接一代不斷積累，始終無法讓所有人在穩定統一的政治秩序下過著有規則可循的生活所造成的嗎？
這種反思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在於社會狀況本身的演變，另一個在於社會和政治的聯繫。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個人有兩點意見：中國農民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處境較之他們十八世紀的祖輩更不安定，而且不是源於人口增長的壓力。相對的，這些情況在共產革命前幾十年裡並不見得有惡化的傾向。農產品商業化在政治動盪期間仍然繼續發展、佃農繳交的地租數目維持穩定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雇農的待遇也約略增加。若不考慮季節性和偶發性變動起伏的話，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末至一九三○年間的平均借貸利息並沒有太大變化。就長期而言（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九年），並未發現土地有特殊集中的現象。或許在生計受威脅時才會偶爾發生土地讓渡集中的情形，但是在這段時間裡，某些地主所賣出的土地恐怕較買進的土地還要多些：原因是政府稅賦負擔加重、地租收益不佳、被劫奪勒索、在城市投資商業或工業，以及送子嗣到國外讀書等。
提到稅賦負擔和治安問題，就必須開始談到政治環境。和前述的這些情況恰好相反，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政治環境的確是每況愈下。非預期的氣候變動是一回事，諸如一九三一年的長江水災、一九三四年的嚴重乾旱和一九三六年的地方性（尤其是四川）旱災。當然，有效率的行政可以減緩這些災害在短期內所造成的影響。這些災害的反覆發生，被認為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在一九三八年人為造成的黃河決堤水災又是另一回事—蔣介石認為阻礙日軍推進較之造成幾百萬災民流離失所的危難更為重要。明確地說，戰火頻仍（包括日軍侵華和無休止的內戰）、軍隊肆虐、劫掠處處、治安惡化，交織成國民政府期間四十多年的國家景象，一如三個世紀前歐洲陷入三十年戰爭時的情況。較之不明確的經濟惡化和並非大規模的嚴重社會剝削，已經眾所周知的地方行政體系效能不彰和濫權，自然就是應該譴責的對象。
當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同樣不能略而不提。雖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尚未達到全面性惡化（我也並未假設其存在），某些區域性和地方性的危機（如社會治安問題擴大、在混亂時期的衝突具有和戰爭同樣嚴重的影響）仍造成了許多悲劇，也引發了許多不滿，使共產革命得以自其中汲取養分。或者由於外國產品競爭，以及距中國千里之遙的國際市場商品價格起伏所造成的衝擊，或者僅是一項地方政治決策所造成的影響，一些原本極為興旺的小規模農產經營者—像是養蠶業者和種茶、菸、罌粟業者—也無法置身事外。這種情形所造成的不只是物質上的影響，而是意味著波及國民政府時期農村民眾的整體生活：平均而言，農村整體生活並未比前一個世紀更惡劣（其中一部分人—在某些觀點下還幾乎是全部—甚至過得還比以前好一些），卻更不穩定且生命財產更沒有保障。我們不必誇大社會變化的節奏（此時雖然比過去快一些，但依然非常緩慢），也不必誇大新生事物深入中國及擴散所造成的衝擊，這裡應關注的是，昔日那種並非恆定不變卻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秩序開始被撕出了一些裂口，換言之，原本早已為人熟悉接納因而被視為安身立命之道的社會結構被動搖了（如一些機構組織逐漸衰退、一些風俗習慣也不再那麼被重視），這同時造成了心理上和物質上的影響。甚至於連那些生命財產並未受到這些「厄運」波及的人（不然這些人還能如何詮釋？），從今而後在面對偶發的生存威脅時，也開始感到少了遮蔽與屏障。
在討論第二個問題之前，我要特別提出當時所謂「新生事物」的其中一項，這項事物不見得比許多其他新生事物更值得憂慮，卻與這一章所討論的問題有直接的關聯，因為它攸關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在儒家思想推波助瀾之下，帝國時期的地主／佃農的關係有如家父長制。而這種關係在後來卻變得愈來愈疏遠，「人性」也愈來愈少──或者說愈來愈沒有人情味。地主無法在地管理佃農的情形愈來愈普遍，由於在城市中受到其他價值觀的影響，地主也愈來愈沒有意願去關照自身對佃農的「責任」，於是將管理工作交給負責總務的人打理。某種職業性的中間人階級於焉發展起來，他們對待佃農的態度比傳統的豪門還要苛刻。到最後佃農變得不再認識他的「主人」，地主和耕作者之間的合約，也愈來愈倚賴文字契約而不再是簡單的口頭約定。在長江河谷的一些縣分，土地權利可以變成城市中一般商業買賣的標的物：公司可以購買土地並繳納應負擔的賦稅後從中賺取利潤。
傳統世家豪門的沒落並不讓人驚訝，即便物質條件沒有變差，以往形成這些世家豪門的支撐條件卻開始有了改變。難道如此就會讓長久以來的規律遭到挑戰嗎？對於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就比較簡單，但是更為關鍵。農民起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其中某些還獲致成功，但所得到的結果僅僅是改朝換代而已。當代一些重要新生事物中的一項，就是出現了一個有組織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不但方向明確，而且知道要運用、導引和轉化社會的不滿。我們已經看過它的形成（第三章），後面將會再回頭討論。如果說「組織性」是革命動力不可或缺的部分，表示僅只依靠社會弊病本身，仍不足以啟動革命。
農民問題及農民運動
農民問題雖然嚴重，但無論在意識上或行動上，農民並未因此形成相應的革命力量。由於鬆散而無章法，缺乏協調機制和確定的方向，農民運動始終採取被動守勢：只是偶爾起來反抗那些對他們造成侵害的現狀，但從未針對造成剝削和苦難的深層原因進行追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那些日後被納入革命隊伍的中國農民仍未作好準備。社會問題雖然嚴重，社會運動卻十分疲弱，這種強烈的反差在當時的中國並不令人意外。在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裡，只有極少數對中國情勢保持嚴謹態度的觀察家會認為：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已到了非動手解決不可的地步，而且若不予以翻天覆地之作為不足以徹底解決。即便如此，仍不足以推動革命。中國農民究竟在革命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所扮演的就是不斷供給共產主義成長養分的後備力量，這股力量雖源源不竭，但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他們也不過是一股盲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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