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改必選，孔子怎麼看？
作者／顏擇雅
四書是傳承孔子思想的經典。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又最重視品德教育，如今教育部以加強品德教育為理由，將四書改為高中必選，好像很說得通。現在我大膽問一個問題：孔門四科既然德行列第一，孔子也不是不寫書編書（作《春秋》、刪《詩》、《書》、訂《禮》、《樂》），他為什麼不自己編寫一本品德用書傳世？為什麼四書中只讀到零零散散的「子曰」？為什麼四書中無一書的作者是孔子？
直接的答案是：孔子本身力行的品德教育，是不指定讀書的。請看＜學而＞篇：「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品德就是認真生活、躬身力行，與讀書根本是兩回事何況有了課本，難免就要照本宣科，要有定義，有標準答案。偏偏《論語》討論品德，最大特色正是不給定義，也沒有標準答案。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樊遲問仁，統統得到不同答案，全看學生本性為何、遭遇何事、師生又如何互動而定？
四書必選不是品德教育的適當方法，不只是因為孔子本身不這麼做，還因為這違反孔子最重視的教育策略「能近取譬」。在＜雍也＞篇「己欲立而立人」這段，孔子說，無論是要教出懂得自立的人，還是要教出能發揮影響的人，教材都應該找學生最切身、耳熟能詳的例子。四書畢竟是兩千四百多年前的書，不符合「能近取譬」原則。
＜述而＞篇也有一句：「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我舉這句，不是說既然孩子不想學，學校就不應教。如此解釋，義務教育就可以關門大吉了。這句「子曰」的現代意義，是教育應以孩子為中心，應多注意孩子正困惑什麼，而不是專注於大人想灌輸什麼。今日高中生也許正被父母高期待壓得喘不過氣，或被父母婚姻失和鬧得不得安寧；我們卻逼他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這種啟發與孩子的憤悱相差十萬八千里，騷不到癢處，孔子一定會搖頭的。
主張四書必選的專家想必都知道這個問題，所以都說教材會顧及在地性、時代性、實踐性（政大名譽教授董金裕語）。問題是，一九九九年以前，幾十年高中生都是必修四書的，「顧及在地性、時代性、實踐性」的教材何時編出過了？政策上路離今只剩一年，把審閱、試教的時程都排進去，出版商等於只有四、五個月時間，一口氣要編出四學期共四本書。幾十年做不到的事，如今幾個月就要做到，真是愛說笑。
拉拔「不良少年」子路
教育部次長陳益興在為政策辯護時，有說一個理由：「當前校園霸凌、幫派、毒品等現象令人憂心」。這位次長如果熟讀《論語》，就會知道孔子拉拔這種孩子，方式並不是要他必選什麼書。
＜先進＞篇說子路一身流氓氣（由也喭），《史記》則說子路愛打架，隨身帶武器，偶然動手揍孔子，反被孔子「設禮稍誘」，才跑來拜師向學。子路如果生在今天，就是那種霸凌、幫派都來的不良少年。
《論語》最多孔子薰陶子路性格的敘述；例如，孔子會主動稱讚子路的優點（＜子罕＞篇「衣敝?袍」），有時損損他的剛強之氣（＜述而＞篇「暴虎馮河」），或虧虧他（＜公冶長＞篇「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同學看不起他時又公開挺他（＜先進＞篇「由之瑟」）。教育部如果真對霸凌、幫派、毒品憂心，應該是從師生關係著手才對，例如加強輔導老師編制，怎是逼讀文言文呢？應該是讓這種孩子在學校中至少有一位可以完全信任的師長，一如子路之完全信任孔子，才符合孔子教育理念。
四書改必選，之所以引人詬病又有一大原因，就是會排擠到其他的語文類選修，例如台灣文學、區域文學。很諷刺，《論語》其實只有一處真把品德教育與閱讀連在一起，指的正是文學閱讀。請看＜陽貨＞篇：「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觀群怨分別指理解情感、洞察世事、學習與人相處、發洩負面情緒，都是品德教育精髓。下一段又說，沒讀過＜周南＞、＜召南＞，好比面牆罰站。＜周南＞、＜召南＞是關於婚姻、愛情的詩篇。這豈不意謂，讓高中生選修愛情文學、婚姻文學，讀張愛玲、珍•奧斯汀的作品，衛道者也許不以為然，卻是如假包換的遵循孔教？
當然，四書都是有益修身養性的書。但要從四書受益，一來需要長久浸潤，二來需要人事閱歷。盡性知命都是艱澀學問，十七、八歲怎可能懂？逼孩子讀，可增進辭藻是真的，包括「老而不死是謂賊」之類的罵人辭藻。但以為這樣有益品德教育，恐怕就應該想想孔子為什麼說：「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一定會有人反駁，說既然只要長久浸潤，年歲漸長後自然能從四書受益，為什麼不讓孩子先熟記文辭，讓他一生慢慢受用？問題是，這種「先死記、理解留給未來」學習策略的利弊，是可以公開辯論的。不給孩子自選，他難道不會愈讀愈煩，考完馬上丟開？而且，既然將來有用的學問那麼多，為什麼偏挑四書？教育部不直說「我高興」，扯進品德教育、霸凌、幫派，不很像＜季氏＞篇孔子罵冉求的那句「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嗎？譯成白話：不明講「我高興」，只扯些五四三，是君子最討厭的。
（本文摘自《親子天下》第25期＜十二年國教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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