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大帝在與大學士們論及東南沿海外洋事務時說了一句話: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這句話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重視,在其後的一百餘年裡也沒有人注意,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段警告了。
這也難怪,畢竟預言的是「千百年後」的事,當時以及其後的朝廷都有一大堆急迫的事等候處理,有誰去為千百年之後的事操心?康熙的警告並非信口而發,他從欽天監內的爭論以及西洋教士為他測繪地圖的工作裡,看出西洋等國在天文、數學、航海、測量、機械等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
不過西洋各國畢竟還是極其遙遠的國度,他們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目的不外是為了通商和傳教,這些都是可以恩准的,因為通商就是進貢,這就是揚天朝威名於海外,而外國傳教士們除了傳教之外,還帶給他許多新知識,他在與俄羅斯使臣的交往中就利用了這些知識,傳教士們還在中俄談判中擔任中方譯員。
康熙知道這一切,他還知道中國的土地、人口以及財富都遠遠超過那些西洋國家,所以在「千百年之內」,那些遙遠的國家還不至於危害中國,這是他的預言;也是他的判斷。如果不是因為歐洲後來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個意外情況,康熙的這個判斷也許還算不錯。
利瑪竇等人苦心開創的中西交流終止於一七○五年,這是因為教會的內爭而造成的。方濟各等教團攻擊耶穌會不講原則,聽任中國教徒敬天祭祖,耶穌會士們則辯解說:「敬天就是敬上帝,祭祖就是對祖先的尊敬,並非偶像崇拜」。這個爭論在宗教史上被稱為「禮儀之爭」。羅馬教廷派人來華聽取雙方答辯之後裁定耶穌會敗訴,然後將他們撤回歐洲。康熙大怒,立即禁止其他教團在華活動,自此之後,只有極少的幾名教士能夠留下來繼續為中國皇帝效力。這些人的學識遠不如他們的先驅們,對中國朝廷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了。中西之間的唯一小窗口差不多被完全封閉。康熙就是在這個小窗口被封閉前獲得了不少歐洲的知識,並且根據這些知識做出了上述判斷。
可惜中國的學術界和思想界未能和歐洲接觸,拓寬自己的視野,結果就一步又一步的落後於西方,學界的思想封閉落後,就注定了社會的落伍。
由於思想大變革產生的探索精神,使歐洲發現了通往亞洲的新航線和美洲大陸。地理大發現更加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和胸懷,全球性的市場,全球性的政治和軍事爭鬥出現。另一項重大進展是商業和金融的大變革,銀行、股份公司和保險公司的出現,使得富有冒險精神的商人可以很快的從社會籌集資金去開拓市場,去改進生產技術。複式記賬法等會計手段的發明,使人們得以及時了解和控制公司的經營狀況。全球性市場使得美洲的貴金屬先流入歐洲再轉而流向亞洲,這就使得全世界的貴金屬貨幣充足起來,交易量空前增長。中國在此時才普遍使用銀兩貨幣。
蓬勃的探索精神促使學者去仔細觀察物質世界,他們開始建立精確的概念,為物質運動建立精確數學模型。古老的代數幾何已經不敷應用了,牛頓和萊布尼茲在十七世紀創立了微積分,首先為力學建立了嚴密的體系,不久之後,化學和電學也要相繼問世。
所有這些變革終於促成了工業革命,這本來是一項長期漸進的變革,一般認為瓦特在一七六四年對紐考門式蒸氣機的改進是一項重大發明,這可以視作工業革命的正式開端。自此之後,大工業突起,輪船火車相繼問世。這一切都是康熙大帝所沒有預見到的。
康熙只是看到了西洋的一些優勢,他還無法了解這一場偉大的變革正在加速進行。就連他的西洋教師們也不了解這場變革。甚至當時歐洲的學界和思想界也都不是很清楚這場變革的意義及走向。
而中國的知識界對這些變革還一無所知,他們對那些「奇技淫巧」不屑一顧,對那些與古聖先賢教導不一致的異說更是毫無興趣。他們還遠遠比不上日本的學界,日本的學界中有一批「蘭學家」,也就是通過荷蘭去了解歐洲的學者,他們在注視著歐洲的進展,也許這就是在亞洲各國中,只有日本將在不久之後脫穎而出,跟上了變革潮流的一個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