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美國和西歐有許多人主張對蘇聯發動一次直接、毋須任何理由的核武攻擊。它有一個委婉的名稱，叫做「預防性戰爭」。懷抱這種想法的人認為，美國應該抓住時機，透過核武脅迫或突然襲擊，以建立一個世界政府。

    你也許認為只有極端分子才會支持這種計畫。事實上，當時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廣為支持預防性戰爭，包括當代兩個最出色的數學家──伯特蘭•羅素和約翰•馮紐曼。

    通常數學家不會由於其政治主張或對世界的看法而聞名於世；況且，從很多方面來看，羅素和馮紐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然而對於世界上不應該有兩個核武強權共存的這一觀點，他們的見解恰恰相同。馮紐曼和羅素相同，兩人都是當時最受尊敬的思想家，在他們事業的關鍵階段，都關心數學的公理化。在他們生命的後半段，兩人又部分地放棄的數學，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戰爭與和平的事務上。

    羅素是預防性戰爭的主要推動者，他強調，蘇聯具有核武，它將會威脅世界和平，除非它同意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馮紐曼的態度更加強硬，贊成出其不意用核武做第一擊。馮紐曼對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十分著迷，這場戰爭常被視為預防性戰爭。馮紐曼在他鼓吹預防性戰爭時候引用過書中一段話：「你我都很清楚，務實的人都知道，正義是取決於競爭力量的強弱，因此事實上強者可以憑實力遂其所願，而弱者只能接受必須接受的現實。」

    他們都相信預防性戰爭是邏輯的必然，是解決核武擴散的唯一合理方案。一九四八年羅素在某篇文章中寫到：「我提出的理由就像數學證明一樣，是如此明白無誤。」

    日本投降之後，羅素同馮紐曼一樣相信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廣島轟炸之後沒幾天，羅素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說：「蘇聯肯定會學會如何製造原子彈。我認為史達林已經繼承了希特勒統治世界的野心。只有一件事可以挽救世界，那就是美國在今後兩年對蘇聯宣戰，利用原子彈建立世界政府。」他在一九四七年寫信給愛因斯坦：「我想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於威懾俄國，總而言之，我認為與蘇聯達成任何和解的企圖是徒勞無功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羅素在英國皇家學會的午餐上發表演說，這次他說得更直截了當：「但是除非西歐能夠防阻入侵，否則世界的文明將失去幾個世紀。即使要付出代價，我認為戰爭還是值得的。共產主義必須弭平，世界政府必須建立起來。」

    輿論猛烈批評羅素這些觀點：「羅素在漫長生命中累積的智慧提煉出來的話，竟然是死亡和絕望的訊息。他告訴我們的其實就是要我們放棄對人類理性的所有信念，把自己陷入毫無止境的大規模殺戮。羅素爵士，著名的哲學家，提出的是最老式和最血淋淋的謬論──用戰爭結束戰爭。」

    一九五○年底，劍橋大學勞工俱樂部通過決議譴責該部主席羅素，羅素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回應：「我從未鼓吹過預防性戰爭，如果俱樂部成員稍微花一點時間調查一下，就會弄清這個問題。」為什麼羅素這位預防性戰爭的主要倡導者要否認呢？顯然是因為局勢發生了變化。蘇聯的核武庫存擴大了；美國人有了氫彈，蘇聯人也有了氫彈，做惡夢的不一定是突襲的受害者了；遭受突襲的敵國也許沒有什麼大礙，反而可能獲勝，現在雙方都有了第二次打擊的能力。羅素感到不安，因為自己曾支持過戰爭，現在卻積極投身反戰和裁軍運動。一九五八年他成為「核武裁減運動組織」的首任主席，一九六一年他因為發動要求裁減核武的靜坐示威而入獄。

    一九五九年在一次BBC節目訪談中，羅素終於承認他先前支持預防性戰爭的立場，他說：「這完全是真的，而且對此我並不後悔。但那和我現在想的並非不一致。我並非鼓吹預防性戰爭，而是想給蘇聯施加極大的壓力。除非你準備好攤牌，否則無法威脅對方。」

    今天，隨著東西兩方緊張關係的解凍，預防性戰爭看來就像冷戰思惟的一種奇特變形。然而我們此刻仍然面臨許多這一類的問題：當某個國家的安全與整個人類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它應該怎麼辦呢？即使連羅素及馮紐曼那樣聰明的腦袋，也曾支持以戰止戰。北韓日前又揚言若受抵制，不惜一戰，那麼在南韓國家尊嚴與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兩個選項之間，究竟應憑著什麼價值來選擇，也的確是一種兩難困境。

    一九九〇年三月，「萬年國民大會」正在選舉正副總統，一群生活在威權溫床中的老人，無理顢頇，時代倒錯地試圖施展他們最後的影響力。這一場總統選舉紛爭，釋放了台灣累積幾十年鎮壓與反抗的能量，點燃了野百合學運──一齣「老賊」需索無度的鬧劇，激發了民主化的契機。所有的運動神經與組織肌理，處在隨時可迸發的臨界點上。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台灣業已磨練了豐富的反威權、爭民主的運動經驗，剛上台的馬英九政府邀請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由於維安措施過當，違法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引發「威權復辟」的疑慮。這一波社會抗爭，意外點燃了長達兩個月的野草莓學運。

    兩個世代的兩波學生運動，都以令人意外的方式爆發開來，運動現場都瀰漫著嘉年華式的亢奮氛圍，也都標示著新一代青年文化的興起。如今，野百合世代已經紛紛步入中壯年，猶未可知的奇幻與險阻，正在曙光來臨之前展臂迎接野草莓世代。這是年輕世代準備展翅飛翔的時刻。

    兩次學運共有的理想性格，都在關鍵的社會危機時刻，扮演了觸媒的角色。然而，仔細端詳，承載兩個運動的時代與社會構造，卻已經距離如此遙遠。二十年來，世界急速變化，世代快步成長。台灣社會變化幅度之深廣，許多領域已經讓人難以辨識其面貌。

    且看媒體的發展。一九九○年，台灣解嚴不久，地下電台方興未艾；報禁剛剛解除，新報紙紛紛冒出。但是，電視媒體依舊是三家黨政軍電視台聯合壟斷的局面。野百合運動能夠在幾天內動員數以千計的學生聚集，電視媒體扮演了催化角色。二十年後，網路世界已然成形，在野草莓動員的關鍵時刻，BBS、推特與噗浪發揮了極大作用。

    無數活躍的部落客，以半公共、半匿名、去中心化的方式，在新一代的社會運動網絡中擔負著資訊匯流與分流的角色。有人半開玩笑嘲諷說：網路時代，在電腦螢幕上連署宣言者，永遠多於上街頭人數。也有人喟嘆：野百合運動之後發展出幾個全國性學生組織；而野草莓運動後並沒有全國性組織串連。但，這是時代倒錯的批判。

    「鄉民社會」的興起，大大改變了運動組織的內部結構。鄉民社會的溝通方式，是一種嶄新的技術能力，這個技術的質地是：參與感與責任感的分攤不只在街頭動員，而在於網路世界中的ID認同與信任。這個網路世界抵拒單一的、集中化的公共領域軸心；單一而集中的公共領域，是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民主化初階段賴以發聲的場域。因此，一九八〇年代是傳統型公共知識分子最能展露身手的時代，野百合世代繼承了這個傳統，站在那個時代精神的頂峰。如今，公共領域已經轉化為高度分散的、去中心化的「雲端溝通」模式。www發明後的二十年間，我們見證了台灣社會從反威權的高音齊唱，經過眾聲喧嘩的民主化洗禮，而進入後選舉民主年代的繽紛秩序。

    二十年前，由野百合學運所無意激發的民主化契機，讓一九九○年代這整整十年，不僅在各個領域蓬勃發展，也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台灣社會可說充滿自信。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開始，台灣面臨國內外多重危機，內有藍綠對立，外有中國崛起。在此巨大變動的時刻，我們這一被稱為「野百合」的世代，有必要對過去二十年進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個歷史導讀外，也讓曾經歷過的世代更能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