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大愛小學望出去，高山隱約又清晰，
對那瑪夏區南沙魯村的孩子們來說，這個平地小學彷彿那間山上美麗校園的重生；對杉林大愛園區的家長而言，這是莫拉克風災重建歷程中安心的標誌。
今年初春招生，廣納園區內布農族、閩南、客家等多元族群的學童；校舍堅固嶄新，卻雋刻著歷史的光澤，更有著傳承希望火把的使命。
二○○九年八月父親節期間，莫拉克中度颱風直撲臺灣而來，並將全臺一整年度的雨量傾倒於南臺灣，造成六百七十三人死亡，二十六人失蹤，受害地區遍布屏東、高雄、臺東，甚至中部的阿里山，是臺灣近五十年來最讓人心碎的災難之一。
莫拉克，是泰國所提供的熱帶氣旋名字，二○○二年開始使用，意為「綠寶石」，然而這顆綠寶石，卻為太平洋上的福爾摩沙小島帶來重創；二○一○年世界氣象組織颱風委員會公告，正式將「莫拉克」從熱帶氣旋名單中除名。
山崩路斷，屋毀人亡，災後，高達三十三個地區被判定為不宜居住之地，且多位於原住民部落，人們被迫遷離家園，與祖靈慎重道別。
位於高雄市杉林區的月眉農場，成為受災人們安居生根的居住地之一。五十九公頃土地上的新主人來自那瑪夏、六龜、桃源、甲仙、杉林、美濃以及茂林等八個地區，高達一千餘戶，是莫拉克風災遷徙地中，人口數最多的地方。
這個新興社區為臺灣佛教慈濟基金會所援建，於風災後第一百天開工，歷時八十八天日夜興工，以及兩萬人次以工代賑鄉親與志工的投入，新住房拔地而起，在災後第一個農曆新年前提供受災鄉親陸續遷入、安頓身心，而此地則命名為「杉林慈濟大愛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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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包含一千零二戶永久屋，並有兩間教堂、活動中心、社區教室與耆老中心，但是如此規模，在住民心中還不完整；風災兩年半後，重建的定義才終能無所缺憾，因為住民們所期盼、專屬於社區的「民族大愛國民小學」，終於在元月十六日啟用，二月開學。
小學的命名，取自杉林慈濟大愛園區的「大愛」二字，而住民來自不同村落、部落，「民族」一詞代表著社區內多元民族的融合。
然而，對於社區內唯一一個幾乎等同於是全村遷來此的那瑪夏區南沙魯村居民來說，「民族」還富含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因為這不僅是南沙魯的舊地名，也是村莊唯一一所小學的校名；民族大愛國小的落成，對他們來說，彷彿是那所被莫拉克風災毀滅的民族小學，重生於眼前。
高山小學校，全村的幸福
看著山下的新學校，民族國小第一屆畢業生張英讚歎：「看起來很現代化，也很堅固舒服，跟以前山上的民族國小很不一樣。」即使句句真誠，但談起老學校，滿腹的思念與感性拼湊出她的深切情感。
今年五十二歲的張英還記得，民族國小原本是隔壁村莊民權國小的分校，才兩個班級、不過二十幾位學生，直到一九七○年十一月獲准獨立，她剛好是入學年齡，見證學校如何由村民們揮汗徒手，親自搭建一磚一瓦而起。
「蓋學校是全村的大事，只要村長廣播，大家就算在農地工作也會放下農具去幫忙。」主體工程交付建築專業，村民們則協助整地、運土等基本工作；缺乏機具，就以竹竿和竹片編織為擔架，以人力運送土石建材。村長會買來幾袋黑糖，再混以天然山泉水攪拌成黑糖水慰勞大家；為了那甜滋滋的黑糖水，連孩子們也樂得前往工地。
「有時候趁大人不注意，我們伸手下去撈撈看有沒有還沒融化的黑糖塊，撈到後馬上放進嘴巴，然後跑走。」張英憶起小時的調皮，笑容像個小孩。
新的學校距離村莊走路不過三分鐘，孩子們終於不必走上半天的路程到隔壁村念書，家長也安心。
「教室蓋在山坡旁，又沒有做防土牆，下雨過後聽到轟隆聲，老師就要大家往外跑，因為落石有可能滾下來；有好幾次，石頭穿過窗戶掉進教室，差點就打到我們。」不僅有落石危險，天花板以簡單灰黑瓦片鋪整，看來緊密，但一下雨室內滴滴答答，孩子們移動桌子避免淋雨，卻怎麼也躲不掉泥土地的泥濘，經常褲管、書包沾滿污泥。
位於山區僻壤的小學校，少有教師願意前來，在張英的印象中，她的老師大多是代課老師，「只有一位郭老師從來沒離開過，我的兒子也是他教的，他能留下來是因為他是我們村子裏的人。」
四間教室，幾間教師宿舍所組成的民族國小，彷彿有模有樣，卻也處處顯現資源不足的窘境，但對村民來說，「很幸福了，那瑪夏三個村，就我們這個村離小學最近，其他兩個村的孩子都要走兩三公里路才能到校。」
設校三十九年，下課鈴響起
山上生計以務農為主，家家戶戶生活不算豐足；學校老師常帶著孩子到後山種些玉米與木薯，課餘時間輪流拔草顧地，農作物收成所得就拿來替學生們購買筆記本和文具。
「當時，鉛筆即使短得不像話，還是要寫到最後一公分；橡皮擦比較稀少，大家就借來借去。」老校友劉榮貴說，偶爾有點零用錢，孩子們就會去雜貨店買一塊因為潮溼而結塊的黑糖，或是從廚房偷抓一把鹽巴，帶到學校去分享舔食。
當時小孩子玩的遊戲，也是名副其實的大地遊戲，比方撿個自己喜歡的石頭，磨成獨一無二的形狀，就能用來玩上好幾年的跳房子遊戲。隨著年代推移，經濟狀況富足一些，但孩子們依然熱愛爬樹、游泳，造就出山村之子與大地、高山、溪流的情感。
對於前幾屆大多數的畢業生而言，民族國小是這輩子唯一一所學校，許多人畢業後，家中再無閒錢支持升學，張英與劉榮貴都是如此，因此對這間學校的感情也就更為深切。
民族國小位於南沙魯村的最高處，如此美麗的校園在兩年前被大自然的力量推平，後頭那座山被洪水毫不留情地劈成一半，潺潺溪流與世無爭繼續它的路程，誰都想不到這條平時流量稀少、沒沒無名的小野溪，竟會在莫拉克風災時成為滅村的大洪流。
民族國小家長會長高阿美，記得災難發生那一天，大雨造成電路中斷，表弟媳怕天黑視線不好沒辦法煮飯，決定提前煮晚餐，高阿美看一眼手錶，說：「現在才四點五十，這麼早吃晚上一定會肚子餓。」話才說完，屋外就傳來尖叫聲，她和表弟媳跑出門一看，如同浪濤一般的黑色土石流夾帶著大量的石塊與漂流木，自民族國小後方湧出，先沖垮學校，幾秒時間就來到村莊。
大家扶老攜幼，許多人奮力拉起被衝進泥流中的鄉親，但也曾無力地看著朋友被土石流捲走，一聲聲的「救命、救命！」即使事過兩年有餘，高阿美仍舊忘不了。
曾是備受重視，如今僅殘留半棟校舍供村民緬懷，露出的扭曲鋼筋，就像是斷翅的鷹，已經無法再領著孩子們翱翔。
團結在一起，師親生療傷
校園與家園幾乎全毀，要再回去已是不可能，「災後有不少外地的朋友都願意借房子給我住，但我跟先生都拒絕，因為我們村的人有共識，要團結在一起，這樣我們的聲音才會被聽見。」高阿美說。
南沙魯村的村民不僅積極爭取山下永久屋，也集中民族國小師生，不讓他們在開學後分散到各校。身為家長會長，高阿美與當時的校長運用在教育界的人脈，找到離他們臨時收容之地最近的旗山國小，請求商借教室，「旗山國小二話不說就答應，讓我們寄讀。」
政府考量暫時安居之地距離旗山國小有半個小時車程，補助交通車往返接送費用，更提撥經費，鼓勵家長成立愛心媽媽團隊，陪同學生到校上課，並協助就學等事務。
愛心媽媽李太太對於當時各界的幫忙滿心感謝，「小孩子不會對大人談論風災的事情，我們很怕他們心裏有陰影，但也不敢主動討論，那段回憶一勾起，連大人都想哭。」她的小孩曾告訴她，有個孩子雖然看起來與以前無異，在人前會笑會玩，但其實晚上害怕得睡不著覺。「而且剛歷經生死離別，我們也不希望跟孩子們分開，能夠陪他們一起上學，彼此都安心。」
雖是寄讀，但是旗山國小並未分散師生到各個班級，大方出借一棟兩層樓的教學樓，讓民族國小師生得以維持原制，等待學校重建起來的那一天。
對於篤信基督教的南沙魯村民來說，民族國小就像是受洗儀式中的一環，世世代代都是在此成長畢業，一度因為人口外流，學生人數差點落在廢校規定的五十人，「那時候我們只要看到還能生的婦女，就會叫她趕快生！」
「民族國小是我們的根，我們不能失去它。」李太太說。
世世代代的根，成為洪災中第一個被沖垮的村中建築物；亦有村民感性地說，民族國小面對災難首當其衝，挺身幫他們多爭取幾秒的逃難時間……
重建學校成為遷徙山下的首要條件，而旗山國小的情義相挺與政府單位的支持，讓民族國小即使失去山上的校舍，仍有喘息機會，尋覓復校的希望。
老鐘新校區，重生在杉林
「慈濟要援建永久屋時，我們另外提出兩項需求，一是要幫我們蓋教堂，再來就是蓋學校。」高阿美如今一席話聽來輕鬆，但當初村民們戰戰兢兢，「幸好，慈濟很快就答應我們。」
經過申請、協調以及藍圖幾度更改設計，由慈濟援建主體建築、高雄市政府結合其他組織和資源規畫相關建設，讓民族國小在今年啟用招生，招收社區內所有學齡兒童。
元月十六日校舍移交典禮，冷風與細雨飄搖圍繞，許多鄉親參與見證；其中一項活動，學生背著一座小鐘爬上小坡，並由師長將它吊掛在校門口正中央時，許多南沙魯村民一眼就認出這座小鐘，眼淚奪眶而出——這座鐘，伴隨著歷歷代代民族國小的學生，它敲響上學訊息，也敲出放學的歡喜。
劉榮貴目前在民族大愛國小擔任保全人員，從小小的警衛室望出去，那座鐘就懸掛在面前，「我對它是有愛又有恨！」
劉榮貴還記得就學時，那座鐘被掛在走廊的一根木頭上，鐘下懸著一條繩子，「我們最期待校工走到那裏，大力搖動那根繩子、敲響下課鐘；可是當我們在操場玩得正起勁時，看到校工又走過來，喔，好生氣！」邊說，他還邊踱腳。
劉榮貴說，校工相當用心，上課鐘與下課鐘的頻率設計不一樣，相同的是，他敲鐘的力道相當強大，三分鐘路程外的村莊都能聽見。「後來木頭開始腐朽，再加上校工敲太用力，有一次敲到一半整座鐘就掉下來。」劉榮貴笑得擠出眼淚，「當我們期盼下課時間能因此久一點，校工馬上去後山找一根竹子，重新把鐘釘上去，完全不讓我們占便宜。」
劉榮貴怎麼也沒想到，這個讓他有愛有恨的東西，竟成為災難後民族國小唯一倖存的物件。「幾位村民與搜救隊員一起回村尋找倖存者，意外在幾乎全毀的校園附近找到這座鐘，就把它帶下山來了。」
「這座鐘，或許就是要告訴我們，民族國小不會滅！」高阿美接口。站在民族大愛國小的走廊上，那天一向溫熱的高雄氣溫難得降到攝氏十度，高阿美說起話來吞雲吐霧，然而寒冷並未澆熄字句間的熱切，她開心地說：「你看，現在民族國小重生了，它回來了。」
求教育品質，天下父母心
在村民們鍥而不捨的奔走中，學校終於在山下的新生地重建。然而，孩子們剛從山上被迫寄讀在山下的學校，不到三年又要換一個全然不同的教學環境，不會有適應上的困難嗎？
幾位媽媽聽了異口同聲地說：「完全不會！」
其中又屬高阿美的舉例最為貼切。「我們原住民小孩就像變色龍，到哪裏都能適應，只要讓他們有空間跑就好了。」開學前一天的返校日，分明七點半集合，大部分的孩子興奮得在七點前就到校。「一點都不用擔心適應問題，我們家長也終於可以安心，不必擔心他們上學路上會不會發生危險。」
不過家長們也坦承，學校蓋在山下，對孩子們來說的確失去許多樂趣。
「夏天實在太熱了，以前在山上，孩子們可以去溪邊玩水，這裏什麼都沒有。」高阿美說，後來他們就到杉林大愛園區後邊的那座山，尋找可供孩子們沖涼玩耍的水源，「後面是有一條小溪，不過用人工圍起水泥牆，看起來就像大排水溝，但找不到更好的，還是得將就一點。」
平地與山上的就學環境各有優劣，山上得到的是與大自然共舞的快樂，在平地或許不如以往快活，「但是在山下，我們的孩子才能跟平地的孩子在同一條起跑線，不會因為教師品質、補教資源等不足輸給他們。」高阿美說，像她這樣四十出頭、有念過一點書的家長，深知教育對孩子的影響。
「來到山下，想法必定會跟著改變。」單親扶養兩個孩子的劉榮貴談起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幽默的朗笑讓嚴肅取而代之，「到山下就明顯感覺到競爭壓力，很多人開始讓小孩去補習，隨之而來的，就是家長要更努力工作，不能像在山上那麼樂觀，吃飽餓不死就好。」
為了孩子，許多家長也嘗試改變自己，劉榮貴就是其中之一。
劉榮貴以前在山上有個綽號叫「劉茫」，「因為我每天喝得醉茫茫，一直拉別人喝酒，喝了酒脾氣又不好，還破壞公物，大家看到我就怕。」
「以前我一天可以花五百元買酒，現在我的孩子一個念高中，一個讀大學，學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我女兒為了繼續念書，省吃儉用，一週的生活費才花五百元，我就下定決心要戒酒。」
古代孟母為子三遷，在現代，有一群人為了爭取下一代的教育條件，也牽動了舊有習性。愛孩子的心無論古今，都是亙久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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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或許留下創傷，但小孩適應能力強，只要能跑能跳發揮精力，家人陪伴身旁，大抵安然。反觀大人們遷居後，面對現實生活，才真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像劉榮貴即使戒斷杯中物，省下一筆開銷，但生活仍然不好過，「在山上是接山泉水，不需要水費，瓦斯也只不過用來炒菜而已，洗澡水都是撿木頭來燒，吃菜吃米都可以自己種，支出很少；在這裏不一樣，什麼東西都要錢。」當大家接到第一張水費通知單時，紛紛覺得實在不可思議。
劉榮貴說，政府撥款成立八八風災臨工專案，聘請受災鄉親工作，一日工資八百元，期間機會愈來愈少，有時候還得排上好幾個梯次才能等到工作；今年元月底，連這項臨工專案也進入尾聲。
「來到山下，我們沒有地，不能種東西自給自足，出去外面工作，五十好幾太老了，人家不要。」劉榮貴無奈，一度與念大學的女兒商討，再找不到工作恐怕得委屈她轉讀夜間部，半工半讀完成學業，「還好後來找到學校保全的工作。」
但保全工作機會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劉榮貴指著學校旁邊的廣場，「很多人失業之後就在那裏喝悶酒，醉了就躺下來；現在失業問題，才是園區最大的隱憂。」
兩年半來，因莫拉克所苦的這群人一直在努力著，尋求安居之地，爭取校園復建，如今硬體建設已近尾聲，還有許多挑戰等著他們。
劉榮貴的談話告一段落，民族大愛國小的鐘聲響起，卻不再是那座老鐘的清脆聲，取而代之的是透過喇叭所傳出的音樂。
山上的民族國小毀了，但留下一座流傳數十載的老鐘，象徵民族精神不滅；村民們山上的家也毀了，但是他們的性命還在，即使遷居平地，堅毅不撓的個性不滅，樂觀看待人生的精神猶存，堅信已經克服過如此多困難的他們終會站起身來並昂首挺立，就如高阿美所說的，「沒有人想當災民。兩年多已經過去，我們也不再是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