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的英國殖民，
讓香港擁有中西文化兼具、
福利良好的特色；
經濟開放、市井繁榮的背後，
隱藏著弱勢新移民日增、
貧富差距日深的現象。
在暗角，有人在等待著那藍色身影的到來——
勤快的步伐、傾聽的神情，
彷彿月光溫柔地撫觸著，
那渴望愛的心靈……
走入這棟有五十年屋齡的政府公屋，典型的香港印象印入眼簾——一條幽暗而長的陳舊走道，十幾戶人家鐵門緊閉，其中一道門後便是周玉蓮的家。
隨著這位香港慈濟志業開路先鋒進入屋內，她找出舊相本，指了照片中亮麗的身影，那是二十年前，她剛認識慈濟時，三十多歲的模樣；而今頭髮花白、衣著樸實，但唯一不變的，是那顆熱切的心。
因為一本介紹慈濟的書籍，讓她跟著一群朋友專程飛往臺灣花蓮，走進靜思精舍；當年只聽得懂幾句普通話的她們，在此找到內心深處的答案，並且發願將慈濟的種子帶回香港播下。
一九九四年，她承擔了志工招募組長任務，但之前她連一次志工都沒做過；然而沙田醫院接納了他們，從病患關懷開啟悲心，十八年來持之以恆，院方將每年十月的最後一個週日訂為「慈濟日」。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慈濟，他們走入國際盛事香港書展，從寄居其他出版社的一張桌子，到如今二十張桌臺的陣容展示慈濟出版品。當年跟著周玉蓮推展慈濟人文的李燕珊說，她們就像清兵在胸口掛了一個「勇」字，大家只有一個心念——多一個人看上人的書，就會多一個人心靈淨化。
她們拉著一箱箱的書籍，走入學校、機構推廣清流。有次到青蓮臺的漢華中學，拖著兩個裝滿書的箱子，爬上兩百多級石階；還有次到贊育醫院擺書攤，位置就在洗衣房門口，忍受燠熱，但幾小時只賣出一本書。
那分勇往直前、使命必達的精神，可以從周玉蓮放下如日中天的保險事業、投入志業的決心可見一斑。
過去二十年，她與一對兒女居住在這大約十八坪的家中，曾經有機會換購更大的公屋，兒女也十分期待有自己的房間，但就在她提領現金要去下訂的當天，聽聞慈濟正為尼泊爾水患募款建房；她想：「房子有得住就好，比起沒家的受災戶而言，我已經很幸福。」於是她把買房的款項全數捐出。
「回到家，女兒問我新家是什麼樣子？我說幫我們三個人各買了一棟不一樣的屋子。」周玉蓮笑說，兒女當時年紀小，還埋怨了她好久；直到年歲增長才明白母親當初的決定，是因為對人懷抱濃厚的愛。
周玉蓮在兒女成家搬出去後，打通臥房與客廳作為工作空間，而另一間臥室則存放了大量的慈濟書籍、光碟。這小小斗室，守護著周玉蓮大大的願力，走出慈善、人文、醫療等慈濟志業發展。
嬋姊生命最後的半個月
周玉蓮拿出一張泛黃的紙本紀錄，有著她的手寫字跡，那是第一個關懷個案嬋姊的故事。
嬋姊是位保母，照顧過很多孩子，一生未婚的她，九十多歲住進位於馬鞍山的沙田醫院，因久病厭世，她不吃不喝、不說話，希望能夠早一日離開敗壞的身體。醫護人員苦勸無法得到回應，於是商請慈濟幫忙。
幾位住在附近的志工，開始每天輪流熬粥帶進醫院，陪嬋姊說話、幫她按摩、餵她喝粥，周玉蓮說：「她也是不理我們，過了好些天後，開始願意與我們說話，細數她從前帶過的孩子，並且喝我們帶去的粥。」關懷了半個月，一天嬋姊醒來，便要求護士幫她梳洗，之後吃了飯，輕聲地說：「我累了，想睡一下。」那天，嬋姊就在睡夢中安詳往生。
「嬋姊生命最後，因為有慈濟人陪伴而不孤單，也給我們上了一課。」周玉蓮說。
公立沙田醫院有二十一年歷史，成立之初照養近百名老人家；醫療費用由政府負責，但卻少有親人來訪，也沒有團體關懷，讓前去探訪的周玉蓮與陳恩妮感觸很深：「為什麼孤兒有人認養，老人家就沒有呢？」她們獲得院方同意，擬定每週訪視企畫。
周玉蓮笑說：「已經答應院方了，才開始想人力從哪裏來！」一九九四年，香港慈濟聯絡處剛成立一年，有志工擔心：「我們不過十多人，怎麼有辦法關懷九十九位老人家！」周玉蓮詢問住在馬鞍山社區的凌佩文：「和你一樣早晨不用趕著上班，參加太極社團的人多嗎？」凌佩文說：「很多，我們運動完就會相約茶樓飲茶。」
周玉蓮於是去茶樓「開講」，從上人的故事講到慈濟世界，再講到花蓮慈濟醫院首任院長杜詩綿的奉獻，感動了這群太太，願意參與沙田醫院的服務。
招募志工的同時，周玉蓮也頻繁往沙田醫院跑，逐一記錄老人家的身體狀況與需求，手寫整理成一本本檔案夾，希望讓大家更貼近老人家的心；而當時的院長劉浩，替這群新手志工安排培訓課程，邀請專業人員從推輪椅、與院友對話教起，最後通過測試、領得證件才能上線服務。
這二十多位家庭婦女組成的志工團，就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浩浩蕩蕩走進沙田醫院關懷院友。
ＳＡＲＳ襲港的危機年代
最初幾次醫院探訪，志工們面對病弱或者失智的老人家深感無力又挫折。
「那位公公只是一直流著口水，我和他交談好像和空氣說話。」「婆婆對我的問候都沒有反應，這樣的關懷真的有用嗎？」……
周玉蓮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一次到院與社工討論事情，恰好一位婆婆的尿布用完了，護理人員打了數通電話通知，婆婆的女兒姍姍來遲，將尿布往婆婆身上丟去，咆哮著：「現在是世界大戰了嗎？為什麼這樣催我！」婆婆瞬間滑下眼淚……
「我知道，婆婆的內心深處一定很悲傷，只是她說不出來！我們的陪伴，公公、婆婆們一定感受得到！」於是志工彼此分享經驗，相互提醒「付出無所求」。老人護理科病房的張少瑛護理長說：「當初，聽到不少醫護人員抱怨志工穿梭病房、陪老人家聊天，只是在阻礙工作。但是時間一久，大家都發現，老人家的情緒變好了，才理解志工的陪伴是有益的。」
有志一同到院服務的人愈來愈多，每當假日或特殊節日，志工還會帶上兒女，歌唱舞蹈與病患同樂；長年關懷受到信任，志工也不時接到醫院同仁打來的求助電話。
當年坐在那幫飲茶婦女之間，馮少蘭與馮少群姊妹聽著周玉蓮所說的慈濟故事，不假思索報名參與，「她的表情很真誠，直覺她不會騙我們。」她們不僅自己投入，十幾年來也號召家族成員當志工。
「沙田醫院的探訪，教會我們很多事情。」馮少群說，表面上陪伴院友，付出過程中得到更多；多年後，父親因病臥床，她們與妹妹馮少蓮純熟而貼心地照顧，直到爸爸往生都不見身上有褥瘡。馮少蓮說：「如果沒有做醫院探訪，我們不曉得怎麼面對生病的老人家。」
在周玉蓮的記憶裏，十八年的沙田醫院關懷，只暫停過一年，那是二○○三年，在廣東、香港和越南爆發的ＳＡＲＳ疫情，蔓延二十餘個國家地區，香港頓時成為全球新聞焦點。
周玉蓮說：「ＳＡＲＳ看起來是疾病，但我卻覺得是心靈病毒。」人與人之間相互防範、疏離，醫護人員更面臨極大身心壓力；於是志工主動與照顧醫護人員的醫院管理局「心靈綠洲」機構接洽，透過他們將慈濟愛灑人間的音樂光碟、隨身聽以及手寫的祝福小卡送給前線醫護同仁。
疫情舒緩後，站在前線的醫管局主管卻面對輿論壓力而辭職下臺；志工送上卡片和上人著作，鼓舞切莫失去信心，收到這分禮物的高永文醫師，因此認識慈濟，更感動於上人對醫療人文的重視；爾後透過他的建議，慈濟開始在被喻為「悲情城市」的天水圍展開關懷，踏出香港慈濟醫療志業的第一步。
悲情城市的陽光使者
香港西北方新界區、緊鄰深圳的天水圍社區，矗立著政府大量興建的公營房屋，「由於屋價便宜，許多年紀較大或社會競爭力較差的香港男子，到大陸娶了妻子後，便居住在此；老夫少妻之間常有隔閡。」志工吳賢林說，許多低收入的家庭倚靠著政府綜合援助金，雖得省吃儉用，但不至無法過活，卻經常發生家庭暴力事件或是跳樓輕生的社會案件。
二○○八年，慈濟志工首次走進天水圍舉辦健康檢查，慈濟人醫會醫師初步問診，評估是否寫轉介書讓居民得以到醫院詳細檢查；志工也接受政府「家暴會」、「婦女組」等單位轉來的個案，進行長期關懷。
慈濟人醫會聯繫人馮少蓮，戴著口罩與耳機，來回奔走在天水圍義檢會場，關照著所有醫護人員的情況；「雖然每三個月一次義檢，但幾乎每天都花心思在籌備規畫中。」從場地申請、聯絡人力，到義檢前一天打電話提醒居民隔天的活動，她笑說：「有次忙到深夜，還在和施頌鈴通電話討論，她一邊在洗碗，我則一邊在幫先生剪頭髮。」
如此投入，是因為她面對這群身居異鄉、與自己年齡相仿卻走不出心靈牢籠的婦女，深覺有人陪伴很重要：「有時我們只是扮演傾聽角色，便可以讓她們感覺到有人關心。」
女人們來港築夢，卻因語言隔閡、年齡差距等因素而夢碎；志工實際接觸，發現她們的需要其實很簡單，「她們也想融入香港社會，最想知道的就是香港人如何生活？香港料理怎麼做？我們就是聽她們講，透過家常對談，讓她們抒發情感，心底話講出來才有辦法協助解決難題。」馮少蓮說。
來自廣東的鍾彩紅，十二年前與香港丈夫結婚，在家鄉生下雙胞胎兒子，直到孩子就學年齡才移民來港，一家團圓。但夫妻經常口角，八十高齡的先生更是暴力相向，孩子住進庇護中心，而沒想到她在工作時，竟遭人縱火燒傷。
因傷失業的她，依靠著傷殘金和孩子的綜合援助金度日，心懷憎恨以淚洗面；直到志工在二○一○年發現她，先是給予二手家具改善起居品質，並到庇護中心照看兩個孩子的學習狀況，也關心她回診就醫情況，並補助醫療費用。
在志工的關懷下，鍾彩虹生活逐漸穩定，也接回孩子同住。她說，在香港沒有朋友，受傷後更是不敢面對人群，封閉自己，就像是被關在牢裏，每當志工來訪，她彷彿被痛苦釋放，看見一點陽光。這兩年多來，她偶爾仍會陷入情緒泥淖，但已經能夠走出家門打工，「我很謝謝師姊來陪伴我，聽我訴苦。」
新移民家庭舉目有親
三年來慈濟在天水圍的醫療服務獲得肯定，今年獲准進駐政府籌辦的社區服務中心，將以更多元的方式深入關懷。
而曾經服務沙田醫院的社工，轉任到深水?地區，向志工通報了該區的貧苦交迫：「年輕人失業、學童失學、老人家失依。」
老區深水?的居住人口，大部分是新移民，不僅收入低，很多人也不符合綜合援助金資格，還有青少年面臨失學危機，於是志工將義檢帶進深水?，並且於二○○九年開辦安心就學計畫，由學校提出需要協助的學生名單，再由志工家訪後決定補助金額；目前服務範圍擴展到全港十八區，三年來總計資助約三百五十四人次。
跟著梁雪渟的腳步，我們遠離熱鬧的旺角購物商圈，來到一棟老舊的公寓，循著狹窄的樓梯而上，一層樓有兩個單位的住房，然而左邊這個單位卻被隔成三個更小的房間。
梁雪渟打開有著綠色門簾的那間小套房，裏面擺放著上下鋪、一張書桌，勉強再區隔出一個極小的廚房及衛浴，不到三坪的空間，我們一行四人加上梁雪渟就填滿了。這是她與媽媽棲身之所，一個月三千元港幣（約新臺幣一萬兩千元）的房租，幾乎等於她在便利商店上大夜班的月薪。
從廣東移民來港未滿七年，梁雪渟和媽媽尚未符合申請公營房屋的資格，工資所得也不足以支付昂貴的房租，只得犧牲生活品質，屈身在這樣的房中房；而和她們一樣的人並不在少數，不難看出香港地狹人稠與貧富差距。
梁雪渟就讀初中時，父親罹患肝癌末期，家中頓失經濟支柱繳不出學費，她也險些休學，後來老師提報與慈濟志工相識，解除燃眉之急。
「剛剛過完年，父親便在醫院往生了。」梁雪渟想起當時的驚慌失措，眼眶紅了；她與母親在香港舉目無親，唯一想到的就是慈濟志工。「我們打電話到慈濟分會去，志工們馬上就來醫院。」志工不僅協助處理後事，並且持續關懷母女倆，不時到家中探望；曾經梁太太因病無法工作，慈濟也提供應急金。
現在，梁太太重新回到工作崗位，梁雪渟這學期則選修了幼兒教育，「希望能夠成為幼教老師，所以現在要開始存大學費用。」
趁著開學前，慈濟志工顏彩雲趕著替梁雪渟送來助學金，讓她繳出高中學費。「和他們就像家人一樣。」梁雪渟擦去淚水，挽著顏彩雲，親暱如母女。志工則叮嚀她雖然為了賺錢犧牲睡眠，但還是要注意身體健康，「安心讀書，有什麼困難都可以跟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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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十九年前的相片，一群婦女排排站在上人身邊；一個個辨識，依然是今日奔走在香港大街小巷的面容；而個頭嬌小、已經當祖母的馮少蘭，還有個「監護人」的工作。
在沙田醫院關懷時所結識的雪芳婆婆，出院後沒有家人照料，獨居的她外出經常會迷路。多年前，醫院社工向馮少蘭提起，可不可以將馮少蘭列為她的監護人，代為照顧、代領生活津貼；馮少蘭欣然應允。
每當雪芳婆婆走丟了，就會有人按照她身上帶著的電話號碼，打電話給馮少蘭，「不論我人在哪裏，都會去把她接回家。」年近九十歲的雪芳婆婆，身體狀況不斷，但是馮少蘭不怕麻煩，有時候馮家姊妹還會帶上全家人到婆婆家中熱鬧熱鬧。馮少蘭說，早就把婆婆當作自家人，「只要婆婆認得我們，我就很高興了！」
走在香港街頭，身旁人群一張張臉讀不出任何感情；地鐵人潮洶湧，車上空間擁擠，人與人之間毫無距離，卻仍是有辦法各看各的報紙、分秒必爭……但每每跟志工接觸，他們對陌生人的熱情和耐心總令人驚訝；雖然香港社會福利健全，慈善組織密度高，但他們以慈悲的觸角察覺苦難，以生命走入苦難者的生命，走出一條慈悲之路。
「香港人有很多生活娛樂，喝茶、逛街、看電影……但你可以選擇物質享受，也可以選擇心靈富裕。」周玉蓮說，那些享受會過去，但志工路走來的風光卻歷歷在目；現在她對生活沒有其他要求，只求天天做慈濟，因此兒子經常笑說：「媽媽除了沒把床搬去慈濟，什麼都是慈濟的了。」
周玉蓮說：「好像付出了很多，其實是收穫了很多；如果沒有慈濟，我們怎麼能有這麼多的心靈資糧？」
（資料提供╱陳悅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