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戰，一種不可避免之惡
其實，我並不喜歡筆戰，無論加入或旁觀。
──對於一篇將要討論筆戰的文章而言，這份自白顯得可疑。尤其，過去市面上已有兩本專以台灣文學史當中的筆戰為主題的書：其一是國立台灣文學館企畫的《不服來戰：憤青作家百年筆戰實錄》（奇異果文創，2020），我忝列作者之一；其二是朱宥勳《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大塊文化，2023），我曾在書出版後與他對談，名字也出現在書內一角。提及這兩本書不是掠美，只是，既然與它們、與「筆戰」這個主題有著或近或遠的關係，卻如今才表明自己「不喜歡筆戰」，未免矛盾。
但是身處資訊傳播幾乎無時差的當代，實在無法真心喜歡筆戰。我同意批判之必要、同意真理能靠辯論而臻至明晰，也反感於鄉愿的八面玲瓏或假中立的各打五十大板；可是我也愈發相信人類內在理性與感性運作的必然互斥──情緒愈強烈，就愈容易忽略邏輯推論上的缺漏，只把注意力投注在各方自己想要關注的部分。於是，當課題尚處在討論的階段，或許受關注程度有限，卻能維持理性互動，還保有思考的空間；可一旦討論轉化為「戰」的形式，眾人情緒開始高昂，課題備受關注，卻不一定能同等帶動討論品質的提升。
其結果，可能課題還沒獲得共識，局中各方人馬卻已大大消耗心神、埋下宿怨、互貼標籤加深刻板印象、堅持己見愈復剛愎自用，接著是相似的討論定期重複發作，加深的嫌隙遠大於相互理解……站在歷史的尾端回望，已經不曉得親眼見過多少次這樣的輪迴，更覺每下愈況，想來，很難不悲觀。
可是另一方面，希望筆戰永遠不要發生，也是過於天真的妄想。縱使不提文人相輕的好惡層面，但凡理念理想崇高了起來，互斥勢必隨之而來，爭執遂也在所難免。這樣說起來，筆戰更像是一種不可避免之惡了。我不喜歡的是筆戰之惡，卻因不可避免，上策仍舊唯有面對。
▋「新舊文學論戰」是這麼開啟的
就一般通說而言，對於發生在台灣文學史上日治時期的新舊文學論戰，會這樣描述──
1924年，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一個名叫張我軍的年輕人，於《台灣民報》這份由台灣人創辦、有「台灣民眾唯一的言論機構」之稱的重要刊物上，前後發表了兩篇文章：該年四月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與十一月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這兩篇文章的言語凌厲，尖酸刻薄，抨擊台灣的「舊文學」絲毫不留情面，旋即引發巨大迴響，附和者有之，駁斥者有之，於是雙方形成了一場長達數年的交鋒爭論，遂以「新舊文學論戰」為名──不過，稱「舊文學」，而非「古典文學」、「傳統文學」，並將之與「『新』文學」並置，本身就已經隱含了一種價值評斷。
深入討論前，先讓我們把鏡頭拉遠，更全面地向前俯瞰。二十世紀的一○年代，世界各地局勢都風起雲湧，更在1914至18年間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以後，全球的秩序面臨重組，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民族自決的原則，認為一個擁有共同民族意識的群體，就有權利自治，不受外部勢力干預。這樣的主張使得保加利亞、波蘭等歐洲國家自解體了的舊帝國當中脫胎而出，其餘波也進一步蔓延，遂在亞洲促成了朝鮮的三一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當然，也醞釀了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生。
今日我們或許較習慣盡可能將政治與文化分開討論，然而觀諸當時言論，人們傾向認為一個民族在政治上的獨立、自治，與這個民族於文化層面的強盛，兩者互為表裡；更有甚者，在當時是將文學視為文化最主要的表徵。比如1920年，正留學日本的台灣知識分子陳炘就在〈文學與職務〉一文中提到：「文學者，乃文化之先驅也。文學之道廢，民族無不與之俱衰；文學之道興，民族無不與之俱盛。故文學者，不可不以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為其職務也。」
在當代，我們討論一個國家強盛、進步與否，判斷的基準可能更重視經濟富庶（人均GDP或恩格爾係數）、天然資源或軍事層面，再往下則是公共面向的如政治制度自由與否、公衛體系健全與否及平均餘命，或者是勞工權益或性別權益等實際生活面向，「文化」經常是附帶提及的──或者更精準地說，附帶提及的是「狹義的文化」，如藝術、音樂、文學──然而在過往的時代，文學的地位曾經舉足輕重，與民族整體文化，乃至國家強盛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張我軍發出的言論，正是出自這樣的背景。
張我軍發表這些文章時年僅二十二，人正於北京留學，因此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餘波影響，也接觸到胡適、陳獨秀等人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於是開始極力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藉此啟蒙廣大民眾。在前述的兩篇文章之後，張我軍還在同樣的報紙上發表一系列宛如檄文的言論：〈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1924年十一月）、〈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1925年一月）、〈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1925年一月）等，砲火猛烈不絕。
▋新文學，非戰不可
張我軍無疑是戰火中心，他的言論縱使放在今天也會讓人血脈賁張，試看這些原句：「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總之，現在台灣的文學，如站在泥窟裡的人，愈掙扎愈沉下去，終於要溺死於臭泥裡了呵」、「台灣並不是沒有受了中國文學革命或其他的影響而已覺醒的人，但大多數的人，對於文學革命的意義還沒有了然明白。一方面又有許多無恥之徒，欲逆天背理，呆頭呆腦豎著舊文學的妖旗，在文壇上大張其聲勢」──攻訐之外，這些文字更透露出一股迫切。
有這種迫切感的並非只有張我軍一人。事實上，在他之前，已有其他留學生、知識分子努力將世界大勢與亞洲風起雲湧的動向引進台灣，試圖從文化、文學層面救亡圖存。除了前引陳炘〈文學與職務〉以外，甘文芳〈現實社會與文學〉（1921）、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1921／1922）、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1923）、黃朝琴〈漢文改革論〉（1923）等，都是一般在討論台灣新文學運動之發軔時，必定會提及的論文。概言之，這些文章除了闡明文學的重要性，也都鼓吹言文一致、我手寫我口的精神，希望在台灣推動（北京）白話文。
嚴格來說，推動白話文、貶斥古文，屬於一般文字語體層面的改造，還沒有那麼直接地涉及文學本身，此外，在張我軍之前，這些意見的態度上也較偏向溫和改革路線，故而沒有激起熱烈的筆戰。可它們仍然擲地有聲，譬如前已提及的《台灣民報》創刊於1923年四月，就是一份全白話文的報紙，發刊之初更創設白話文研究會；這些，都可謂是其倡議、引入中國白話文運動潮流之實質影響。
只是，溫和改革有其限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絕大部分台灣人使用的語言是台語，和以北京話為基底的白話文並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說，白話文並不符合絕大多數台灣人的語言習慣；另一方面，台灣處於殖民情境底下，生活習慣、文化、語言等，都逐漸朝日本靠攏，而自清朝遺留下的漢文化傳統及素養則日益式微，因此，受過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反倒更重視古典詩文，並視之為與祖國的精神聯繫。又再加上，殖民統治者本就不樂見被殖民者在各種意義上的強盛。種種因素，最終使得白話文運動及新文學運動尚未就此──如對岸的新中國那樣──如火如荼展開。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張我軍才非戰不可。如此尖銳激烈的措辭，以一種討伐的態度升高對立，可能是不得不之下所採取的策略，也可能只是單純出於內在恨鐵不成鋼的焦急。但無論如何，以後見之明來看，這一戰，確實打破了（或者該說：得要這麼一戰，才能打破）當時台灣傳統知識分子普遍根深柢固抗拒白話文、新文學的觀念。
▋一點蛇足：筆戰與台灣文學史的建構
新舊文學論戰大大推進了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這已是定論。也因此，這場筆戰幾乎可說是位在台灣新文學史的起點之前，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在接觸其他文學史的時候，我似乎不曾感受到有哪場論戰，同樣具有這麼大的存在感。這並不是說在別的文學史當中沒有任何論戰。回想中國古典文學史也不乏論戰：中唐的古文運動、明末公安派以性靈反對復古、清桐城之倡義法等，又或是十七世紀英法的古今之爭、十九世紀法國圍繞古典與浪漫的埃爾納尼之戰等，都可編入此列。只是，這些都不具備那種根本上的重要性。
另一個讓我感受到差異之處則是，在其他文學史當中，論戰與作品的關聯較密切，但台灣文學史，尤其限定在日治時期的論戰其本身，則經常未必緣於具體的作品，更偏向理念的爭辯或話語權的競奪。而在各種論述、主義、理念的鬥爭，畫出框架，立定路標，隨後才是作家前行開墾，最終才孕化出作品以填路。簡而言之，在日治時期台灣，作品更常是論戰之果，而非其因。
指出這點，並不意在批評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品意念先行──即使意念真的走在作品前面，那些銘刻在此時期文學史上的名篇，依舊都耐得住時光淘洗與精讀──而是作為一種提醒：在面對史料的言說與創作時，不能單純以今日藝術的自律自發或是文以載道的淑世理念去想像，更應該體察到當時殖民情境下的多重焦慮──或許，就是得要先透過筆戰的形式來處理這心中溢出的焦慮，才有辦法更適切地將胸中思索轉化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