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佐（Yannis Ritsos,1909-1990）

黎佐堅信「詩是一種活下去的方式」……

希臘詩人黎佐的一首短詩，詩人許達然譯為〈三行連句〉，常常浮現我的腦海。雖然只有短短三行，但寓意深遠的這首詩，與詩人在海邊的寫作相互輝映。

當他寫時不看海，
他感到鉛筆在指尖顫抖──
正是燈塔亮起時。

海的意象是希臘的風景意象。寫時不看海，但海存在著。不看海，因為專注於紙頁。鉛筆在指尖顫抖，意味的是動筆書寫。而燈塔亮起，既有空間意象，也有時間意味。燈塔與鉛筆，亮在海岬的光和亮在紙頁的光是重疊的，而且意味著時序入夜，從專注於紙頁到動筆，經歷的時間並未述明，但隱含著時間的幅度，隱喻了書寫消耗的心力。

黎佐有許多短詩，意義雋永，耐人尋味，印象裡，除了許達然，旅居美國的翻譯家黃瑛子也譯介了一些。而王浩威這位有詩人身分的精神科醫師，曾經在旅行希臘的隨筆，提到他在黎佐居住的小島，看到一個詩人的作品如何成為觀光客購買的創意產品，包括詩集、明信片、朗讀CD等等。黃瑛子譯介的黎佐詩〈夏日〉也是我常常想起的作品。

房子裡
四個窗戶懸掛天空和海洋的十四行詩
一枝孤單的罌粟花
是夏日腕上的手錶，指著：
正午12時，於是你覺得
頭髮被掛在陽光的指頭上
自由自在的盪在光中，風中

在暑夏的炎熱天氣裡，讀到黎佐的這首詩，太貼切了。在看到天空和海洋的希臘場景，那景象被詩人喻為在窗戶的十四行詩。紅通通的太陽及罌粟花，正午12時，是太陽喻示的手錶。這麼熱，像是頭髮被掛在陽光的指頭上。但有風，因此頭髮自由自在飄盪著。

我以〈愛琴海映照的生命頌歌和哀歌〉，譯介了黎佐的十多首詩。也曾在一篇談俳句的隨筆，引述他的一些三行連句──這應該是受到俳句影響的短詩。

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
那麼多身體要去哪？樹上，風──睡了
一條破舊灰色褲子

三個拉丁美洲國家，三個反映拉丁美洲政治動盪的國家。詩裡呈現的應該是民眾的流動，或游擊隊現象。夜晚露宿於樹林時，風停息，看見晾曬於樹上的換洗褲子。短短的行句，顯示了一個東南歐詩人對遠方國度的關懷。

作為一位信仰馬克斯主義、關心社會的詩人，黎佐堅信「詩是一種活下去的方式」，他「信仰詩、愛、死亡」，並說「我寫詩，我寫世界；我存在，世界存在」，因為這樣的堅持，即使在希臘軍事統治的獨裁時期，被監禁在獄中，他仍然寫作不輟，把詩藏在瓶子裡。1950年代，世界各地的詩人、藝術家聶魯達、沙特、畢卡索紛紛加以聲援，黎佐才從監獄被改為流放希臘一個小島，大約十五年期間的軟禁狀態。一直到1970年代初，他的作品才得以再出版。

寫作經歷1930年代末期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的黎佐，有詩、劇本、小說和翻譯作品，他的詩被廣泛介紹到世界各個國家，也曾被聶魯達推薦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在他自己的國度，黎佐廣為人知，深受希臘人喜愛。

〈和平〉這首詩，出自詩集《守夜》，是他在1953年的作品，正當希臘二戰後內戰（1948-1953）的尾聲，他被監禁在集中營時。作為一位曾參加社會主義者希臘民主左翼陣營的詩人，他對於和平懷有信念與憧憬，流露在詩的行句，成為動人的聲音。

孩子的夢是和平，
母親的夢是和平，
在樹林下的愛之語字是和平。

眼裡帶著開朗的笑從婚禮回來
手中的籃子滿是水果
額頭上有水珠
像水壺的水冷卻時滴在窗檯，
是和平。

當傷害在世界的臉龐療瘡
砲火炸開的坑洞我們已種植了樹木
並且被大火燃燒的心裡綻開新芽
以便死亡翻轉另一個面向入睡時無須抱怨
知道他們的血不會白流，
這就是和平。

和平是夜晚食物的味道，
當一部汽車在街上停下來不意味恐懼，
當門上一個敲響意味一個朋友，
而且打開一扇窗的每一個小時意味天空
愉悅著我們的眼睛以它多采多姿的遙遠鈴鐺，
這就是和平。

和平是醒來的小孩面前一杯溫牛乳和一本書。
當麥桿依附著一株麥桿說著：光啊，光啊，
而地平線的麥子在光中滿溢，
這就是和平。

當監獄改置為圖書館，
當一首歌夜晚從一個門檻到一個門檻響起
當春月從一朵雲中顯現
就像工人們從街坊的理髮店出來
　　　在周末一臉清新，
這就是和平。

當一天正要過去不是一天的消失
而是夜晚歡樂之葉從根部升起
是一天的勝利或只是睡眠，
當你感覺太陽又再次盪著它的鞦韆
追啊趕啊而在時光的角落感傷，
這就是和平。

和平是夏日田野陽光的形跡，
那是黎明時孩子膝上的字母書。
當你說：我的兄弟──當我們說：明天我們將建設，
當我們建設，並且歌唱，
這就是和平。

當死亡只在心裡占用一個小小房間
而堅硬的手指頭快樂地點燃煙囪，
當夕陽碩大的康乃馨花
能夠被詩人和無產階級聞得到，
這就是和平。

和平是男人學握的拳，
是世界的餐桌上溫熱的麵包，
是母親的笑容。
只有這。
和平沒有其他的。
而犁在所有土地犁過的深溝
只寫一個名字：
和平。沒有其他的。和平。

在我詩的背脊上
火車朝向未來前進
裝載小麥和玫瑰
是和平。

我的兄弟，
全世界和它全部的夢想
在和平中深深呼吸。
伸出你們的手給我們，兄弟，
這就是和平。

近年台灣出版日本攝影師如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的多冊攝影文集，展現他們在影像之外的文字魅力，有時是個人風格強烈的「都市論」，或也自傳性濃厚回溯人生階段。同樣能寫能拍的張雍（1978-），在關注過精神病院、獵人、吉普賽村落、捷克A片工業等題材後，轉而回歸「自己」，隨著懷孕的妻子遷居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洛維尼亞，在新生命呱呱墜地前，張雍彷彿停下腳步，既張望異地與故鄉台北迥異的森林風景，也「倒著跑」回顧過往前塵。

不若蘇珊．桑塔格引述波特萊爾「漫遊者」，而進一步宣稱：「攝影師是偵察、跟蹤、巡遊城市地獄的孤獨漫步者的武裝版。」被張雍所捕捉的這些照片，讀來並不透露侵犯意圖，反而透著一份微微的溫度，像鬼才導演米歇爾．龔特利（Michel Gondry）拍他的家族紀錄片The Thorn in the Heart，在深情的凝視中，遞上傾聽的意願。

他拍下一床凌亂被褥，猶散著睡眠馨香；大人握孩子的手切蛋糕，刀子彷彿巨大人生隱喻；老人彈手風琴，皺紋臉龐被一枚透明的問句逗笑；戀人相擁的街角；妻子與愛因斯坦相對的沉默瞬間；齊握泛黃照片的手部特寫，相片中有一人被指認而出；敞開的行李箱中端坐一隻貓；疲憊的等候者（們）；球賽；火車窗外一掠而逝的田園……在無數「他方」停格中，被偶然嵌插置入的是他騎著木馬的童年舊照；父母結婚典禮一景；台灣慣見的超商或樓群……如此對照，正如他所試圖的，「將鏡頭反轉過來」。

書名《雙數》來自斯洛維尼亞語特有語法：兩個為「雙數」，三個以上才稱「複數」；「雙數」（MIDVA）當主詞用時，則有「我們倆」之意。這個特別的字，遂成為張雍的關鍵隱喻。原本只是「一隻男人」（借王盛弘書名），負笈布拉格展開長達七年的「試鏡」生涯，與戀人眷成「雙數」；妻子與她肚子裡的嬰兒是另一組「雙數」；而拍攝者與被攝者，更是「透過輕按快門來進行雙數連結」。這亦使他鏡頭下的主題擴大為生活、生命。

張雍的文字像對朋友說話。聽他拉開心底抽屜，攤平一、兩頁筆記摺痕；在落葉與鹿的腳印中，理解「天行健」的永恆簡訊；將為人父，他祝福即將到來的孩子，不要失去對世界純淨好奇，那誰都有過的「藍眼睛時期」；甚至，他詩意地宣布，拍照僅為了「連接起兩顆星星間的虛線」……

在這影像氾濫的年代，如果，我們都已漸能同意照片不全然等於現實、證據，而似更私人的「對世界的一種解釋」（蘇珊．桑塔格語），那麼，這本集子裡的攝影和文字，當然也是一則「雙數」，一體兩面解釋著何為「張雍」──當他的眼睛溫煦地「旁觀他人之生活」，同時，又藉親密的書寫坦露自己。

老農有老農津貼，老兵有老兵加給，工人有加班補助，而作家寫得昏天黑地出來的作品，幾乎沒有園地可供發表，發表所得稿費也低得可憐……

每到年頭歲尾便是各行各業對一年來收益盤整結算的時刻，旨在看看這一年來忙和了這麼久，到底有沒有一點進帳，或者生活所需能不能夠打平。煮字療飢的作家，或者現在流行的所謂「文字工作者」，原本就沒有「飯主子」，也就是發工資的老闆，完全仰仗自己手上那支筆，絞盡腦汁寫個故事、編首小詩，勇氣企圖大者寫個劇本，到報紙雜誌或電視台換幾文稿酬，以度苦日。然而到了年頭歲尾，臘鼓頻催，作家原本就是一個不事生產，未能有利民生的行業，到了這一年沒剩幾天，有稿仍是無人採用，即使家中已達無隔宿之糧的窘境，也沒個主子可以投訴、沒個善人會來救濟的。宋朝賢相呂蒙正在某一年的臘月，灶王爺上天回報人間諸事的那一天，便寫了一首詩託灶君司命轉呈玉皇大帝訴說他的窮苦，詩曰：

一碗清湯詩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問人間事，亂世文章不值錢。

呂蒙正是大宋的一個宰相，又是個不沾邊的清官，想來他的所謂文章，必定不是如我輩只求換幾文稿費度日的閒扯淡，然而即使他寫的那些經國濟世的大文章也不值錢，只能以清湯寡水來送灶神，連個讓灶神嘴甜的麥芽糖也買不起，這個官也就真夠清貧了。宋朝那個亂世連大臣也難以苟活，遑論其他。

就在今年十二月初，大陸文匯報《讀書周刊》刊登了一位小說作家的投書，題為〈稿費偏低，寫個中篇不夠請人吃飯〉，文中稱：「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載，小說家郭敬明以人民幣2450萬元居榜首，難掩當下眾多普通作家收入的困境。」中國大陸的作家本來一直被國家養著，每月有工資可拿，而且有等級之分，如果是省級以上作家還可以配一套房子，而今只為一個中篇小說的稿酬不夠請人吃一頓飯，便埋怨稿費太低，而與能賺得大把銀子的獨立年輕作家作比較，說起來也真是一大諷刺。不過幸運的是，這位作家的一段抱怨，大陸有關當局居然有了立即回應。中共中央國家版權局副司長解釋，1999年版權局出台的原創作品每千字30到100元報酬規定，係根據當時國家整體經濟水平和一般文化產品的市場價格等因素制定的，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適度調整作品稿酬標準是應該且必須的，近期已將修訂過的稿酬標準納入工作計畫。看來大陸作家稿酬調升是指日可待的事。除了固定工資和福利，稿酬也隨商品經濟的發達而提高，大陸行政當局對作家的照顧可說非常周到。

有人常常形容台灣這個島為亞細亞的孤兒，作為這島上的一分子，我倒並沒那種被棄的感覺。倒是作為這島上的一個作家或詩人，不被聞問照顧的擠向邊緣又邊緣則是不爭的事實。老農有老農津貼，老兵有老兵加給，工人有加班補助，而作家寫得昏天黑地出來的作品，幾乎沒有園地可供發表，發表所得稿費也低得可憐。數十年來工資物價飛漲，只有稿費不但不漲，反而一直調降。想想一首苦心經營的短詩，有的地方只換得一個漢堡的代價，要這些只有這點小小本領的文字工作者如何不覺得多麼不被重視。

老實說台灣詩人作家，大概沒有人會羨慕對岸同行那種被包養照顧得感覺溫暖的制度的，作家被當作工農兵一樣拿工資享福利，當然也得聽命於給予你待遇的主子做點事情，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何況不止午餐，有時連下午茶、消夜及桑那都管。這和台灣詩人作家一直認為，寫作乃自由意志的自我發揮的旨趣大相逕庭，是不會要求照顧得無微不至的。只是人家一位小說家大膽抱怨兩句，便有國家相關單位的官員馬上出來坦承，早年所訂稿酬實在已不符現在生活水平所需，已立予修訂提高納入下年工作計畫，便覺得能有人出來解決問題總是好事。我們這裡有些刊物一首詩只能換一個漢堡，有的作家更如陸游一句詩所說「著書雖如山，身不一錢值」，已是這多年來的尋常景像了。可我們連投訴也無門，也沒有哪個單位訂一個稿費核發標準讓人遵從，因為我們那區區小數目的稿費或版稅並非來自政府單位的年度預算，而是報紙雜誌或出版社經營所得的比例分配，在此書市還不如擺地攤賣小菜獲利高的年代，已是難能可貴了，作家們也能體諒。因而，我們誰要當作家覺得苦，那是自找的，因為沒有一個民意代表是作家或詩人，可以在朝發聲；又不屬於三百六十行任一行業，沒工會組織，可以帶領走上街頭抗議。總之自作自受，怨不得人，那就自力救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