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部落出發，土裡的蚯蚓可能會是轉動地球的軸心，野生的水鹿來到水邊映照也可能是平衡的力量。瓦歷斯．諾幹以自然為師，從事部落教學多年，「家人」的概念被重新編纂，並與世界雙關，最後以詩行的形式敲成《當世界留下二行詩》，一切發想、實驗，令人耳目一新。

尤其，瓦歷斯將獵人「即物細察」的精準度帶到課堂習作，一方面保留不同文化情境的對話，另一方面也將詩的獵場、詩人的生存條件，藉由「二行詩」存續了下來。誰說要大敘事才能搬演一座森林，極簡的文字也能張弓、埋伏在每一個神祕小徑，給人豐美的文學骨脛，這對新詩的教學、推廣，乃至於對世界的認知都是最有力的書寫。我想，瓦歷斯帶出來的孩子應該都喜歡書寫，而看過這本詩集的讀者也應該會想從簡單的生活出發，給自己咒語般的力量。

咒語般的力量是一種重新定義事理的能力，也是改變世界的偉力。例如，在〈樹葉凋謝〉這首詩裡，瓦歷斯說「等待一生，只為╱發出飛翔的聲音」。又例如〈鬧鐘〉，瓦歷斯寫下「這一次，請你叫醒╱我死去的父親」，這些話語不會只是造物想像，它必然有個不得不寫的理由，情感的真摯先於造語而存在，然後才有所謂的祈使，就如坎伯所言：「神話不是來自於理念體系，而是來自於生活體系。」類似的神話，或可稱為「保全我們的神祕力量」，就如〈旅行箱〉一詩，「假如你要旅行╱將我裝進胸口」。

《當世界留下二行詩》的另一特色是觀看世界的角度，除了〈辭海〉、〈暖暖包〉這些毗鄰我們的生活之物，從「屋頂」到「巴勒斯坦」也都有不同的視角。例如，「摺疊的海面或者凝固的山╱哲學彎身成157°思索線」說的是〈屋頂〉，而〈巴勒斯坦〉成了「所有國家動武的標籤」，更見詩人的悲憫。

有人說，世界要崩毀了，但等待號誌變換的午後街角，我們還是尷尬地活著。是的，「我還沒死！」問題是沒有死，並不表示我們仍然為著某種意義存在著。於是，瓦歷斯為這個新世界留下「二行詩」，重新思考族群、物我，乃至於室內與室外的秩序，讓所有預言者都不致太尷尬。

接任「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愛玲曾經客居柏克萊三年，從1969年7月住到1972年秋天才離開，也算為柏克萊留下了一章美麗的詩篇。

大約在1968年前後，張愛玲結束波士頓的駐校作家一職後，想另找一份新的差事，於是請託她一向信賴的莊信正替她留意。那時任職於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的莊信正恰好預備離職，於是和夏志清商議後，兩人決定共同推薦張愛玲來接任研究中心的空缺。1969年，莊信正原來的老闆，即當時任教於柏克萊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的陳世驤，便以計畫主持人的身分，延聘張愛玲到柏克萊擔任研究員。

張愛玲平日上班的地方，是位在校園外小城市中心區緊鄰BART（灣區捷運）站，一棟三層紅磚房的頂樓。「中國研究中心」雖然隸屬於加大，但校園空間不敷使用，只好先在校外租用空間，這也是柏大創校以來的慣例。占用了兩個樓層的「中國研究中心」，從創設起便佇立於夏塔克街（Shattuck Ave.）上，一直到1972年，才搬遷到校內。

張愛玲每天走路上班，據她的同事描述，她「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

張愛玲為了替自己多保留一些寫作的時間，當初接受的是一份part-time job，因此過了中午才上班，也屬正常。既然張愛玲並不是全職人員，也不必一年內交出論文。不過陳世驤還是期望她能和之前的莊信正一樣，交出漂亮的「專業論文」。只是「術業有專攻」，對於專業論文的形式，張愛玲和陳世驤之間顯然產生了歧見。

其實第一年起，「上層」對張愛玲已有微詞，張愛玲在信上告訴莊信正說：「去年是Johnson大概因為聽見我說過幾句關於中共的話，自動跟陳先生說留下我，陳先生告訴我。但是我看他們這些專家是不跟人談這些的，要你自己寫的東西被接受。反正我都是為自己與自己的興趣，盡到力就是了。」

張愛玲最頂頭的上司Chalmers Johnson，比張愛玲年輕十一歲，是柏克萊加大畢業的政治學博士。他當時除了身兼「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外，也擔任政治系教授，同時還是美國中情局CIA的顧問，年輕時參加過韓戰。張愛玲「從Johnson的作品上，認為他是美國這些中共問題專家裡較踏實的一個」。

張愛玲那時就已醒悟到，柏克萊這群「專家」只看結果，論文是否被接受，是能否續任的關鍵，至於她「文壇巨星」的光環，在這裡並不管用。尤其她平日鮮少與人打交道，人際關係薄弱，當真遇上什麼難題，連個幫她說話的人都沒有。

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

大約在1971年2月，她先提交了一份初稿。只是閱稿的人多說「看不懂」，張愛玲也曾試著根據別人給的意見修訂內容，「並沒有一味固執或是怠工」。說來說去，還是論文形式認知上的差異。張愛玲說過自己「沒寫過理論文字」，結果這回踢到了鐵板。四月分，陳世驤來信通知她「六月底結束這裡的工作」。

張愛玲離開研究中心的職位後，又在柏克萊住了一年。對於自己的論文的遭遇，她顯然也頗不是滋味。她說，「我在ctr.（中國研究中心）寫的文章，去職後當然沒有再給他們的義務。但是是我喜歡的東西，既然有現成的材料在這裡，自然要寫完它。以前我說一直對這材料有興趣，並不是因為想做這事，才那麼說。」在柏克萊的最後一年，她又花了不少時間弄那些材料，結果寫成了一百多頁的論文，後來還「找Johnson看那兩篇東西」，Johnson答應替她用心看。張愛玲也很清楚，「這一類的論文的出路也少」。結果這一百多頁的論文，後來便不了了之。

原本就打算為自己多保留一點時間的張愛玲，在柏克萊期間的寫作重心，有一部分是放在《紅樓夢》的考證上。那段期間，也是她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因為她正好有機會在「柏克萊的加大圖書館借書，看到脂本《紅樓夢》。近人的考據都是站著看──來不及坐下。」

張愛玲站著看《紅樓》考據的地方，就在校園核心建築杜蘭館（Durant Hall）早年的東亞圖書館。由於圖書館空間不大，而又書籍眾多，於是藏書室便以壓縮樓層，層層纍疊、盤桓的書架，以爭取最大的貯藏空間。由外觀之，宛若「藏書閣」一般。

要進「藏書閣」之前，得先過一道鐵鎖門。上下樓層間，則以幾乎只容單人出入的樓梯，折返行進。至於「藏書閣」中，只有找書的立足之地，連多擺一張閱讀桌椅的空間也無。對於求知若渴的人來說，找到心儀的藏書，必想即刻一睹為快，誰還肯繞過「藏書閣」的迢迢小徑，將書搬到鐵鎖門外的閱覽室，再慢慢坐下來看。「紅迷」張愛玲也來不及坐下，便猛看起紅樓考證新發現。

與台北來的作家長談七小時

張愛玲上班的樓房，緊鄰downtown僅有的兩棟十層以上的大樓。由於嚴格的都市發展管制，幾十年來，柏克萊的小城面貌，其實變化不大。張愛玲在1969年開始進出柏克萊的「中國研究中心」之際，她辦公室門前的BART站，才剛修建好兩年。她賃居的住處，也是才剛落成三年的大型公寓，樓高四、五層，總共105個單位，就位在杜蘭街（Durant Ave.）上。從住家走到辦公室，只要出門左拐，再過三個街口就到了。尤其BART站附近，公車站牌林立，路線四面通達，對於不開車的張愛玲來說，極為方便。

張愛玲住在公寓住家的三樓（底樓為停車間），是一房一廳的格局。開門進去，一排落地玻璃長窗正對著杜蘭街，室內光線明亮。只是進門處兩邊房間夾道，幽暗的長廊裡總是點著燈。不過走出房門，迎面就是透光的天井，庭園裡還有一潭水藍的泳池。比較起來，張愛玲當年客居之處，算是柏克萊一帶條件不錯的公寓。

張愛玲雖然喜歡獨處，但偶爾也對外「開放門戶」。她曾經提過，「有一次有個漂亮的教授太太來找我，是美國人讀中國史，說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人的俠女崇拜……」，這話題顯然勾起了「紅迷」張愛玲的興趣，因為在她看來，《紅樓夢》裡「湘雲是最接近俠女的典型」。結果張愛玲和這位教授太太，就「在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裡單獨談了三刻鐘模樣」。

還有一位台北來的作家，趁著人在柏克萊研究之便，也試圖想要訪問自己心儀已久的張愛玲。雖然求見被拒長達九個多月之久，但張愛玲為他開啟大門的那一夜，卻是從晚間七點半談到次日凌晨兩點半，整整七個鐘頭的長談，也算打破了她在柏克萊與人交遊的紀錄。

為看登陸月球轉播，特地去買電視機

不熱中與人交遊的張愛玲，那時究竟是什麼模樣呢？剛來的時候，她年約49歲，身材頎長，但有點太過削瘦。偶爾有人看見她走過大街的身影，總是穿著高領的素色旗袍，一頭中長短的捲髮，走過店鋪時，有時也對著櫥窗玻璃捋一捋頭髮。在那個正鬧著嬉皮和遊民的小城裡，這位身穿旗袍、獨來獨往的東方女性，可能不算特別醒目，但也稱得上獨特。

張愛玲在柏克萊的這段期間，正值加州大學學潮鬧得最凶的時候。學生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如火如荼的蔓燒著，反越戰的聲浪也叫得震天價響。史報館（Sproul Hall）行政大樓前那樣鬧哄哄的示威抗議，一波波的校園衝突，距離張愛玲喜歡去看書、借書的杜蘭館東亞圖書館，幾乎近在咫尺。讓人形容成「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張愛玲，可曾感受到精神震盪？又或者她關心過周遭的動亂變局嗎？

其實，張愛玲剛到柏克萊的第一個月，為了觀看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在電視轉播當天，還特地搭了公車到城西的聖帕羅街（San Pablo Ave.）去買電視機。這條聖帕羅街是柏克萊小城的第一條南北大街，街上各式商店羅布，距離張愛玲的住處大約有十個街廓之遙。買好電視機，她手裡抱了一個大紙盒，忙著找車搭。由於近視得厲害，張愛玲還一度將電線桿當成是公車站牌，瞇著眼張看了半天。恰好讓開車路過的陳世驤夫婦看見，於是送了她一程。張愛玲也關心時事，並非全然不食人間煙火的傳聞，也在華人圈裡散布了開來。

張愛玲並非全然冷漠的人，熟識她的莊信正就說她「其實極富人情味」。曾經為了感謝女助理為她「病中送藥」的美意，張愛玲送了她一小瓶「香奈爾五號」香水。台北來的作家登門夜訪，張愛玲也貼心的送上一瓶八盎司的「香奈爾五號」香水給他的未婚妻。當年既無宅配，也無網購，看來柏克萊有一處專賣「香奈爾五號」香水的店，是當年張愛玲喜歡去遊逛的地方。

書名就叫《老課本　新閱讀》，甘肅人民出版社和讀者出版集團在2011年1月出版，作者是鄧康延先生。

內容是鄧先生所搜集的民國初年的小學課本，以及他整理出來的心得和感想。在扉頁上，他寫著：

民國年間，縱是兵荒馬亂，卻有人心淡定。上有信念，下有常識，小學課本集二者於一身。我在故紙堆裡，成了民國的孩子。

開始我只是覺得有趣，但在翻讀了頭幾篇初小的第一課、第八課、第二十九課等等的課文之後，忽覺心中大慟而淚流不止。

民國元年，一個初入小學的新生該有怎樣的一本國文課本？

新國家，新政府，新教育，新希望，更該有新氣度了吧？編課本的人，要如何帶引民國的新人，初小一年級的新學生進入一個文字和思想的新世界？

沒有任何負擔，不需要加入任何意識形態，看起來是自自然然，其實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帶引著孩子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啊！

這些在民國初年為孩子們編小學課本的先生們，才是真正的讀書人。

鄧康延在序文〈致敬民國童年〉一開始是這樣說明的：

前兩年我去雲南騰沖拍攝遠征軍紀錄片，於老玉市場偶然發現幾冊泛黃的民國年間的小學課本，是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新修身」系列。其中一本末尾註明：中華民國元年6月初版，11年3月1417版；另一本扉頁印著：福建長樂高風謙、浙江山陰蔡元培、浙江海鹽張元濟校訂。可見那課本的印刷版次之多、編者的名氣之大。這幾冊垂垂老矣的小學課本，塵封於當年抗戰的玉碎之城，險險地與國殤墓園一同留下來，留待後世，是要告訴我什麼嗎？

翻開來，紙上風動，「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以後的兩年裡我每到一處，都會打聽舊書市場，兩年裡我在故紙堆裡，成了民國的孩子。

而當年真正的民國的孩子，跟著老師念著第一課的「人」、第八課的「天地日月」，還有二十九課的「天初晚　月光明　窗前遠望　月在東方」的孩子們，恐怕都已經不在了吧。

包括編書者那樣光風霽月的胸懷，曾經是新國家、新天地的美好夢想，此刻也已經不在了。

我想，我的慟，一是為如何謹慎認真的老課本猶在人間，而所有的理想與憧憬卻都已幻滅而慟。

但是，還有另一種慟，是為了內蒙古的年輕父母，幾經考慮之後即使下定決心讓孩子去讀蒙文小學，他們的孩子，在此刻，甚至在此後的一生裡，也讀不到一本如民國元年漢文課本那樣充滿了理想，讓孩子可以好好修習自己本族的文字、本族的文化的蒙文課本。內蒙古的蒙文小學裡的小學生，讀的是從漢文翻譯成蒙文的內容，難以像民國初年的小學生那樣，享有一種對自己的民族文化能如此自由飽滿地去吸收與學習的幸福。

我為此而慟。

讀民國初年初小的國文課本讀到流淚，讀到心中大慟，我想，再怎麼解釋恐怕也難以讓人明白了。

這本書裡除了國文課本之外，還有當年的音樂、美術等等科目的資料，還有以異代同齡的十四本小學課本，來比較百年間第四冊第一課之中家國細節的不同。最妙的是，還複製了一本民國22年9月初版發行的，為初小學生所用的《模範公民》第八冊。極小的尺寸，極樸素的裝幀，卻是極為溫暖的記憶，放在書後，隨書贈送。

這真是一本奇書，我還要再細細地翻讀，先在此謝謝作者，您是位有心人。

（附言：不過，有些驚訝，鄧先生在他的序文最後一段，引用了我的詩〈愛的筵席〉全部，卻不加一點解釋，恐怕是他本人輾轉抄來，因而不知來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