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想用「黑暗」來談我年輕時相識，與他在聖潔與頹然、革命與沉淪中交會，卻又談不上認識很深的吳耀忠。而「黑暗」，談得最深的，又莫過於魯迅了！
在〈影的告別〉這篇散文詩最後，魯迅說著，「我願意這樣，朋友──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當然，在魯迅的世界裡，他直指的黑暗也就是絕望本身。但，那種對絕望本身感到的絕望，卻又激發人們在黑暗中燃起一片心靈的火海。否則，就不會說「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這樣希望獨自承擔那苦痛與掙扎的話了！
從這裡，我們觸摸到一個生命，自覺已成為一個影時，反而釋出了對其他不見光明的人們，有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不捨與同情。希望自身的黑暗化作一堆餘燼，又或，即便是鬼火也成吧！總之，是一種詛咒，只朝向被黑暗吞併，又被光明消失的我。
影不願「彷徨」，恰如人不願「徘徊」。魯迅的抉擇是：「不如在黑暗裡沉沒。」這點出吳耀忠在巨大的理想面前，因著生命的潰敗與挫折，因著繫獄被囚禁，因著無法接受自己，原本設想的以藝術創作來淑世的人生橫遭阻斷，遂而竟日酗酒、沉淪、墜落……最終，因肝疾而告別人世，得年僅49歲。
那麼，吳耀忠的沒入黑暗。只不過是個體藝術家的沉淪嗎？又或帶著魯迅式的救贖呢？這是比較值得回頭去深思的問題。
面對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後世人總嚮往又或夢想追隨那面旗幟，但旗幟在狂風中，掃落的又有多少孤寂中咀嚼著自身憂傷而無法自拔的靈魂？這會是看見吳耀忠喃喃低語的生命內在的重點。
這樣的看見，他的摯友陳映真說得最為徹底。在〈鳶山〉一文中，映真先生說，「我發覺到耀忠那至大、無告的頹廢，其實也赫然地寓居在我靈魂深處的某個角落，冷冷地獰笑著。」
是這樣「冷冷地獰笑」，帶我們回到「一整個世代的虛無與頹廢」。從而，我們也才進一步地理解到為什麼陳映真要說，吳耀忠的「黑暗與頹廢」是「一切愛你（指耀忠）的朋友們心中的黑暗與頹廢」。並且，「以代你走完你極想走完而未走完的路，作為對你的酬賞……」
1987年。吳耀忠去世的那年。陳映真忙於《人間雜誌》的編務。從諸多當時的文論及創作，我們得以了解當時正臨初老年紀的陳映真，竟日在「消費主義批判」、「統．獨文學的論證」以及「美、日新殖民文化霸權」的討論中，直指當時知識界的思想貧困。也再次翻轉了以思想作為後盾的創作者，是如何在「寫什麼」和「怎麼寫」之間，找到文學與社會的對話關係。
1987年。台灣社會解嚴。東亞內部的民主思潮及運動，面臨翻天覆地的變革。那之前幾些年及稍後，陳映真右手創作包括〈山路〉、〈鈴鐺花〉在內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系列小說，並依自身過去在跨國公司任職謀生的經驗，寫下「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這同時，他左手沒閒著，他以民間知識人的身分，開展了包括「冷戰／戒嚴體制」、「第三世界文學」在內的批判論述。帶動後世的知識社會，朝向一個進步的方向。
就在這些年前後，吳耀忠以他原本要為《山路》小說集的出版，而畫的一幅未命名的畫作，和陳映真找到了生命再次攜手相遇的機會。這幅畫著一個無頭的人提著自己頭顱的作品，後來被林麗雲依畫作之內容命名為：〈提著頭顱的革命者〉，著實有當年吳耀忠交纏於革命與頹廢之間的掙扎之意。
這畫作，最後終而沒成為《山路》小說集的封面。猶記得當年，我們幾個圍在陳映真身旁的年輕朋友，都不免為耽溺酒精而想奮力一搏的吳耀忠感到忿忿不平。「就用嘛！算是一種對頹唐生命的鼓勵啊！」我們這麼想，也這麼對陳映真說。
久久。陳映真並未作解釋。只記得，有一回，他淡淡地說著類似「現實主義的畫作，就像現實主義的文學一樣……要深究內容及技巧的完整性……」的話。現在回想起來，我終而才比較明白，一生以文學的社會變革為職志的陳映真，是以何等「大我」的理想精神，在面對創作中的摯友及同志的。
我也不免揣想，曾經在綠島的繫獄中與五○年代政治受難者相逢的陳映真，是怎樣在重新審視著革命的浪漫主義，如何回應被囚禁、被壓殺的一整個世代的革命先行者的問題。
時間過去了！但，沒有過去的，還是在那面翻飛的理想旗幟下，從未捨棄的行走。這樣，是提不提著頭顱的行走，似乎也只能以「問號」作為後輩如我者的反思和提問了！
2
我在1981年，從學風相較保守的台中中興大學外文系畢業。拎著在大學時期，課堂上教我們「莎士比亞」、課後與我們談舊俄及三○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施肇錫老師的書袋，來到台北念戲劇研究所，受教於姚一葦老師。
當時，解嚴前的台灣社會。作為民進黨前身的黨外運動風起雲湧，我放下文藝青年的浪漫，進入黨外雜誌的編輯群中。也就在這前後的幾些年，我的生命起了重大的變化。因為，我一方面置身於「黨外」中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中，另一方面，帶著高中時期便熱愛耽讀的禁書：《將軍族》去找陳映真。
也因此，我曾經在1982年至83年間，前後任職於以「黨外」為名的《關懷雜誌》，和以左翼為旗幟的《夏潮雜誌》。去《夏潮雜誌》，也就是經由陳映真的引介。兩者之間的最大分野，自然是前者以批評國民黨專政為前提；後者，除了批判國民黨的獨裁之外，另涉及對資本主義、美日霸權的批判，以及對亞、非、拉第三世界社會及文化的評論。並且，非常重要的是，對於社會底層（例如，流離都市的原住民、海山煤礦的礦工災難……）的深入關切。
就在那段時期，我又因從《夏潮雜誌》轉往《大地生活雜誌》的關係，開拓了青年左翼文化的視野，和年輕時一起寫詩的楊渡以及新知徐璐，共同工作。我們懷著某種現在回想起來是「文藝理想的浪漫情懷」吧！一起工作、作夢，並且酒酣耳熱，就在這樣的情境下，吳耀忠帶著他出獄後多年，時值中壯年，雖猶俊挺卻也有些憂傷的面容，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這些浪漫的文青，懷著某種對時代反叛的情懷，醉酒於市場邊、馬路旁的攤子上，並且寫詩緬懷一知半解的革命年代；我們當然也介入當時的政治反對運動中，重要的，是對《夏潮雜誌》背後的左翼思潮，並沒有深刻的、科學的認知，理由自然是與一整個反共肅殺的時代氛圍，尚未走到「解嚴」的盡頭有關。
也因為如此吧，吳耀忠的現身，是以一種被壓殺的氛圍緊密包裹，並也懷著被囚禁過後雖無悔卻噤聲的身姿，來到我們面前的。他對年輕人意圖參與社會或政治的改造，毋寧是以他自身因涉叛亂而遭刑求、監禁的歲月，來對青春的美好，發出來自生命深處的喟嘆及感懷！
然則，事情經過多年後，我終而有所理解，並非繫獄而讓吳耀忠沉淪。而是，當他從囚禁中歸來，發現的竟是一個遠比他入獄前，更形龐大而無解的虛無世界，這是他終而遠離塵世，回三峽老家，竟日藉酒精麻痺自己敏銳神經的源頭。
但，無論如何，曾經，也就這樣在我即便至今也說不清楚的狀態下，陳映真像似從苦難中站起來的人，而吳耀忠則像似從苦難中躺下去的人。在我內心深處作著分野。但，誠如陳映真在懷念摯友的文字中所言：「原來革命者與頹廢者，天神與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酷似的孿生兒呀。」說得真好，這孿生兒，既是一體又是兩面，就那麼一線之隔。
這一線之隔，訴說的，依我的理解，應該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區隔。而是，誰願讓光明現身，而將黑暗隱蔽在身形的角落；而誰又選擇了黑暗，不悔地一心讓光明沉落到深淵的底層。
回想起來。這當真一點也不含糊地便是歷經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壓殺後，台灣左翼知識人、文學藝術創作者，在雖臨政治解嚴前夕，而反共親美氛圍持續環繞不休的1980年代，所遭遇的酷烈的挑戰。其理由僅僅在於：左翼無從在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條理中，為了一個服膺於美式霸權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而見風轉舵，成了新、舊帝國主義扶植下的民族分裂派。然而，社會主義祖國內部，又已興起了一股準備要揚棄革命的市場化風潮。
處在這樣困頓的局面底下，陳映真從第三世界的民眾論中，披荊斬棘寫下系列的小說作品，像似在一整個世代的孤寂中，從一處封閉的牢房中找到一扇得以望向天光的窗子。而吳耀忠不願了！他寧可沉沒在這囚禁之室的暗黑裡！至於，那窗子外的天光，就用耗盡生命最後油光的暗影，去映照這世界的墮落吧！
我是這樣想著：一個革命者吳耀忠的酗酒以至於病歿的。
當我這樣想時，又不免再次地想起了魯迅在為小說集《吶喊》作序時，提及的那座「鐵屋」。他大抵是說：人人都被封在一處鐵屋而沉睡去了，不幸著了火，那麼作為醒了的一個人，你是要去搖醒沉睡的人，讓他多一次知道即將死亡的痛苦，又或隨其著火而睡死去呢？這是一則弔詭的寓言。因為，又有哪個革命者，不願去搖醒沉睡的人，和他們一起逃出去的呢？然則，最殘酷的莫若於：偏偏封鎖在人人面前的是沒有出口的一座──「鐵屋」。
吳耀忠的虛無，應該是他太早就抵達與火掙扎的盡頭了！他選擇在1987年，島嶼解嚴聲響起的「鐵屋」裡，用酒精結束了革命者自身。焚燒殆盡；而陳映真和他小說中的人物，也不曾是真正逃得出這「鐵屋」的人。但他選擇了浴火重生，直到現在。
後來，我閱讀到詩人施善繼寫的一篇文章，他提及，吳耀忠曾說過「要墮落，好，大家一起墮落」的話。我於是更明白了一整個壓殺年代所環繞出來的虛無，才是吳耀忠墜入虛無的深淵，最終，並無法掙困自囚的牢籠，仆倒於想用半生的殘餘再次去重構那已然現裂痕的烏托邦前的根本原因吧！
1987。吳耀忠因酗酒肝疾，病歿台北和平醫院。時代一轉，很快地，來到199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大塊、大塊地解體，煙花於革命消散的夜空中盛放，為迎接一個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直至今日。
那麼，獨自遠行的人走遠了！還有多少別的影在黑暗裡？相信會是沒入黑暗中的吳耀忠，最最關切的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