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露出惡意的微笑，說要帶回去給他朋友看，表示作家也會有敗筆……

內人的四叔是外交官，最近出了一本回憶錄，他自己買了三百本（現在出版業不景氣，其實也有被出版社要求的成分在內）送親友。

一般親友，他都在書名頁前的空白頁，用刻章印上「作者敬贈」四個紅字，省去了簽名的麻煩，我們獲贈的兩本書之一，就是這樣。我因幫他校對這本書，他送我另一本有他親自簽上大名的書。

但在他邀請幾位親友慶祝回憶錄出版的宴席上，四叔沒想到內人已先去書店另外又多買了兩本，說是要請四叔簽上兩個女兒和女婿的大名，要送給女兒們，讓他們學習四叔專業、敬業的精神。

四叔一聽說要「指定簽名」，很緊張，一直推說他中文字寫得不好看啦、好久沒寫字啦等等，但終究免不了內人的要求，戰戰兢兢，一直看著內人遞給他的大女兒、小女兒和兩位女婿的名字，慎重簽好自己的名字。出使中南美洲五國近四十年的四叔，近年又學習電腦打字，大概少寫中文字了，很覺吃力的樣子，簽完書還吁了一口氣呢！

座中親友中，大概只有我了解四叔的心境。要簽上讀者指定的名稱或字眼，作家總是如臨大敵，戒慎恐懼，深怕一寫錯字，整本幾百塊錢的書幾乎就會毀去。我自己也寫過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在幾年前於某資訊公司舉辦的圖書館學研討會，被該公司拿去當資料袋內的贈品之一。研討會休息期間，司儀竟然廣播：「資料袋中的××書的作者，今天也在會場，要請他簽書的人，可去找他。」

不是作家的簽書會，但突然成為會場焦點，讓我感到很尷尬和愕然。但司儀已這麼說，我只好硬著頭皮走去後頭桌椅，果然有十來個人排隊要簽名了。我頓時覺得室內冷氣不夠，滿身要冒熱汗的樣子；之前我不是沒簽書給別人過，但那都是事前就寫好名字或題好幾句詞語的，對象也都是親友同事，比較好思考後行之。那天是初次在公眾場合，面對排隊長龍要簽書，緊張、不安充滿心中，我大概是漲紅了臉，全身焦躁起來，幾乎忘了要如何寫我的名字了。有些學員，希望我題上他們的名字，我就更緊張，怕聽到的名字有同音字，還得請他們務必先寫好在紙條上。

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竟覺相當漫長。怪不得美國作家齊耶斯（Ralph Keyes）要說：「某些情況下，簽書比寫一本書還難。我們寫一本書，可按自己的需要掌控時間和字語，但簽書時，我們必須寫得很迅速，很不由自主，不能有差錯，因為沒有時間讓你有改錯的機會了！」

的確，作家簽書時，如果都只是簽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那還好，作家心情大概幾分鐘之內就可安定下來，只要機械似的簽上自己熟悉的簽寫字樣即可。但讀者如要指定書寫，那就得全神貫注了。有些名字，你可能會聽錯，齊耶斯就說，有一次在書展場合的簽書會，他簽上『to Tom』字樣後，讀者才說：「我說我是『Rod』……」齊耶斯要換一本新的書給Rod，Rod卻拒絕了。他露出惡意的微笑，說要帶回去給他朋友看，表示作家也會有敗筆。

齊耶斯後來問另一位作家瑪森（Bobbie Ann Mason）有沒有聽錯或寫錯字過，瑪森說：「當然有，最糟糕的一次是把要給某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的『Public』，寫成『pubic』了，人家還懷疑我這個作家怎麼連這個字都拼錯了，是不是真作家呀？」

其實瑪森的情況，我也遇到過。我和內人去聽某書店達人作家的新書發表會。我和內人請她簽書時，她也是忙中有錯，寫上「Two great libarians; with best regards!」。圖書館員「librarians」這字有點小拼錯，但我們知道她是忙壞或累壞的小筆誤，說不定這筆誤，以後還有藏書家搶著要呢！

外國作家簽書，除了簽名，有時會附上短短問候語，於是要用「with best regards」呢？或隨著溫度提升，用「with warm regards」字樣呢？常教作家費思量。有些作家一直用某些字詞也不行，像王爾德（Oscar Wilde）常在書裡簽上「From a poet to a poem」字樣，但太多讀者互相比較，發現拿到同樣的題字，自然有怨言，他以後只好停用這字詞。

有些讀者會要求作家在簽書時，順便題上某些「個別化」（personalize）的字詞，如寫過《獵男日記》（The Girl's Guide to Hunting and Fishing）的作家梅麗莎•班克（Melissa Bank），便有熱情女讀者要求她題上「我現在感到和妳如此親近」（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的詞語；梅麗莎怕以後會有什麼副作用，婉拒了。

簽書對作家而言，或許是一種困擾，但出版社要促銷圖書，不得不常在書展或新書發表會中舉辦簽書會；有簽書會，至少代表你的書受到出版社的重視，作家簽的書越多，也表示你的讀者越多，所以，即使這是件痛苦的事，作家為了親近讀者，大概還是得行禮如儀地繼續「簽」下去了。

推薦書：賴香吟長篇小說《其後》（印刻出版）

《其後》是一本關於死亡之書，但更是一本關於生存之書，它撞擊的是書寫或創作的終極意義：大膽叩問生存的本質，而唯有文字，才得以除去過往迷魅，才得以告別死亡的誘惑，然後，也才有了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換言之，《其後》乃是一部必然要存在的書，它並非是為了讀者而寫，而是有非寫不可的理由，它的必然性，遂使得全書顯得如此的純粹，煥發出一股堅定的光，而即使是在逼視生命中最為殘酷的，幽暗與毀滅的片刻，卻也奇異地流露出一股從容之感，溫柔與溫暖，使得我讀了之後，不禁要屢屢想起，書中所引用的太宰治的譬喻：「生出柔和善良之心」。

《其後》便是秉著這樣一顆「柔和善良之心」，去傾聽與靠近那些為生命所苦的，纖細豐沛，時而強大，時而卻又脆弱無比的靈魂，孤獨，掙扎，自毀，惡德，魔鬼，就形同是在明與暗、生與死的界限之上走鋼索，無刻不是處在岌岌可危顫抖之中的、恐懼的心魄，這絕非時下流行到幾近氾濫的「憂鬱」一詞，可以稍稍類比說明。因此，《其後》所採用的是迴旋反覆的筆法，從四面八方漸進核心，從青春點滴的記憶，從舊日台大校園，從已逝的台北80年代風景，從文學家如太宰治、海子、顧城，電影如庫斯托利卡、《憂鬱貝蒂》、《永遠的一天》，從心理學，從哲學，文字漸次捲成龐大渦漩，就宛如是巫者喃喃召喚遠方的魂靈，讓時間倒流，讓親愛的人於文字之中歸來，重生，再一次辨識摩挲那舊日因為太過匆匆，或是粗心漏略，或是因為蒙昧無知而未來得及認清的，一切走過的細節，臉龐，以及話語。

也因此，《其後》更像是夜晚的私語，坦白且無所遮蔽的，一趟自我的檢視反省，迷惑與求索。作者毫無保留地將生命內在的皺褶深處打開，以文字舔舐創傷與痛楚。讀畢《其後》，我們儼然也伴隨著作者，走過了一段從青春入中年，從懵懂到看清的漫長旅行，而這趟旅行的終點，其實才是生命真正的起點。

「物傷其類」，就當《其後》打破喑啞，開始訴說之時，它便已經安慰了一些深深為命運所苦的靈魂，特別的是，它也在有意無意之中，點出了台灣五年級世代：走過了戒嚴到解嚴，而在街頭運動激烈硝煙味之中成長的一代，他們生命共同的困境與出路。那也彷彿是與村上春樹、太宰治的靈魂相近的一代，現實在他們的眼前斷裂成夢一般的碎片，朝向四方漂浮開來，而《其後》以無比的耐性與抒情，復將它們一一地補綴起來。

詩只能是一名流浪漢途經花園時，朝園子裡的無心一瞥。

我們都有一個出走到世界去的夢想；區別只在於，有人被迫放棄了，有人坐上了遠行的列車，有人沒有放棄……

先講一個聽來的故事：

有一個荒遠和偏僻的小村子，每天有一列火車從村莊外經過。火車從來不停，最近的一個車站也在一百多里之外。這個村莊裡人人都見過火車，人人都沒坐過火車，但他們知道，這每天一次呼嘯著搖撼整個村莊的火車去往一個神奇的世界，那個世界像仙境一樣遙遠和縹緲，那裡什麼都有。只要你坐上這樣的火車，你就能到達那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村莊的人都被遙遠的想像弄得躁動不安，每次火車將至，他們就站在村邊的泥土高台上，看它荒涼地來，又茫然地去，你怎麼招手它都不會停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某一日，一個人拉著輛平板車去野地裡收莊稼，想在火車趕到之前穿過鐵路，很不幸，他對時間的判斷出了誤差，火車碰到了他的車尾，連同他的人一起甩到一邊。火車有史以來頭一回在這個地方停下來，那人骨折，無生命大礙，火車載著他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的醫院為他治好了傷。回到家，他說火車真好，外面的世界真好。一個村的人心裡癢得更難受。但以此種方式攔火車風險實在太大，沒人敢再嘗試，就是坐過火車的人也不願再來一次。又一日，一年輕人拖著一輛平板車等在鐵路邊，等火車即將從他面前經過時，他悶頭拉車就往對面衝。

故事的結局是：火車的確停下來了，那個年輕人死了。圍觀的人一部分哭著回了家，一部分哭著繼續站在那裡，在想一個「到世界去」的大問題。

再講另外一個故事。這故事發生在我現在正寫的長篇小說中：

某人，小時候蹲在豬圈裡跟豬說話，被豬踢了個仰八叉，後腦勺磕到餵豬的石槽上，從此頭腦不太靈光。他喜歡站在路口朝看不見的地方張望，褲子總要提到胳肢窩裡，因為這個習慣，所有的褲子只能找裁縫單做，給他加一個無比高的褲腰。他出門極少，活動範圍方圓不足十里。年既長，同齡的人都離家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在路口也站不住了，想出去。恰逢該地新通火車，他在一個陰雨天的清晨來到鐵路邊，抱了兩塊大石頭準備放到鐵軌上，他想把火車攔下來。在他放下石頭之前，火車突然在不遠處停下了，因為出了點故障；他以為是他弄壞了火車，恐懼倏忽而至，扔了石頭就跑。天降大雨，雷電交加，一道閃電從天上下來，擦著他的腳後跟插進大地。他以為閃電來襲是火車在向他報復。在這個剛通火車的地方，對一個沒見過幾次火車的人來說，火車可能具有的力量你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包括某種通靈似的力量。此人跌倒在泥水地裡，變得更傻了。後來，他顛三倒四地陳述了雷擊的感受：那是有人突然偷走了你的一條腿。可以想像一下，雷擊的感覺在一瞬間如同消失，由充滿導致得什麼都沒有。

因為弄壞了火車和遭到火車派來的雷電報復的雙重恐懼，這個人從此再不敢「到世界去」。他重新站到路口，你要帶他出去走走，他會羞怯和恐懼地拒絕：他怕被雷追上。

這兩個故事充滿了悲涼的宿命論，在一個光怪陸離的現代都市講述它們相當的不合時宜。但是沒辦法，在遠離科學、文明和繁華的僻遠之處，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真相。

而如果把極端的環境從故事裡抽掉，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個個人和他們孤獨的內心，把它們當成比喻，那麼這一群傻子似的人物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每一個人都曾拉過那輛平板車，都曾抱起過兩塊大石頭，都曾被急煞的火車和尾隨而來的雷電嚇破過膽；我們都有一個出走到世界去的夢想；區別只在於，有人被迫放棄了，有人坐上了遠行的列車，有人沒有放棄，但至今依舊站在原地，繼續懷揣出走的夢想，等待上了車或者放棄的那一天。即使我們生活在科學、文明和繁華裡，因為不管你在哪裡，總有陌生和嚮往的地方在。生活在別處。在這個意義上，兩個故事是我們關於出走的寓言。

多少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在和一列列火車鬥爭。登上一列火車，繼續尋找另外一列火車；被一趟車拒絕，又被另一趟車接納。周而復始，永無盡時。對我來說，火車不僅代表著遠方和世界，也代表了一種放曠和自由的狀態與精神，它還代表了一種無限可能性，是對既有生活的反動與顛覆——唯其解構，才能建構，或者說，解構本身就意味著建構。出走與火車，在我是一對相輔相成的隱喻。所以，長篇小說《夜火車》之後，在我的新的長篇小說中，依然涉及到了這個主題。它永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