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翻譯世界•在今天想像未來──101年度國科會經典譯注講座「人文藝術與社會環境」
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讀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都柏林人》是大學英語系同學必讀的經典文學。喬伊斯心思細膩，對文字的經營，更是匠心獨運，精采絕倫。因此閱讀他的小說是一個琢磨、欣賞與品味英語文字的絕佳教材……
以小說將一個城市再現
愛爾蘭大文豪喬伊斯（1882–1941）是文學史上的傳奇人物。
他生長於都柏林。大學畢業後離開都柏林，浪居歐洲大陸三十餘載，最後客死異鄉蘇黎世。他的四本文學巨作，《都柏林人》、《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為他贏得現代主義大師的盛名。尤其是《尤利西斯》一書更名列20世紀百大小說之首。喬伊斯於1904開始寫作《都柏林人》，二年後完成，但前後費時十年才得出版，原因是書中文字有冒犯英國皇室之慮，但喬伊斯堅持不改文字而造成延宕。《都柏林人》雖是喬伊斯的第一本著作，完成於年少之時，但絲毫不見青澀，該書展現了獨立自足的文學性。論者謂，縱使喬伊斯在完成《都柏林人》後沒繼續創作，這本書也足以讓他列入大師之林。
這本短篇小說集取名《都柏林人》，因為喬伊斯想要把「都柏林人」拿來和大家熟知的「巴黎人」、「倫敦人」相提並論。他的寫作就以都柏林城市為對象。喬伊斯出生在中產階級的天主教家庭，成長時因家道中落，被迫不斷遷徙，住過都柏林市許多的地方，因此對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地理人文景觀及社會生活百態，有著第一手深入的體驗。喬伊斯曾誇稱：如果有一天都柏林毀了，只要根據我的作品就可以重建都柏林。
都柏林是大英帝國在愛爾蘭殖民時的政府所在地。在這個獨特的歷史情境下，英國的殖民霸權與愛爾蘭的反殖民運動，在此交會。這兩股對抗的力量，牽動著身在其間的每一個都柏林人，喬伊斯的書寫正好記錄並回應了這段歷史經驗。他的小說將一個城市的再現與個人生活、社群命運、國家建構，並列呈現於同一文本。在《都柏林人》十五個獨立但卻相關連的短篇故事裡，喬伊斯透過對童年、青少年、成年與公眾生活等四個不同階段的描述，將個人生命烙印在都柏林的大街小巷、風土人情、社會變遷、價值更迭與國族認同之上。
診療各種愛爾蘭麻痺症狀
書寫反映個人與時代的互動關係，喬伊斯的寫作也不例外。喬伊斯嘗言：「我的目的是要去書寫一章我國的道德史，我選擇都柏林當作場景，因為那個城市對我而言，正是麻痺的中心。」喬伊斯也談到他的寫作是要「提供一面亮晶晶鏡子，教愛爾蘭人好好看清楚自己的真實面貌」。前者點出他的書寫主題，後者則表明他的寫作態度。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喬伊斯選擇一條人跡較少的路，甘冒「政治不正確」的批評，不作喜鵲扮烏鴉，以小說針砭愛爾蘭問題。
前述麻痺是他寫作的主題，而這個麻痺的根源與「一僕二主」有關。喬伊斯說愛爾蘭人有兩個主人，一是英國殖民主，一是義大利羅馬教會。數百年來，愛爾蘭人在英國的殖民統治與羅馬教會的信仰領導之下，人民普遍生活困頓、精神空虛、國族認同錯亂。因此喬伊斯的寫作，一面表達他對英國殖民政權的不滿，一面也對自己同胞的心靈麻痺狀態，給予無情的批判。在這本集子裡，他以所謂「細膩而尖酸」的手法，冷靜、精確、堅定地揮著他的文學手術刀，對各種不同的愛爾蘭麻痺症狀，進行清理、解剖與診療。
喬伊斯認為愛爾蘭麻痺的根源主要來自殖民霸權的操弄。歷經八百年英國殖民軟硬兼施的統治，愛爾蘭人民因長期模仿並內化宗主國的思想、價值與生活習俗，早已將自己的文化自卑感，轉為對宗主國強勢文化的崇拜、敬仰，甚至於感激。這種扭曲的殖民認同深植人心，成為理所當然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或「假意識」正是造成愛爾蘭人「麻痺」的根源。喬伊斯在〈賽車之後〉裡批評自己族人是「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他們在面對英國殖民者由上而下的宰制壓迫時，反而不自覺地由下而上主動迎合，這二種力量交互作用，鞏固了愛爾蘭的麻痺結構。於其中，知識分子、社會菁英或中產階級，都迫不及待要背叛民族大義，企圖在霸權的迎合之間謀求私利，而一般百姓則渾渾噩噩接受了被壓迫者的角色。例如，故事裡的吉米，雖是道地的愛爾蘭人，但從小接受「英國化」的教育，因此除了身上流的是愛爾蘭血液外，他早已被「教育」成「假英國佬」，早已內化了英國殖民者的價值觀，並「學」會了做一個愛爾蘭人的自卑，及夢想變成一個英國人的驕傲。這種視英國人高高在上而愛爾蘭人卑屈在下為「自然」現象的「共識」，正是霸權政治極度運作的結果。喬伊斯看清這個麻痺的建構過程，乃矢志以打破這種意識形態的禁錮為職志。
教會的威權與墮落也是愛爾蘭麻痺的原因之一。愛爾蘭是天主教國家。喬伊斯生長在一個民族主義的家庭，因此對羅馬教會「宗教凌駕國家」的思維，不能苟同。他筆下的神職人員，負面形象居多。〈兩姊妹〉裡，神父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被逐出教會，最後發瘋躲進告解室，神父自己反成了被救贖的對象。〈邂逅〉裡，擔任教職的神父，以威權教學，禁止並懲罰小孩閱讀通俗文學。學童無法在正規體制下，獲取身體與想像的自由。〈阿拉比〉裡，神父住過的廢棄小屋裡，只留下偵探及言情小說，透露了神職人員的信仰迷惘。宗教世俗化，帶來信仰危機。〈恩典〉裡，神父沉溺於酒精，他們為取悅商人而曲解經文。神父與信眾同樣麻痺，缺少真正的信仰。
批評文藝復興運動流於形式
愛爾蘭反殖民的力量，除了走武裝革命或議會改革路線外，還有葉慈的文化路線。他發起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一時風起雲湧，蔚為主流。但喬伊斯未加入此一團體，因為他看到這個運動背後的盲點與虛偽。這種訴諸感性的愛國意識，因為缺少「知性」批判意識的介入，複製了殖民主義的「暴力」結構，結果形成新的霸權，進而變相對內壓迫多元、現代、民主、包容等思想的存在。這種激進文化民族主義的抗拒與殖民主義的打壓，也會形成一個互相依賴、互相（再）生產的機制，使得民族主義淪為殖民主義的共犯而不自知。喬伊斯認為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不能認清此一事實，那麼歷史將成為「一場你永遠醒不過來的噩夢」，愛爾蘭人也將陷入「麻痺」的無底深淵。喬伊斯在〈一抹微雲〉裡就對文藝復興運動的迷失，提出針砭。他批評愛爾蘭文人，缺少真正的理想與熱情。大家都在利用「文藝復興」這個圖騰來謀求名利。在〈母親〉中，喬伊斯就以舉辦愛國音樂會為例來批評文藝復興運動流於形式，並與大眾生活脫節的謬誤。
除了上述的政治、宗教、文化領域外，麻痺現象也滲透到愛爾蘭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對比〉裡所描述的愛爾蘭酗酒文化，讀來令人痛心。華林頓工作場所失意，到酒館買醉，花光了錢還遭人羞辱，只有回家打小孩出氣。20世紀初的都柏林，百業蕭條，唯有釀酒業一枝獨秀。愛爾蘭男性忙著上酒館，女人忙著上教堂，家的經營反而被忽略了。麻痺現象也表現在愛爾蘭人的婚姻上。〈寄宿之家〉裡，做母親的不擇手段，只想把女兒嫁出去。民眾的婚姻觀裡沒有真愛，只有世俗的利益交換。道德失落，〈護花使者〉裡，兩位愛爾蘭男性對自己的女性同胞，騙錢騙色。兩人不知羞愧，反而引以為榮，真是麻痺到家了。〈憾事一樁〉中的達菲先生，精神與肉體處於一種分裂狀態。這種自我疏離的結果，使他不能愛，不能恨，不能踏實地生活，更具體代表了都柏林人的麻痺狀態。〈伊芙琳〉的最後一幕，原本要與男友私奔到阿根廷的伊芙琳，最後一刻卻「麻痺」僵在碼頭，無法行動，不能自主選擇自己的命運。就像〈泥土〉裡的瑪利亞，終生勞碌，無私奉獻，但無人愛憐，只能蒙起眼睛來，自欺欺人，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運。
始終與愛爾蘭社會維持一個批判的距離
〈死者〉是喬伊斯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捩點。他的寫作從寫實主義出發，一路演變發展到實驗性格濃厚的現代主義。小說後半段的旅店一節，精采的內心獨白，成為喬伊斯意識流表現手法的濫觴。歲末年終的聖誕聚會，賈伯瑞裝腔作勢，替老邁的姑媽扮演聚會的男主人。先是受到大學同事質疑他的「假英國佬」政治取向，懊惱不已，後又發覺伴他大半輩子的太太，心中卻長存著一位因她而早逝的初戀情人費瑞。他悵然若失，彷彿自己只是一個活死人。死去的費瑞，成了永恆的愛人，而活著的賈伯瑞，倒像個行屍走肉，麻痺的過著活而已。最後一幕他在旅店望著窗外白雪，若有所悟，不禁淚水盈眶。
喬伊斯說他要喚醒「愛爾蘭民族尚未被創造的良知」。從「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症狀，到社會上無處不在的麻痺狀態，在《都柏林人》中，企圖解放愛爾蘭人被扭曲的心靈，他針對愛爾蘭人的心理健康，作了深度的病理分析。恨鐵不成鋼，他與愛爾蘭社會維持一個批判的距離。他不願意隨激昂的愛國情緒起舞，因此下筆時，有時帶著同情的介入，有時維持一種諷喻的疏離姿態。更多的時候，欲言又止，在文本裡留下空白，供讀者省思。
《都柏林人》是大學英語系同學必讀的經典文學。喬伊斯心思細膩，對文字的經營，更是匠心獨運，精采絕倫。因此閱讀他的小說是一個琢磨、欣賞與品味英語文字的絕佳教材。現有中譯本問世，中文世界的讀者也可以親近喬伊斯，一窺究竟。
但閱讀喬伊斯，必須細嚼慢嚥。慢讀，才能讀出味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