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說的一句話：「中國人為什麼沒有自己的一套字。」為了尋求這個答案，他義無反顧，注入四十多年青春歲月、精力和資本，在漫長的嘗試、摸索、學習過程中，他說：「我一點也不讓步。」……
衡陽路、重慶南路，在我的記憶中，不僅是路名，更是我六年職場生涯的印記。
走過衡陽路、重慶南路，總帶著深情的回憶：老書店、老朋友、老話題。
101年雙十國慶後幾天，我漫步在這兩條書店街的路段，急待印證傳聞中即將消失的書街，探訪久違的正中書局，和深植友誼、六十年堅定不移的元老書店──三民書局。
夜幕漸深，這一帶商店燈火錯落，沒有擁擠的人群，我一路走過來，在每一家書店前停留，有門市的，走進去瀏覽，探究這些老店為什麼沒有被潮流沖走；門市出租的，只好望著高掛在大樓上的老招牌興嘆！
1986年，我從服務二十多年的新聞界，調到全然陌生的出版世界。面對的是：台灣出版界急速轉型，展開跨越傳統的經營模式，朝向制度化、企業化的方向邁進的年代；重慶南路書店街的盛世，已顯動搖。迎接我的是：一家老書店的沉重傳統──正中書局。
剛接任，就有人建議把門市業績不佳的大樓全部出租，搬到新店去。正中大樓共十層，坐落衡陽路與重慶南路交叉口，是黃金地段。
有一天，三民書局創辦人劉振強先生來看我，他很率直問我：正中是不是要搬家？他說，他原本計畫重新裝修重慶南路門市，如果正中搬家，他也要另作考慮。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第一位出版界前輩對正中去留的關懷。劉先生簡短、堅實的一席話，給我很大啟示、鼓勵和感動；讓我領悟到正中在出版界有它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我們不應該氣餒、退縮、自暴自棄。我向全體同仁轉述劉振強先生的話，相約一起努力，把正中這塊擁有一甲子的老招牌擦亮。
我們毅然收回出租給餐廳的二樓，門市部從原來一層樓，擴增四倍，由地下樓到第三樓，還把大門移正到重慶南路。同時清理一百多件已付稿費、積壓未出版的書稿，訂定出版新方向，接受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的委託，展售政府出版品。當時沒有書店願意承辦這項業務，魏主委找我研商。他說，各政府機構都分別編印出版品，但缺乏推廣，很可惜。他的構想是：選出內容豐富有參考價值的政府出版品，委託書局銷售。我深受他的熱忱感動，大膽接下這份實驗性的業務，結果成效不錯。
掃去陰霾，曙光乍現，正中書局業績顯現新氣象！
對劉先生來說，「正中是否要搬家？」也許只是業務上的探詢，對一個初踏出版界的新兵，卻是極大的啟迪，和往前衝刺的熱量與信心，我一直銘記、感念這一份友誼！
三民書局也開始整修門市。無形帶動了鄰近的同業，這條街又活絡了起來。
正中與三民這兩家老店，一直守在重慶南路這條具有歷史的書街上。
今晚，走過正中，一、二樓已出租，聞不到書香，仰頭往上看，沒有亮光，只見三樓一面窗上，一個大紅的「正」字，旁邊隱約可見「中」字，我過了街，面對只亮一半招牌的正中大樓，光華不再，有很深的失落感，無限唏噓。
來到三民書局，書香撲面，電動扶梯不停地轉動，載著上上下下的人群。這台電動扶梯，是三民書局決定留在這條書街的象徵。書局有電動扶梯代步，在那個年代是很進步的。
沿著一樓到四樓密列的櫥櫃，瀏覽群書，有暢銷書、長銷書、促銷書，更有相當比例的古今典籍及專僻舊版書，使人感覺置身在圖書館的開架書庫裡。我想起1993年離開出版界，向劉振強先生辭行時，他談起一點一滴創辦三民書局的艱辛經過：
1953年從分租衡陽路店鋪的一面牆書架創業，八年後搬到重慶南路，租了四十坪的店面。到1975年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大樓，以後又買下隔壁的樓房，擴展為這座三民書局門市。1993年，復興北路第二門市大樓落成，三民擁有重慶南路和復興北路兩個門市，每個門市都能容納十五萬以上書種，他說，他經營出版事業四十年，一直希望：「書店最好能做到像圖書館一樣，力求書種齊全，不分冷門熱門。」他做到了！
二十年後，今夜，重返這家老店，有點陳舊，有點擁擠，但很溫馨，充滿活力。書種遠超過當年，多元豐富，包羅之廣，可能居所有書店之首。我感受到三民書局的風格，和劉振強先生的人文堅持。
門市擴展，書種增加，必須要有健全後勤的棧庫，那是書局的心臟。正中書局的心臟，久經歲月、風雨的侵襲，面臨停止跳動的危機。我們好不容易籌到經費，卻缺乏經驗。
三民書局有相當現代化的棧庫，我和行政室主任趙祥增一起去拜訪劉振強先生，向他請教。
他非常熱心分析建造存書棧庫和興建一般大樓最大的不同點，尤其是建築結構和樓層地板的承載標準，一定要高。他說：「書是很重的。」他也詳細說明內、外部動線的設計，要注意的種種細節。他像建築師般侃侃而談，完全不像出版人。正中根據他的提示，於1990年在新店老棧庫原址，建起了一座十一層堅實、美觀、現代化的「正中復興大樓」，它不像棧庫，在我心目中，它是儲存知識文化的堡壘，我稱它「書庫」。
當我告訴同業，這座書庫的設計構想是來自劉振強先生時，他們說我找對了「師父」，劉先生替他人作嫁，打理一家建設公司，對建築很內行，也很有成就。事實上，他的事業，已超過圖書出版的範疇，進入文化傳承的園地。我深深體認到：只從三民書局看劉振強先生是不夠的！
離開出版界二十年，因為監察委員工作的特殊性，我曾自嘲：為了做個稱職的監委，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與多少機構，對外關係無形中也斷了線。但是，劉先生和我一直保持聯繫，在談話中，我約略知道他正全力投入「造字工程」，我不清楚詳細內容，只記得他常說的一句話：「中國人為什麼沒有自己的一套字。」為了尋求這個答案，他義無反顧，注入四十多年青春歲月、精力和資本，在漫長的嘗試、摸索、學習過程中，他說：「我一點也不讓步。」
記者本性，觸動我的好奇心，想去一窺劉董事長的「造字工程」殿堂。去年5月15日上午，我和外子馬驥伸來到復興北路三民書局，劉先生領著我們參觀，說明，示範；聽他述說整理中國文字的構想，漫長工作過程的苦與樂。
1971年，三民開始編纂《大辭典》，劉先生發現，當時市面上排版多用日本遺留下來的漢字，字體既不標準，又不美觀。他著手請人寫字，然後刻模鑄字。這項造字工程之浩大，遠超過他的想像，他說：「我吃盡了苦頭。」
花了十四年時間，《大辭典》出版了。劉先生說：「三民多年累積的一些資本，全部投入耗盡。」留下七十噸銅模和鑄字鉛條，堆在倉庫裡，作為他求好心切的紀念！他說得心平氣和，淡然的笑聲中，帶著欣慰、自信和些許驕傲！
他的心血沒有白費，《大辭典》被視為全方位工具書，三民書局的鎮店寶，獲得佳評。
為了一勞永逸，為了保留中國字體盡一份心力，他開始第二階段造字工程，對這更浩大、難度更高，又更複雜的文化基礎工程，《大辭典》的前車之鑑對他沒有影響，反而增加信心和執著，他不接受任何勸阻和警示，毅然動工造字。了解他的朋友與認識他的作者都說：「劉振強不是在做生意，他把生意當事業做。」
走過一層又一層造字工作室，寬敞、明亮，四周完備的參考書，每台電腦前年輕的臉孔，螢光幕上不斷移動的中國字體，交互展現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畫面，非常動人。劉董事長說，這項工程已近尾聲，已看不到初始的「盛況」；當時，有八十位專屬美術人員，分四組，用傳統手寫方法，一筆一畫撰寫，建立起明體、黑體、楷體、長仿宋、方仿宋和小篆六套字體，每一套字體，都在七萬到九萬字之間，有常用字、次常用字、罕用字、異體字和簡體字。
他形容寫字如作家寫稿，一改再改，每一個字的間架與結構，既要考量字形的美觀，又要兼顧正確性。每個字都經過他看了改，改了又看，直到滿意為止。他說：「我連作夢都在想怎麼把字寫好。」
劉振強先生又投注了二十七年時間，和無法計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回應四十年前他的提問：「中國人為什麼沒有自己的一套字？」他的勇氣，魄力，堅韌，終於為中國人建造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一系列字體，和可供排版的軟體。這位八十歲的文化人，用了他一半的歲月，默默為中國文字現代化，樹立起里程碑。他說：「在我的腦海裡，只有明天，沒有今天！」
三民書局經營的是文化事業，劉振強董事長有資格說這句話，這是他六十年不變的執著，這是他與三民書局六十年生命投合的奉獻，值得敬佩！讚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