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的華文流亡文學
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和〈遊園驚夢〉，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這些漂泊者的文學，打開了我的眼睛和心門，也影響了我的審美方式……
用這個題目來描述近代以來的華文流亡文學，是我少年時代就很喜歡的台灣歌手齊秦和齊豫給我的啟發，他們的一首歌是這樣唱的：「你在天空飛翔，我在地面流浪，看似兩個地方，其實都是一樣。」也是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河殤》撰稿人之一的遠志明給我的啟發，遠志明到西方之後這樣說：「到了自由世界，才發現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其實，無論是否真的離開故土，在靈魂深處，每一個寫作者，每一個思想者，都如同德國詩人特拉克爾所說，是「大地上的異鄉者」。
直到離開中國那一刻到來的時候，我始終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成為一名流亡作家。在我於1998年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流亡者〉，那篇文章似乎成了一個預言，隱藏了十四年之後我自己的命運。我在其中引用了丹麥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潮》中的一句話：「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出深刻不安的文學。」統治者很害怕這種「不安」，19世紀中期，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分別流放了他們最偉大的作家：英國流放了拜倫，德國流放了海涅，法國流放了雨果。但流放並沒有使他們任何一個人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響。作為「祖國的異邦人」，他們用自己的流亡為「祖國」構建了巨大的精神財富。
「獻身甘作萬矢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的流亡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最早一代的流亡作家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梁這對師徒流亡海外十四年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遍布日本、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等地，眼界大為開闊，思想更為活躍。
我在北大念碩士班的碩士論文即研究康、梁在海外流亡期間的新聞事業。康、梁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報人」，尤其是梁啟超，他敏銳地意識到新聞的巨大力量，自覺地從傳統的文人士大夫轉型為近代的新聞業者。流亡五年之後，梁啟超於1920寫成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長篇預言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預言中國必將走向民主，仿效美國的模式建立「大中華民主國」，開國紀年為十年後的1912年，這個時間節點與辛亥革命爆發的時間完全一致。
滿清王朝實行傳統的專制帝制，而不是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密不透風的現代極權主義，故而其統治疏鬆到了「吞舟是漏」的地步。流亡海外的康、梁，在境外將《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媒體辦得有聲有色，居然可以大量運送到國內訂戶手中。朝廷失去了對「筆桿子」的掌控，進而影響到「槍桿子」的穩定——新軍不僅使用新式的裝備，更接受新思想的啟蒙。正是通過創辦和主持報刊，梁啟超左右了此後十多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脈絡，推動了立憲運動的勃然興起。
幾年前，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拜訪史學大師余英時教授，余先生抄錄梁啟超的〈自勵詩〉勉勵我：「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那時我並未意識到自己也會走上漫漫流亡路。梁啟超流亡十四年之後，才迎來滿清傾覆、共和成真並凱旋而歸。而我離開家園的時間，也許將比梁啟超更長。共產黨政權的韌性與殘酷性遠甚於滿清政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拖的時間將更長，轉型的過程將更痛苦和艱難。
從大河到大海：國民政府遷台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流亡
戊戌之後，康、梁的流亡畢竟只是一個小群體的流亡；而在1949年，中國大陸變天，大批知識分子隨國民政府遷台，那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學和學術的流亡。
對於流亡者個體而言，飄零到一個陌生的小島，固然要承受錐心之痛；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衡量，對台灣而言，這群人的到來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在閱讀台灣黨外運動前輩張俊宏寫的《和平中立的台灣》一書時，看到了作者對流亡來台的中國知識菁英的感恩之心。張俊宏特別舉出雷震、傅正、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楊國樞等人，他說：「這些『高貴的中國菁英』親眼目睹、親身體現中國在大時代轉變過程中遭遇的悲劇，將五四時代在中國不能實現的理想，和台灣的草根運動相結合，尋找到和平演變的途徑，共同激盪出新品質的民主概念和實踐方法。」公允地說，台灣的民主化離不開這些流亡的外省人思想與行動的貢獻。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還在偏遠的四川省的小鎮上念中學，訂閱了一份福建出版的《台港文學選刊》，看到了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和〈遊園驚夢〉，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由此感受到一種跟中國當代文學完全不一樣的自由、文雅、憂愁與美。當時，中國當代文學正在流行「傷痕文學」和「尋根文學」，濫情而粗糙的文字以及對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理念的生吞活剝，讓我目不忍睹。正是這些漂泊者的文學，打開了我的眼睛和心門，也影響了我的審美方式。
中國知識分子尋覓「詩意的棲居」：高行健和哈金
1989年的「六四」屠殺，宣告「文革」之後共產黨與知識分子十年「蜜月期」的終結。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被迫流亡海外。而流亡，是為了尋求安全與自由。高行健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所作的題為〈文學的理由〉的講演中，對文學作出如下界定：「文學只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他認為，文學應當遵循自身的發展規律，文學應當表達作家內心深處的真實，「文學是人精神上自救的一種方式。不僅對強權政治，也是對現存生活模式的一種超越。」高行健在「六四」之前兩年就離開了中國，「六四」發生之後，他公開譴責中共當局的血腥屠殺，並在三個月後寫出了以「六四」為背景的劇本《逃亡》。由於作者對劇中的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提出質疑與反諷，招致許多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分子的批評。但同樣也是流亡作家的孔捷生認為，該劇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戲劇成就和思想高度，它超越了「六四」之後的種種政治評判和道德爭論。《逃亡》是對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革命和暴力，還有藉其他名義而推行「一元化」的東西，都將個人話語和異議話語逼到死角，而《逃亡》就是不同類型的個人在絕境中的自言自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行健說，人們談論「流亡」，常常更多地談及黑暗的一面，即「失去了什麼」；其實，對一個中國作家來說，不應該忘記另一面：漂泊使他們獲得了什麼？例如，寫作「個人」、「客觀化」便是漂泊生活的一大收穫，對整個中國文學的成熟大有好處。
如果說高行健融入了歐洲文學傳統，那麼哈金便融入了美國文學傳統。哈金是美國國家書卷獎和福克納獎得主，他在1985年赴美求學，但他為「六四」發聲，參與支持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簽名，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哈金的代表作《自由生活》有一定的自傳色彩，主人公武男攜妻兒離開強迫人們永遠「等待」下去的祖國，來到陌生的美國。本來，武男期待著「當你進入那個地方，一路鮮花將在你腳下綻開」，但語言的隔膜、文化的衝突、婚姻的危機、生存的壓力，漸次而來。作為詩人和文學博士的武男無法以詩歌維持生活，只能開一家小小的餐廳，在油煙瀰漫的廚房中能寫出優秀的詩歌嗎？
這個實存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實現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的棲居」。但是，流亡卻是通向自由的必經之路。哈金在接受梁文道的訪問時說：「我在中國生存了二十九年，這是我個人存在的一部分。我不能說因為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都背著，會背不動的。對你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只能帶來負作用，只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為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旅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哈金在《自由生活》的結尾處附錄了主人公武男的幾首詩歌，其中一首名為〈祖國〉，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你回不去了。
看，大門在你背後關上了。
對於一個從不缺少公民的國家，
你同其他人一樣，可有可無。
你會徹夜難眠，
困惑不解，想家，默默哭泣。
是的，忠誠是一個騙局，
如果別無選擇，只好加入難民的
行列，改換護照
我的出走： 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
1922年8月，列寧為清剿有可能對新生政權構成「威脅」的知識分子，下令發起了一場醜陋不堪的驅逐行動。兩百一十七名俄羅斯頂尖的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工程師被列入黑名單，由政治保衛局的祕密員警統一抓捕，在強迫他們親手寫下一份自費出境的申請和一份未經許可不擅自回國的字據之後，將他們押送上一艘船，從烏克蘭運往西方。這就是所謂的「哲學船」事件。
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前後，在中國的官員和富商的移民潮中，也出現了一個類似於「哲學船」的潛流：中國一流的法學家王天成、一流的政治學者張博樹相繼離開中國……這個名單還在不斷地增加新的名字。
德國作家湯瑪斯•曼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也很敬佩余英時教授對遊說他回中國去「看看」的那些人所說的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那是一種「獨與天地相往來」的充沛的自信。
離開中國一年，我已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了《劉曉波傳》和《河蟹大帝胡錦濤》兩本新書。在一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我的寫作狀態可以更好發揮。在維吉尼亞鄉村的碧雲天下，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再也不用擔心國保員警衝進來將我的電腦和文稿抄走。哈金說：「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將毫無意義。」他在《自由生活》中用了這樣一個比喻：很多在美國的華人，雖然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精神上卻仍然不得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天空中飛翔的鳥兒，其實他們是風箏，無論飛得多高，那根線始終被共產黨牢牢地牽在手上。我不會接受風箏的命運。《聖經》中有一個比喻：「如鷹展翅上騰。」哈金在題為〈祖國〉的那首詩歌中說，「我會回來，像一頭獅子。」當彼岸成為此岸的時候，我們必將如鷹，如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