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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3 第4345期  訂閱/退訂看歷史報份直接訂閱

今日文選 文學在地/文學豐年祭
人文薈萃 閱讀偶記/三個動詞之後
散文書評/空間與慾望的越界

  今日文選

文學在地/文學豐年祭
然靈/聯合報

──記瓦歷斯.諾幹《城市殘酷》新書發表會

許多讀者不畏路途遙遠,翻山越嶺來部落參加發表會,可說是一場真正讓文學與土地連結的文學豐年祭……

這裡就是作家的故鄉

初夏午後的阿勃勒如黃蝶聚攏,整樹的金黃翅翼迎風盪著鞦韆;一路從沙鹿騎車等在東勢客運站,不一會瓦歷斯.諾幹老師便和師母開車來接我了。車子從東勢區中嵙里進入東崎產業道路,夕陽在九彎十八拐的山路上處處貼金,山坡上可見一片片的高接梨園,途中還可看見很少人知道的台灣最高的觀音山所在,泰雅族人稱為:Mumu Shuvu(長滿似竹一樣植物的山)。一路經三叉坑部落、林木蔽蔭的穿龍地區,直至大安溪谷如一幅山水畫立在眼前,蜿蜒的水道如數條百步蛇交纏,這裡就是作家的故鄉、位於和平區自由里的泰雅族部落:雙崎。

雙崎部落傳統的名字是彌互(Mihu)部落,舊稱埋伏坪,在日治時期曾是沿線最壯大種滿櫻花的部落。Mihu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靠近,指的大安溪在此是兩側的觀音山與大棟山靠得最接近的地方;另一個是靠的意思,指的是雙崎部落所在地正好依偎著山。瓦歷斯.諾幹在小說〈中秋之前〉如斯描寫黃昏下的部落:「從穿龍隘口往下望,一座泰雅族部落彷彿在霞光中露出他薄弱的生機。黃昏剛要回到大安溪口向部落告別,而兩個孩子穿著藍短褲就在霞光中奔跑起來,好像正要趕赴一場重要的約會似的。」眼睛捧著霞光閱讀小說描述的景像,我也恰恰正趕赴著重要約會前來。

書寫文明的野蠻與時代的殘酷

5月25日,摔落大安溪的陽光又爬上清朗天空,這天是瓦歷斯老師小說《城市殘酷》的發表日,堪稱創下台灣文學界新書發表會在作者家鄉舉辦的先例,除了瓦歷斯老師的母親、小學老師、作家夏曼.藍波安、里慕伊•阿紀、與青年詩人沙力浪也先後到場,更有許多讀者不畏路途遙遠,翻山越嶺來部落參加發表會,可說是一場真正讓文學與土地連結的文學豐年祭。

《城市殘酷》是一本創作跨越了27年的小說集,最早的一篇是〈祭〉(聯合報副刊,1980.9.29),收錄最晚的是〈父〉(第九屆中縣文學獎短篇小說獎,2007年),全書收錄25篇短篇小說與極短篇,瓦歷斯說,最好以書末所附的小說發表順序閱讀,更能看到一位小說家的寫作歷程與部落變化。小說的封面是文明之火燒灼而成的字樣,電線像外來的攀藤般入侵至部落。瓦歷斯書寫了文明的野蠻與時代的殘酷,族人在都市裡生活遭遇到部落目前的現狀,他希望藉由這本著作,讓社會大眾了解到原住民實際生活的處境。《城市殘酷》小說內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入的短篇為「記憶溫柔」,瓦歷斯在後記裡寫道此部分「小說的車輪分駛城市與荒野」,為往後的小說作出「衛星定位」,輯名為「記憶溫柔」,讀來卻盡是殘酷、荒誕的情節,他試圖透過記憶的書寫,重新安置那些飄泊不安、迷失在歷史荒野或都市叢林中的心靈,讓汩汩流出的感動得以溫柔慰藉殘缺的現實。

「假如你家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今天有好多男人魚與女人魚浮出了海面。從一開始創作到現在,你不曾偷懶、也不曾休息過,你的一張一張書寫的紙已經環繞了台灣,我以你為榮,讓我的心爬到了天堂。」在新書發表會上,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吟誦達悟族傳統詩歌作為祝福,並指出:「理想沒有為某個人停留,理想是被創造的」,從一個小說家27年來的作品,可以窺見其成長與心路歷程,透過不曾間斷的寫作,也可以在小說文本中透視出夏曼.藍波安所言:「文化的創作要有批判社會的能量與想像」。瓦歷斯則表示:「沒有部落的發展就沒有這本小說」。並特別提及,小說的最後一篇〈父〉挪用了父親與母親作為創作的原型,以父親的失蹤作為對變幻莫測現實的抵抗,在其他諸篇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許多人物亦是現實人物形象的呼應。

那些被深情注目的地方

新書發表會上,還有自由國小三年級小朋友朗誦自己的二行詩與故事。三甲吳子安小朋友靦腆念著〈和尚蟹〉:「和尚蟹是一位和尚嗎?/好想叫他念佛經」。近年來瓦歷斯在其任教的小學與其他學校或社區極力推展二行詩,希望讓詩深入生活,不再遙不可及。而所謂二行詩極其簡單,第一句是直觀,第二句即是想像,所有人都具備直觀跟想像力,因此人人皆可詩。2011年瓦歷斯出版了《當世界留下二行詩》,2012再出版《自由寫作的年代》,便是自我嘗試書寫與推展的成果。

新書發表會後,瓦歷斯特地帶領前來參加的讀者到部落裡參訪,對照書裡所敘述的故事發生的地點與時間導覽解說,包括自由國小校門前的廣場,是他當年寫作,可以遠眺大安溪的舊宅所在之處;而921災後重建的希望之牆則出現在〈希洛的一天〉這篇小說裡,讓讀者不只進入小說情節,「小說地景」亦成為別開生面的小旅行,那些被深情注目的地方,天空的眼睛也含情脈脈注視著。〈我的小說創作:「老師的假期」〉如斯寫著:「不可否認的,真實的生活宛如一部小說吧!」我想墨鏡上飛鼠的眼睛,是瓦歷斯老師一直沒有拔下來的黑色幽默吧!


  人文薈萃

閱讀偶記/三個動詞之後
高全之/聯合報

三個動詞的時序從近到遠,追溯了張人駿生涯的三個處境……

張愛玲《對照記》記錄堂伯父張人駿。筆墨省約,用字不過一千兩百。敘述裡三個動詞竟讓張人駿生鮮活潑,從書頁跳出來,有時還可能跳進某些讀者的閱後印象,久久不去。

三個動詞的時序從近到遠,追溯了張人駿生涯的三個處境。每個動詞都刺激視覺想像,各自有場景。事件的依據因應了張愛玲的年齡,自今至昔,從我見我聞轉變為他見他聞。在作者心底裡那些敘事憑證的客觀信實程度由強轉弱,主觀意見隨而自弱變強,終於發展出對張人駿生命評價的宏觀臆測。

第一個動詞是「流淚」。張人駿聽小小孩張愛玲背誦唐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而黯然泣下。情境恍若夢幻,卻是張愛玲親身經歷,就她而言,真實性不容置疑。

第二個動詞是「縋下」。兩江總督張人駿坐籮筐自南京圍城縋下逃生。南京之戰乃大清帝國崩潰的決定性戰役,所以這個動詞有其歷史重量。那個事件有兩個出處。其一是原籍南京的家傭口述。其二是「美國記者寫的端納傳(《中國的端納》,Donald of China)」。家傭口述歷史仍屬張愛玲認為可靠的間接聽聞。問題在於那本書。

張愛玲說她於「一九六○初」讀端納傳。這點重要。我們因而知道她的憶述與現今流通的中文節譯本無關,再者她寫《對照記》時候可能沒有重讀該書。由此我們可以猜測她誤引的原因之一是記憶失靈。該書於1948年由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是澤勒(Earl Albert Selle)。我找不到張人駿坐籮筐自南京圍城縋下的記錄。第八章〈南京之圍〉說張勳囚禁張人駿與滿族將軍。張勳與革命軍達成祕密協議,提前趁夜北逃,帶走他的精兵,張人駿與滿族將軍。

第三個動詞是「亂顫」。時間再次推遠。她引用端納傳:兩廣總督張人駿接見澳洲記者端納,全套官服,頭動則官帽上花翎亂顫。問題來自張愛玲的解釋:「那也是清末官場敷衍洋人的常態。」

端納傳至少兩度提到張人駿官帽上花翎亂顫(頁16與頁39),張人駿都沒敷衍端納。特別是他們第一次會面,張人駿賞識端納有意報導中國人的時事意見,並稱許端納要求彼此坦誠相待,因此點頭表示同意。幾天後即專函任命端納為顧問。清末百廢待舉,張人駿未能接受端納所有建言,絕非「敷衍」所可道盡。由於未被完全忽略,端納政治立場從支持清朝改變至支持民國革命之後,仍視張人駿為朋友。

這很有意思。張愛玲顯然意在淡化張人駿和端納之間的友誼。她不可能暗示自己堂伯父昏庸,也沒有太大的理由去怪罪端納改變政治立場而背叛朋友。她說初次閱讀該書關於張人駿的記載:「也還不十分確定是他,也許因為過去太熟悉了,不大能接受」。言下之意,似乎影射書中所記和她所知有些她沒有明言的出入。一種可能的異議是端納以張人駿為例說明清末捐官惡習。他說張人駿付了當時中國幣值的五十萬塊錢購買兩廣總督的官位,隨後半年之內就靠苛稅收回投資成本。(頁48)雖然端納無意苛責,這種說法無疑會為張人駿的歷史地位打個折扣。

端納後來還結交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至少一個中文節譯本忽略了澤勒寫的〈序言〉。序文記載端納說,如果他自己寫本關於中國的書,他將會以下三個句子開始:

1.本書涉及一個徹底是人類的民族。

2.此非關於中國人愛好、風俗、習慣,或道德的論文。

3.這是用同情和理解來寫的。

端納是中國的忠實朋友。沒錯。然而張愛玲不視這本書為信史。她是對的。一場戰役的勝敗由許多因素造成。無論一個人的現場報導多麼誠實,也不可能說盡詳情。信史必須顧及多方各面。南京戰後端納去了上海,告訴朋友戰役經過,立即接招引他單槍匹馬打敗清朝軍隊的讚美。(頁104)那正是他的描述可能予人的印象。端納在中國逾三十年,故意不學中國話,這樣他就可以取信於中國的朋友,因為他不會偷聽他們之間的對話。然而結果是他有時候搞不清楚中國人或城鎮的名稱。舉兩個例子。張人駿的英文名稱是 Chang Chen-chun。葡萄牙舉行澳門劃界談判的清政府劃界大臣高而謙,英文名稱是 Kao Erh-Kim。 譯名都未盡理想。端納並且錯誤預測了西安事變之後的張學良仍將在中國大有所為。(頁366)澤勒清楚了解本書種種局限,所以他在序言裡強調端納是中國問題的權威,但也提本書只是他一個人的經歷與看法。澤勒說所有文本都來自端納口述,其實訪談時端納已經病重而脆弱,某些歷史背景資料顯然由他補充過。端納傳像本遊俠傳。那遊俠就是端納。

《對照記》說張人駿晚年貧窮暗示著他為官清廉。「彷彿總比較是多少是個清官,不然何至於一寒至此。」這點還有待史家確認。張愛玲的目的很明確:她希望讀者不僅同情,而且藉由她的建議,進一步去尊重張人駿。她已經盡其所能用文學方法推動了這一想法。


散文書評/空間與慾望的越界
黃雅歆/聯合報

推薦書:葉佳怡《不安全的慾望》(寶瓶文化出版)

「不安全的慾望」一語道出旅行的魅惑力。特別是在當代女遊書寫中,以旅行越界、擺脫(或挑戰)原生社會的束縛,達成自我越界、從而建構女性主體性,始終是「女遊」所被關注的主題。而這個跨越的起點,或便起之於「不安全的慾望」。

以此,或可說《不安全的慾望》的旅行的確非常「女性」,作者寫土耳其伊斯坦堡、寫花蓮、寫台北,在越(國)界與空間移動中,所進行的異地(國)、「異人」觀看與凝視,都成為回觀己身(女性)的一種載體。幾乎在每個旅行篇章中,作者都「反芻」了「原我」的養成制約:寫在伊斯坦堡問路,先寫台北的自己始終是個路癡;寫伊斯坦堡的住宅,先寫自己在台北的公寓生活;寫邊界,引出了台北的四座古城門;寫賣場的油膩、簡陋、粗糙,「和台灣的家樂福很像」;寫伊斯坦堡的草莓,成就了一部自己從台北到異國的「草莓接受史」。

對於女性的凝視,以台北捷運內少女淚眼如花的假想情境,對應伊斯坦堡少女的宿命;以進不了清真寺的女性陰影,觀看寺前淨身區的「骯髒」與「潔淨」。對於自我的再認識也經常出現:「每到這種高處,我就有墜落的念頭」、「我的優越感於是在此輕微發酵,逐漸散發敗朽的氣息」。這些對於自我的凝視與再凝視,無一不是藉由空間的移動完成,在移居花蓮的一卷中更為明顯,其中並擺放了「給二十年後的自己」的〈密語〉。

然在看似承繼女遊書寫不變的主軸下,葉佳怡作為新世代寫手,不同於三毛以來著重於強調原生(傳統)社會束縛、自我內在掙扎的女遊出走,而一面從「原我」的觀照出發,一面提出異國的解讀、建構自己的世界觀,或可窺見在社會與養成視野的轉變中,新世代女遊的特質。

自我凝視與自我耽溺往往一線之隔,歷來女遊書寫不乏有陷溺之病者。葉佳怡《不安全的慾望》文采洋溢,讀之時有驚豔。此非僅在於使字修辭上的精準,而是能於內在思索、瑣碎日常、空間移動、旅行異想中,凝鍊組合出的一種女遊姿態與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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