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教育基金會與日本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於本月合作舉辦「台日作家東京會議」。白先勇出席發表此文，作為承先；啟後則由台灣作家陳雪、駱以軍、伊格言、童偉格、王聰威、甘耀明、劉梓潔、楊富閔，與日本青年作家對話，特以此文與聯副讀者分享。（編者）

中國文學歷史的傳統，往往是文史不分，最經典的史學著作也是最精采的文學作品，例如《史記》、《漢書》。最有分量的文學傑作，常常含有深刻的歷史底蘊，例如我們的詩歌傳統，從屈原的〈離騷〉到杜甫的《秋興八首》都是以詩論史，在文學史上的扛鼎之作。我們的小說戲劇也常常仰賴恢弘的歷史架構而成為文史一體的鉅著，譬如小說中的《三國演義》，傳奇中的《長生殿》、《桃花扇》，這些作品都以朝代興衰歷史滄桑為主題。

我的短篇小說集《台北人》，是從1965年開始寫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永遠的尹雪艷〉，在寫第一篇小說的時候我引用了唐朝詩人劉禹錫（772年-842年）的一首詩〈烏衣巷〉做為題跋。826年（唐敬宗寶曆二年），劉禹錫途經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寫了這一組有名的懷古詩篇，總名《金陵五題》。

〈烏衣巷〉──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首詩敘述中國歷史上一個改朝換代的重要事件，316年，中國北方由於五胡侵華，西晉滅亡。西晉的都城洛陽、長安被胡人焚燒擄掠，變成廢墟一片，大量的王公貴戚以及平民百姓流亡東渡，越過長江，定居建業（今南京）建立東晉（317年－420年）偏安南方，又繼續晉朝宗室近一百年。劉禹錫寫這首詩的時候，唐朝已經經過安祿山之亂，國勢漸漸走向衰微，詩人深有所感，以古喻今，寫下〈烏衣巷〉。詩中烏衣巷、朱雀橋都是東晉貴族子弟居住的地方，從前的繁華現在已剩野草遍開、夕陽西下的衰境。當時燕子飛入王導、謝安的豪宅家門，現在只能飛入尋常百姓家了。王導、謝安是東晉權高位重的宰相。這首詩既寫晉朝的興亡也暗示唐朝走向衰微的命運。

我當年念這首詩的時候，也深有感觸。我童年的時候，1946年中日戰後我曾短暫的住過南京，南京的文物歷史我也有所接觸，我記得去過中山陵、明孝陵、秦淮河，這些有名的古蹟構成我童年一部分的記憶，但很快不到四年間，國共內戰，國民政府便從南京遷到了台北，這段民國史讓我興起了由〈烏衣巷〉這首詩啟發的以古喻今的感慨，當年西晉東渡在建業（今南京）建立首都，國民政府由南京遷都到台北，這兩個事件有一種歷史的平行。

我現在回想《台北人》的第一篇，我就引用〈烏衣巷〉這首詩，可見得這首詩的涵義對我這部小說集有了主題式的指引。夏志清先生曾經說《台北人》本身就是一部民國史，因為這部小說集，民國史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像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統統包括了。

《台北人》中的歷史事件：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梁父吟〉

這篇小說是寫武昌起義幾位革命同志他們的生涯及命運。王孟養過世，翁樸元去祭悼他，回家後觸動了一連串的感想及回憶，追念他們當年驚天動地的革命豪情，但是因辛亥革命而成立的民國到了最後還是衰微了，這篇小說也可以說是對辛亥革命的一首輓詩。

小說中引了杜甫的一首〈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庭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詩中的兩句「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寫當年代宗廣德二年吐蕃入侵唐朝京城長安，杜甫感時憂國寫下這首詩。杜甫以史論詩的作品，對我當年寫《台北人》的歷史架構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中提到〈梁父吟〉影射了諸葛亮，又牽涉到《三國演義》蜀漢的悲劇。〈梁父吟〉是漢樂府的一首輓歌，據說諸葛亮好詠〈梁父吟〉，諸葛武侯一心恢復漢室，終究功虧一簣。

五四運動──〈冬夜〉

余欽磊與吳柱國當年是五四運動時代的學生領袖，曾經領導學生運動，抗議巴黎和會，火燒趙家樓。現在兩人已經進入暮年，余欽磊在台灣的大學教書，不很得志。吳柱國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歷史學家，兩人在台北重逢，回想當年年輕時充滿理想熱情的日子，悲歡交集不勝唏噓。五四時代，他們的兩句標誌性的口號「德先生、賽先生」，也就是民主與科學，事實上一直沒有實現，可以說是對五四時代的一種追悼，這篇小說寫的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冬夜。

抗戰──〈歲除〉

中日戰爭（1937-1945年）中「台兒莊之役」是關鍵性的一戰，中國軍隊首次擊敗入侵日軍，賴鳴昇是「台兒莊之役」中的抗戰英雄，現在到了台灣，落魄潦倒淪落為一個軍隊中的伙伕頭。大年夜賴鳴昇到軍中同袍劉營長家去吃年夜飯，其中也有年輕軍官參加，小夥子對「台兒莊之役」以及賴鳴昇當年英雄事蹟懵然不知，賴鳴昇滿腹牢騷，喝得酩酊大醉，這是一篇過氣英雄的悲劇。

國共內戰──〈國葬〉

在李浩雲將軍的喪禮上，他的隨從老副官秦義方來參加祭禱，秦義方見到了幾位李浩雲將軍的老部下，他們在國共內戰中被打敗了，失去了兵力與軍權，其中一位劉行奇將軍遁入空門。秦義方在送葬的路途上，回憶當年抗戰勝利，他隨著李浩雲將軍還都南京到中山陵去謁陵的盛況，今昔之比不勝感慨。

我的一位朋友戲劇家聶光炎先生這樣評論我的著作：《台北人》是用文學來寫歷史滄桑，《父親與民國》是用歷史來寫歷史的滄桑。《父親與民國》是我最近寫成的一部父親的傳記，也是一段民國史，所以可以說這部傳記也是我那部小說的歷史註解。這兩本著作，也就延續了中國文史不分的傳統。

推薦書：王浩威《晚熟世代》（心靈工坊出版）

討論「晚熟世代」，得先定義何謂成熟／晚熟。王浩威並未在《晚熟世代》書內詳加解釋，而是出書後與詹偉雄對談時界定：「成熟的特徵，我會說是一直在思考的能力，思考自己的生活意義，然後會一直去追求改變。通俗一點就是，會追求個人成長。追求成長當然就包括你自然而然會為他人思考。」

從這角度來看，所謂晚熟，恐怕不能以一般認定的延畢、啃老等生活形態來片面斷定，甚至於事業成功者，也不一定成熟。詹偉雄便發出驚人之語，直批曾指現在年輕人不成熟的郭台銘，自己反而不成熟，因為包括郭台銘等很多企業家，「不成熟在於，他從來不會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他們一直在累積財富，是重複一個動作，停在那個階段。」

這本書雖以「晚熟」為全書關鍵詞，但探討更多的是，隨著時代變遷，人類發展進入另一階段所產生的新現象與行為。王浩威時而提問，時而聯想，有時旁敲側擊，有時單刀直入，去解釋一些現象。雖有立場但不批判，下結論時尤其小心，避免簡化、武斷，且經常出現問句，以及「也許」、「可能」、「如果」等字眼，語帶商量，與某些宗教、勵志書或道德評論文章的斬釘截鐵式論述大不相同。即使如此，仍難免有時對某些現象太快論定，例如談到台灣年輕人普遍缺乏抱負與理想，上一代難辭其咎，相對之下，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積極進取，有很大原因是他們的成年人幹勁十足，「充滿信心地向前看」。類似的觀察似乎簡化了問題。

儘管王浩威多次提及，子女不成熟往往是父母不成熟所致，此說似乎令成年讀者哀嘆父母難為，其實不一定，例如〈爸爸是一座山〉一文，王浩威探討父親角色，他指出，父親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像母親對子女那樣直接的教養，而是「一個存在」，這樣就夠了。同時他總結說：「父母當然可以犯錯，甚至，因父母之錯而受傷的子女，心中的傷痕也是可以修復的。」或許以此解開了很多人的心結與愧疚感。

王浩威讀書博雜，文章結合臨床個案、閱讀、成長經驗、影劇、歌詞、遊記等例證，夾議夾敘，淡化了學術氣味，且更加趨近生活化。《晚熟世代》延續此風格，易讀又耐讀，為社會診療、為家庭把脈的苦心，躍然紙上。

推薦書：楊富閔散文集《為阿嬤做傻事》、《我的媽媽欠栽培》（九歌出版）

楊富閔初試啼聲之作《花甲男孩》，直覺使人想起周杰倫，初出道時唱〈龍捲風〉模樣，橫空出世，充滿無限可能。

要談楊富閔兩冊新作之前，值得再回顧一下《花甲男孩》。這本書裡，楊富閔早已嫻熟地將自幼熟知慣見的臺南鄉村種種，廟宇、農產、習俗、儀式、傳說、俚語、歌謠等等運用在創作之中；同時又加入新世代習用的高科技產品：電腦、手機、網路等等，產生新舊文化既衝突又和諧的無違和感。並且他巧妙地以南部觀點、以鄉土觀點，試圖扭轉北部觀點、城市觀點，讓人驚喜的是他所謂的南部觀點，其實充滿深厚動人的親情倫理、人情世故、生命智慧及對土地的熱愛；而他所謂的鄉土觀點又洋溢著寬廣的國際觀(由鄉間習見的大陸新娘、菲傭、泰勞所組成)以及歷史的縱深(如日本殖民痕跡、明清以降擊缽吟詩等等文化活動組成)。再者他用極敏銳的觀察力鋪陳鄉間習以為常的日用之物、之事、之情，把深情和歡欣悲痛都藏在輕快之至、詼諧之至的筆調之中，把無限沉重的心情寫得輕盈無比，同時又自由自在地遊走於現代與後現代、寫實與魔幻各種寫作技巧之間。──這正是楊富閔筆力獨到之處！

《花甲男孩》是小說集，兩冊新書卻是散文集。楊富閔用同樣的獨到筆調，移來寫散文，其效力更是驚人。因為小說容易被視為虛構，即使感人，總覺猶隔一層；但散文不同，看楊富閔寫親人感情、寫生老病死、寫鄉村文化、寫日常種種，無不飽含深情，無不故作諧謔輕鬆以寄託深沉濃厚之悲傷，無不刻意以一景一事一物去折射社會、時代、歷史之象徵與寓意，無不刻意以青年之眼去環視生於斯長於斯的周遭之成住壞變的過程，去探尋種種變化之中所蘊含的深意與道理。這樣，就再也不似小說終隔一層了，楊富閔帶領我們近距離地觀其所觀、察其所察，甚至還領著我們走進他的心靈世界，一同領受了新時代青年如何熱愛鄉土、熱愛親人、熱愛生命，──這是他的心靈小史，也是台灣人必然共鳴的心靈小史。

周杰倫高唱〈龍捲風〉，楊富閔展示「心靈小史」，同樣橫空出世，我們相信楊富閔將來還會有「其他小史」，甚至還會有「心靈大史」。──是的，我們期待。

推薦書：余華長篇小說《第七天》（麥田出版）

余華《第七天》無疑是今年聲勢浩大的書籍之一，也是極具爭議的作品；然爭議卻不是來自作品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或是對主流價值觀的衝擊，而是源於出版社強力宣傳甚或吹捧，與讀者極激烈批評的相互對峙。選邊站──這是余華的最高成就還是最爛作品？──或許終不可避免，但此前不妨先回過頭檢視《第七天》的內容與意涵。

小說敘述剛死亡的主角楊飛如何在死後的世界裡度過七天，並在那裡一一遇見生前所識之人；余華藉由那些相遇以及八百萬種死法，反筆側寫了當代中國的諸多荒誕不經現狀，而這企圖本身無論成敗，在其同輩作家中已堪稱難得。我以為，小說中意義最豐富的部分，就在於貫穿了全書架構與題目的「第七天」。台灣版書前附上王德威的序，其認為「第七天」帶有「宗教（基督教）隱喻」，講述「與生俱來的災難，天外飛來的橫禍，還有更不堪的，死無葬身之地」。但若換個角度，從故事的發展來看，接近結尾處，楊飛尋尋覓覓，終於在死後世界裡找到如同母親的李月珍與（養）父親楊金彪，達成了另類的一家團聚，則「第七天」遂似乎也能詮釋為「頭七」──亡魂返「家」──之意涵。誠然，比起那宗教式、欲揭櫫現實荒謬的崇高企圖，小說裡處處流露的家族溫情及人與人之間的親密──縱使是帶有荒謬色彩的溫情和親密──才是書中亮點，也毋寧更能引起讀者共鳴。

這種以溫情直面人間苦難的手法一直是余華所擅長，如《許三觀賣血記》、《活著》、《兄弟》等皆多少可以見得；然而，要說《第七天》的缺陷，或許也就在於這之中的比例拿捏出了問題，尤其當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小說人物居然從頭到尾都不慍不火，沒有一絲絲不滿或怨恨，甚至也不像是麻痺或無奈，則那些溫厚情誼與（死後仍存的）人性光輝，也似乎顯得一廂情願，頓時飄忽了起來。

從十八歲出門遠行，認識了世界的殘酷與暴力，到五十三歲認識了世界的殘酷與暴力，卻只想要歸家團聚，則作家幾十年來的經歷與心境轉折在這之間不言而喻。平心而論，《第七天》確實並非余華最好的作品，但至少，依舊能看到余華的企圖與關懷；他還是努力踏出新的一步，即便那步仍是未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