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好壞，繫於一種風氣；而學校的好壞，也繫於一種風氣，風氣一經養成，則在該風氣感召下的人，自然感到一種環境的壓力，這就是道德的壓力，使善者日趨於善，惡者不敢為惡，潛移默化，一道同風，這種風氣在政治上叫政風，在學校裡叫學風。 ──羅家倫
政大在台灣復校一甲子，母校舉辦校史特展，展出許多珍貴照片，特別是首任校長陳大齊的許多奇蹟，令人懷念。這位曾代理過北大校長的心理學先驅，精通四國文字，對哲學與心理學都有重大貢獻。
政大當年因受地理環境影響，經常洪水為患，陳大齊校長在一次洪水中因同學之游泳救難才得以脫困。
陳大齊校長以七十高齡肩負復校重任，他步履沉重的爬上《新生報》四層高樓，敦聘當時在《新生報》擔任社長的謝然之教授出任復校後新聞系首任主任。他說：「請為青年著想，懇求您勉予允諾吧！」謝老師因感動而接聘。
民國43年政大復校，第一年先設研究所，次年大學部招生，開創時在稻田中有兩棟用空心磚蓋的灰色二層樓房，就是我們師生共磋學問的教室；如今政大已蔚為國內研究社會科學的翹楚，作為校友的我們有無比光榮與驕傲。
我們的教務長是政治學權威清華大學教授浦薛鳳；訓導長（今學務長）吳兆棠是德國心理學博士，對同學愛護如子女。據說他曾在晚間悄悄巡視學生宿舍，見到熟睡而踢被的同學，會為其蓋上被子；一如當年谷正綱先生在南京中央政校（政大前身）做訓導長一樣，雖嚴厲而令學生心服口服。
大陸的名校很多，為什麼政大能夠在台灣首先復校呢？因為民國37年國軍與共軍在川西一役，政大師生投筆從戎，犧牲了兩百多人；為紀念這些壯烈成仁的師生，政府決定將政大在台復校，以誌懷念；而促成政大在台復校的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在開學典禮中說：「革命的聖火，在木柵熊熊燃起。」
這個時期，政大的名師如雲，鄒文海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阮毅成老師的「法學概論」授課內容，幾乎是減一分則少，增一分則多，一本筆記就如一本教科書，嚴謹而又系統；鄒文海老師傳授的弟子如朱堅章等，以後都成為國內政治思想史的權威。
其他教授如周世輔、張金鑑、曾虛白、王洪鈞、錢震、余夢燕、羅孟浩、李其泰、胡耐安、胡秉正、賈宗復、馬國驥等，無一不是令人懷念的老師。
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對學生更是嚴格，恨鐵不成鋼；他對課業督導之嚴，使外交系人才輩出；蕭萬長是他最喜歡的學生；當蕭萬長在二、三年級分別考上普考與高考時，李老師高興地在外交系辦公室外放鞭炮祝賀。
外交系培養的人才很多，如關中、宋楚瑜、李鍾桂、魏鏞、王飛、邱進益、李本京、吳子丹、鍾榮銓、李偉成、洪健雄、劉志攻、楊榮藻、程建人等都是李老師的愛將。後來擔任過大使的更不知幾何。
政大因有高水準師資與優秀學生，所以學風純良，尤其學生都忠於自己的理想，許多同學捨台大而就讀政大。
當年聯考第一名，我們號稱狀元的陳品全，第一志願就是政大外交系（後任樹德大學校長）、魏鏞、吳子丹、李本京等都以自己的理想為志願；在新聞系中，我與巴山、石永貴也都以政大為第一志願，聯招分數都超過台大甚多。
新聞系也不遑多讓。蔣經國先生於42年創「政工幹校新聞系」可說是台灣新聞教育的發祥地。
我因讀馬星野先生創辦政大新聞系心生嚮往，以後追隨張其昀創立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張其昀也聘謝然之擔任創系人。
民國52年成立的文大是民間興學，有如當年復旦大學新聞系；三校初創，都由新聞界耆宿謝然之師創辦，各有千秋，而謝師是共同的導師。
在政大新聞系我與石永貴、潘家慶、林秋山、陳啟家等同班，在新聞研究所又與王應機、石永貴、李聖文、朱友龍等同窗，我被推選籌畫政大青年雜誌社並任首任社長，其他同學以後也在新聞界都各有一片天，不曾辜負所學。
其他各系也都表現不凡，政治系許鳴曦、西語系（次年成立）田玲玲先後當選青年節大會總主席，紀浪當選戰鬥訓練總隊長（由救國團主辦，後改寒暑假青年育樂活動）。
我們的女同學不多，但表現亮眼，田玲玲女士（錢復夫人）不僅是校花，且文采耀眼。李鍾桂（外交系）更是著名才女，口才便給，令各界嘆服，在各種場合表現優異，後來被蔣經國舉派為救國團主任。邊政系的李邦琴後來購買舊金山檢查報，艱苦經營，成了國際名報人。朱小燕則因撰寫一本揭發新聞界醜陋面的小說《烟鎖重樓》，成了社會矚目的焦點。王芳子、牛平等也都是同學羨慕的「才女」。
政大復校，給有志向學的青年找到上進之路，所以在名師的循循善誘之下，後來有成就的畢業生很多。在研究所部分，包括邱創煥、許水德、徐立德、姚朋（彭歌）、李瞻、高銘輝、張宗棟、雷飛龍、徐有守、張豫生、李雲漢、傅宗懋、白秀雄、金耀基等都蔚為國家的棟梁。
次年大學部招生，只有教育、政治、外交、新聞、邊政五系，招生不過102人（後加部分僑生），許多課程都是合班上課，所以潘家慶說：「我們不分系，只有第十九屆。」
復校之初，我們每天都還有升旗、早操，每周都有周會，由專家、學者演講成了我們最豐盛的盛宴。
我記得在政大聽的第一場周會，是胡適博士講「談傳記文學」，他鼓勵我們寫日記，從此養成我五十餘年寫日記的習慣。
日前邀錢復博士主講「大師講座」，他說受胡適的影響更大，因為胡適先生是錢復博士尊公錢思亮先生(前台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好友，常應邀訪錢公館，胡適博士見到錢復，也勸他寫日記，因此《錢復回憶錄》兩巨冊洋洋灑灑，都得益於寫日記的習慣。大師對青年的影響力，一句話常足以指引人生。
我們大部分同學都住校，每晚晚餐後，許多同學常在指南道上散步，各自暢述自己對未來的抱負，那一份壯志凌雲的飛騰至今記憶猶新。
散步後，我們一起到圖書館看書至十一點熄燈。當時蕭萬長、吳子丹，魏鏞、朱健一等都是常客，絕少例外。
同學大多生活窮困，但各項獎助金解決了部分困難，我因家窮有向同學潘乃江借車票的紀錄；曾任大成報社長的陳啟家，有一次聖誕節在我的抽屜放一瓶魚肝油，而寫著「千萬別再提，我還會臉紅呢！」友情溫暖令我記憶至今。
民國46年台北發生美軍士官長雷諾槍殺劉自然事件，由於美方認為美軍方有涉外管轄權，所以審判是正當防衛，判決雷諾無罪，因而引起學生激烈抗議。此事引起軒然大波，不僅民眾抗議，學生更群情激憤，因而失控發生搗毀美國大使館、焚燒美國國旗事件，這就是所謂的「五二四事件」。參加的學生以台大為多。據當時擔任政大代聯會主席的教育系陳漢強（曾任立委）回憶說：「警察為維持秩序，逮捕了不少學生。幸好當時的救國團主任蔣經國，趕緊協調警局，把學生都放了，風暴才告停息。」
政大在劉兆棠訓導長輔導下，深知當時台美關係敏感，不能火上添油，因此勸同學發表強烈抗議聲明，到場參加的學生不多。
原來在六十年前就有了學運，青年人熱血有正義感，哪個年代都是一樣。
羅家倫先生說：「政治的好壞，繫於一種風氣；而學校的好壞，也繫於一種風氣，風氣一經養成，則在該風氣感召下的人，自然感到一種環境的壓力，這就是道德的壓力，使善者日趨於善，惡者不敢為惡，潛移默化，一道同風，這種風氣在政治上叫政風，在學校裡叫學風。」
這段話，在某種程度內描述了政大一甲子前的學風。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