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副 5．6月駐版作家答客問
我不知道妳有沒有看過淹大水時紅螞蟻逃命的策略？牠們以卵繭為筏，互相齧咬著、抓著彼此，以身體織成一顆網狀的球，漂浮在水上，以抵達可能的陸地。那也是我的小文學策略，也是我對書的想像……
已經沒有純粹的中文小說了
●張大春曾提到，大部分華文世界的小說，都是用中文寫的西方小說。他這十幾年來在寫作上主要的方向和你所說的中文現代主義，算是一種殊途同歸的努力嗎？ （howchanc）
答
已經沒有純粹的中文小說了。現代中文小說本身是文化雜交的產物。對應的是我們置身其間的現代世界──全然西化的世界。「中文現代主義」嘗試勾勒的是這種不得不然的中西文化搏鬥之下的寫作。此時此地，我是不相信有純粹的中國小說這回事的。殊途必然，同歸則未必，也不必。
●荷索有部電影叫作《侏儒也是從小長大》，我剛進研究所，一直很喜歡先生的論文，我羨慕先生寫小說的筆力，但我更好奇，先生是如何培養寫論述的能力？請讓我這侏儒有機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望。此外，我想要寫作，也想當個研究生。最好是當個寫作的研究生，或是寫作但繼續研究，啊，我想問的是，寫作和從事學術研究這兩件事情，會互相違背嗎？（新竹／深海小蝸）
答
寫作和從事學術研究這兩件事情是否相違背要看個人能力。如果想寫好論文，當然要多讀好的論文，尤其是大師的著作。我的經驗是，外國大師還是強得多。寫作也是要多練習，但到一個階段就會遇到是否有天賦的問題，寫作比寫論文更需要天賦。不過無妨多試試。
●挖地、掘土、植栽與種植，你的小說裡總是鬱陰陰一片南洋樹海，但南洋橡樹園畢竟不同中國古典牧歌田園的想像，如今在台灣也待久，想請問，你還種植物嗎？是怎樣的植物讓你想種下？可否也談談對台灣的土地印象？也有一片綠可供你寫入文章嗎？（台北／小事植栽）
答
我家後院租了一小片地種樹。眼下的麻煩是，種的時候沒留夠空間讓樹冠張開，如今擠得像次生雨林了。我住台灣中部快二十年了，最悲傷的是看到處處「夭壽單調」的檳榔樹（如大馬的油棕樹）和光裸的墳坵（埔里盆地的「盆沿」都是墳墓），且常聞到鄰居噴超濃的殺草劑，害我螢火蟲復育不起來。在某種意義上，台灣是大馬的未來。
我的靈感來源於對問題的思考
●在新作《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中，您提到「相較於紛紛去寫長篇的同代人，我沒那個興趣，也沒那麼大的野心。」以及「相較於長篇，我比較喜歡書的概念，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整體。」可否請您再多談談，對您來說「書」與「長篇」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您對華文作家普遍投入的長篇寫作，到目前為止的成績，又有什麼樣的評價？ （桃園／謝士臣）
答
第一個問題詳後答蘇穎欣2a，後一個問題需要一本書來回答（而且我也沒興趣寫那樣的一本書）。就不多談了。
●1.知道老師有在暨南中文系任教，一方面有在創作，面對兩種身分的矛盾（評論者和創作者），該如何平衡？
2.原鄉寫作是馬華文學的一種特色，除了對於故國懷土的記憶之外，老師的寫作靈感來源為何？
3.老師對於當前台灣小說發展與展望為何？ （小花）
答
1.不矛盾，一切隨緣。不想寫時就不寫，反正寫作不是我正規的「工作」。
2.我的小說不是「原鄉寫作」，一如我不是「學院作家」。文學是更微妙的事物。
我的靈感來源於對問題的思考。
3.這問題應去問台灣文學專家（這方面的專家比馬華文學專家多得多），我只會煮南洋咖哩，不該「越俎代庖」。
●您文中什克洛夫斯基〈天空在動搖〉裡的話：「詞使受擠壓的靈魂自由，但如何將死的再變成活的？」您的小說創作所要逼迫出來的可能會是什麼？（凃倚佩）
答
只有「詞使受擠壓的靈魂自由」是引文。也許企圖逼迫出馬華文學自身的文學的可能性吧。把灰燼還原為火。而火曾是老左最愛的意象。
●請問為什麼會想用詩的方式來書寫對《飢餓》致敬？ （北藝大學生）
答
那當然不止是致意。我也想試試能不能用另一種途徑──更為瑰麗、瘋狂、但也更為省略的方式──去重寫、改寫《飢餓》勾勒出來的困境（那是1948年後馬共受困的寓言，但也無妨視為馬華文學、文化自身的受困狀態──精神上的缺糧──的寓言），並且找到一條（也許僅僅屬於文學的）逃逸之路。
●馬華文學要往學科方向發展，似乎少了文學史作為入門基礎。
單憑馬華課老師的眼光，將作品推薦給各自的學生，總會有偏愛及局限。請問錦樹先生，您認為馬華文學目前編史的時機成熟了嗎？若還沒，須繼續等待經典出現，還是根據現有的作品，邊編邊修？（馬大中文系／2014本科畢業生 蕭雯佳）
答
我和朋友正在籌畫編寫《馬華文學史教程》，目前在商榷綱目，順利的話三四年內應可成書。與其等待經典，不如「發明」它。文學教育還是要透過好的選集。現階段可以運用的選集如，《有本選集》（詩）、《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小說）、《與島漂流》（散文）等，在大馬都不難找到。
邏輯上不會有 「作者大於作品」這回事
●1.文學的「倫理」似乎是你關注的議題。請問對你來說，文學的「倫理」是什麼？可以具體提出幾個例子來說明嗎？例如：散文的「真實」界線？小說敘事「虛構」的界線？或，回到馬共議題，文學與歷史的「倫理」界線？創作者對人物或敘事的「倫理」責任？情色或暴力書寫的界線？文學的「倫理」和社會的「倫理」或「道德」的異同？等等。
2.「情慾」是《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或黃錦樹小說重要的元素，承載著各種象徵、隱喻、指涉。請問對你來說，「情慾」在小說藝術上，占據著怎樣的位置？又指向怎樣的可能性？或，你為什麼選擇書寫人物的情慾糾葛，來承載各種象徵、隱喻、指涉？
3.《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中的女性人物，無論是被敘述的客體，或敘事的主體（敘述者），似乎常流於男性人物「情慾」的投射，或「放蕩」的形象。這可能遊走在物化女性的邊界。請問你是如何看待女性人物或「女性」在你的小說中的再現？ （新加坡／張英豪）
答
1.寫／不寫小說，寫什麼、怎麼寫，甚至答不答、怎麼答你的問題，都是「倫理問題」。說來話長，其他的我都用小說回答。
2.食色性也。我也沒看過不處理情慾的小說。那是生而為人的基本向度之一。也是小說自身的生命力來源之一。而在馬共的馬共小說裡，這一塊是全然缺席的。算是場大規模的補充吧。
3.這問題我在《印刻》對談裡回答賀淑芳了。如果你站的是女性主義的性別政治立場，我寫不寫女性都是錯的，因為都是投射；把女性寫得聖潔還是放蕩都是錯的，因為都不過是男性慾望的投射。現實世界的人不也「可能遊走在物化的邊界」?
●1.在《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這本「向馬共致意」的小說集中，我們讀到作者反轉革命的烏托邦想像，赤裸裸的揭露革命背後被忽略的精神和情感面貌。革命敵不過人性的貪婪、慾望、背叛，卻似乎也敵不過種族。即使「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成立，也因種族衝突而亡國。請問你對於馬來西亞民間的（非官方的）種族互動和融合仍是悲觀的嗎？
2.你的小說中充滿與本身作品的互文對照，如〈尋找亡兄〉那位疑是〈魚骸〉作者的敘述者，或是《南洋》裡面常出現的小蘭、小紅、小刀等角色。若沒有讀盡你的大部分作品，恐怕甚難尋找他們之間的連結關係；甚至可以說，要了解各作品的命題和關懷，恐怕不能不對「作者黃錦樹」有一定的認識。請問你是否自覺的用這樣的視角創作？是否曾有過「作者大於作品」的擔心？（新加坡•馬來西亞／蘇穎欣）
答
1.印尼的排華是最值得深思的案例，1965年冷戰年代的大屠殺一舉肅清了印共，也一舉滅掉世代累積的當地華文文化。而歷史上，中國和周邊國家一旦關係緊張，華人就成了替罪羊。日本戰敗後華巫之間的種族屠殺就透露出不少訊息。更何況馬共是中共輸出革命的實驗成果之一。
「對於馬來西亞民間的（非官方的）種族互動和融合」我還是很悲觀。有一天，當華人人口少於5%時，也許問題就慢慢的解消掉了。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如果華人再度成為峇峇。
2.a我不知道妳有沒有看過淹大水時紅螞蟻逃命的策略？牠們以卵繭為筏，互相齧咬著、抓著彼此，以身體織成一顆網狀的球，漂浮在水上，以抵達可能的陸地。那也是我的小文學策略，也是我對書的想像。
b我們受文學訓練的人都知道有所謂的「作品系統」這樣的觀念。作為研究者，閱讀本來就該是整體的閱讀，除非不得已──某作者的作品亡佚不全了。否則怎可能達到有效的詮釋循環？
c馬華文學曾被認為是沒有作者的文學，因此我們其實非常需要創造作者。
d但妳提到的那些角色其實並不重要，我也不覺得故事特別重要──那是為了閱讀的樂趣而設置的，都不過是「櫝」。
e邏輯上不會有「作者大於作品」這回事。沒有作品的作者只是個空的名字，作品太微不足道的作者也就不算是作者了。馬華文學的作者要有能力改變馬華文學系統。
我的馬共小說首先是小說，然後才是馬共小說
●1.你的筆下的人物常常分崩離析，死的死，傷的傷，讓人讀了甚為不安。你營造起的不安現場，成功拆解了各種近乎自戀的、戀屍的，或民族主義的優越感，讓人無法不深思當中的弔詭性。然而，拆解了這一道道倫理之門後，我們該如何跨越過去，如何面對自身？你是否嘗試過回應這些問題？
2.關於〈婆羅洲來的人〉的兩個結局在2014年4月13日《星洲日報》的「文藝春秋」可以讀到你寫的一篇〈婆羅洲來的人•續篇•另一結局〉。第二個結局是在寫第一個結局之後才想要寫的嗎？還是在寫完第一個結局後才想要寫第二個結局。寫第二個結局的意義又在哪裡？
3.《南洋人民共和國》中的文學史位置：你怎麼看《南洋人民共和國》？是一種馬共書寫？若干年後，後人將《南洋人民共和國》與馬共早期書寫並列於同一類型。可與否？為什麼？（新加坡／謝征達）
答
1.那是大火燒過的廢墟啊。我們的寫作是野草。即便是曾經巍峨的門，也只剩下焦黑的框。跨過那道門之後……思考就應該開始了。那些歷史傷口，是一個一個淒慘無言的嘴。狂人日記。藥。深夜樹林裡微亮的火。傷逝。大森林裡私語著的霧。摩羅詩力。小山頭間呼嘯的風。無邊無際連綿的季風雨。流潦縱走，河漫延過來，「魚進駐鳥巢，石頭頓挫起浮腫的音節」（註），水獺也許會再度化身為鯨。
2.在〈婆羅洲來的人〉我嘗試了一下多重的不可靠敘事。一個說法補充、修正、覆蓋另一個說法。結局是一個個自己跑出來的。表面上是演示小說本身的邏輯（無限替換），但也是在用小說的方式處理我的婆羅洲同鄉和台灣的「文學關係」。其實小說還以留白的方式寫出的第三個結局，那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為那其實是敘事真正的開端：
「──其實關於婆羅洲人的故事，還有另一個不同的版本。我外公他年輕時到過南洋戰場，在山打根住了幾年。他從那裡回來後，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地方。我是聽著他的婆羅洲故事長大的。」
二次大戰期間，有不少台籍日本兵投身婆羅洲戰場。雖然日本戰敗後，當台灣被中華民國「收復」，這些人的處境非常尷尬，被卡在歷史的夾縫裡，也普遍不認同中華民國。台灣文學裡有少部分作品曾再現他們的婆羅洲戰爭經驗，從陳映真的〈鄉村的教師〉到陳千武的〈獵女犯〉、李永平的〈望鄉〉。
我曾在兩年前發表論文〈石頭與女鬼〉，最後一小節（〈經驗所容許的〉）以敘述的方式探討過這問題。我常以為讀者都該知道的這種種，我其實不該說那麼多。但我有時可能還是高估了讀者。
3.「馬共早期書寫」你指的是賀巾的早期小說嗎？我和他們之間隔著一片南中國海呢。我的馬共小說首先是小說，然後才是馬共小說。他們的首先是馬共，其次才是小說。
註：陳大為〈治洪前書〉《巫術掌紋：陳大為詩選1992~2013》（聯經，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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