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在上半天暑期輔導課的下課（或蹺課）時光，前往田徑場邊相思樹林「小躺」一下，太平洋海風徐徐拂過樹林，樹梢紛紛掉落淡黃色小花，我陡然心生一念：我是個詩人！我要寫詩！……
文／陳克華
2015年夏天當我站在花蓮市區的溝仔尾發現南京街橫跨水溝的那條橋「不見了」時，突然意識到某種生命「階段」性的清楚切痕在我身上顯靈，在如今空蕩蕩的停車場的眼前呈現。因為我對花蓮兒時記憶當中，很重要依憑的一張照片，便是外婆抱著我立於這橋頭的家門口的三歲照。
數年前市政府拆掉了水溝上的老房子，包括我的「明義街2號」，如今，連橋也不翼而飛。童年的消逝，父母的老化，一句「時代的變遷」，都是在人的粗糙表淺意識不能覺察的狀態下，悄無聲息地發生，卻無比清晰地完成，然後現前的。時間如何作用？剎那間青春的退場與心境的轉移，變得如此真實，一如我站在「童年」的消失現場，如迷於娑婆的弟子著老和尚當頭一記棒喝。脊椎震動，頭皮發麻。心中只閃過一念：我的確是老了，同時也經過了許多事──而身邊的花蓮，台灣，中國，甚至整個地球呢？
最起碼，地球熱了，中國富了，而花蓮的交通便利了，風貌徹底變了。變到溝仔尾徹底完全消失，就彷彿正式宣告著一個連我這時代人也不甚能完全理解的時代，的結束。一個保守，封閉，步調遲緩的花蓮，不免要全面擁抱高房價高地價，觀光業深化，全台退休老人移居潮，旅遊餐飲業主導一切的生活形態了。
我彷彿與這所有變化有關，又彷彿無關。
其實花蓮的變化一直都在進行著，溝仔尾的消失不過是觸到了我鄉愁神經的「底線」──更早消失的，還有位於大港口和八仙洞之間的「靜浦醫務所」。
而我和花蓮是怎樣一種緣分，竟然民國75年服預官役時抽籤又抽回花蓮。在美崙受訓時居然地點距就讀的花蓮中學僅咫尺之遙，看得到出不去。第二年調派東海岸靜浦當醫官，為當地阿兵哥和民眾看病，人口結構三分之一原住民，三分之一大陸撤退來台老兵，三分之一先住漢人，包括閩南和客家。一個花蓮的濃縮版村落。三者和樂融融，沒聽過什麼叫「族群」。77年退伍時還出版了一本散文《無醫村手記》（圓神），紀念那整整一年極特殊的生命經驗。廿年後重訪靜浦，鋼筋水泥的醫務所居然「也不見了」，繞了幾圈，才知道連續幾年颱風從秀姑巒溪入海口侵台，溪水改道，整段海岸公路消失又重建，「靜浦醫務所」早已不在原來路邊，也早已廢棄荒蕪多年。記憶中的站牌不見，柑仔店不見，連美麗的長虹橋都被更寬闊的新橋取代。翻著手中那本手記，恍如隔世，發現自己竟然只能用文學和幾張泛黃的當兵照片，去見證民國77年群聚靜浦的那一群曾在我生命留駐的退伍老兵，年輕阿兵哥，原住民和其他村民們……
是的，文學見證著從我生命中消逝的一切──現在還有人讀王禎和嗎？
如果有，那我談我成長時期的花蓮就省事多了。我只需告訴你，王禎和那篇〈玫瑰玫瑰我愛你〉，寫的就是我童年的場景，我出生長大的那條街。（但其實我還有另一個童年，出自我的想像，但同等真實，便是《儒林外史》第二回──現在還有人在讀《儒林外史》嗎？如果有，那請你翻開其中第二回第一句，便有個騎在牛背上畫荷花的王冕，是山東省汶上縣人，古稱中都，對了，就是孔子當過魯國「中都宰」的那個中都。我想像中的童年，就是一條蜿蜒清麗的汶河，夏天開滿了荷花，我為花癡迷……）
而真實的我於民國50年誕生在花蓮市民義街與南京街交口的一處水溝上搭建的木頭房子裡。山東籍爸爸卅八年從上海隨國防醫學院遷校來台，畢業後分發到花蓮防癆局，和世居花蓮南濱的農家之女我媽媽近水樓台，自由戀愛結了婚。花蓮好山好水就是颱風地震多，從小也都習慣了，但媽媽談及民國四十年的大地震仍心有餘悸：「那時花蓮市區房子幾乎全倒，餘震不斷，又謠傳會有海嘯，所有人夜裡都不敢睡，直往山裡跑……」幼小的我豎起耳朵想像那好萊塢災難電影級的場景，只能說比較起來，颱風好多了。
因為颱風一來水溝漲水，從家裡地板的縫隙就可以看見底下滔滔驚波近在咫尺，水面不斷漂過不知哪裡沖來的各種東西，從桌椅到玩具，好不有趣。颱風天大人忙著堵水釘窗，小孩只盼著雨停出去玩水。
略微懂事之後才知道我居住的地區叫作「溝仔尾」。大人口中是風化區的意思。記憶中若以南京街、明義街十字路口為中心，沿南京街南向行去似乎走的是西洋路線，西式酒吧和「東方情調」茶室聚集，而明義自由兩條夾住水溝的街向南濱方向行走則本土化多了，除了水溝上綿延不斷的吊腳樓式的各種小吃海產店，還有賣大力丸的國術館，典型中國南方造型的城隍廟，及隱身其間的妓戶等，這些竟然都是張愛玲在〈重訪邊城〉一文裡寫過的。
再大一點才知道南京街上的西式酒吧，原來是提供打越戰的美國大兵休閒度假的，那時花蓮港還有這個用途也沒有人提過，民國64年越戰結束，我國中二年級，這些酒吧也才逐年逐漸凋零消失。之後街坊附近也曾留下一些形跡可疑的黑小孩，會說流暢閩南語，罵髒話，往後幾年也不復可見。我還因此寫下一首〈南京街誌異〉。
這如今看來孟母絕對要三遷的溝仔尾，在小孩的眼光中可又是完全不一樣的風光，這區有叫「祇園」的全花蓮最高檔的日本料理店，「又一村」最道地的中國北方菜和小米粥，茶室酒吧兒裡穿梭的鶯燕是最甜美善良的姊姊阿姨，兼營喜慶婚宴的酒家竟然叫作「大觀園」，裡頭住滿了風光豔靚的林黛玉薛寶釵，苦情的紅樓二尤。那時父親就在這裡開設私人診所，壽軒眼科，家裡人來人往，就都是這等可愛人物。
可惜天下無不散宴席，上了國中先是「紅燈塔」不見了，花崗山頂拔光了草蓋了棒球場後來又拆掉，說是壞了風水使花蓮市區連年大火。上了高中連北濱外海築在堤上，天天騎車上學皆要看過一遍的「白燈塔」也被炸燬。民國62年於我是告別童稚的轉捩點。我上了花崗國中的升學班中的升學班，突然明白天下有所謂「同儕壓力」這回事。我成了填鴨教育的清教徒，直到65年國中畢業，父母英明，反對我太早離家北上考建中。於是我入了位於太平洋濱的美麗花中，有名的會被海浪打到會在地板上撿到魚的海岸教室三年，一年比一年靠近海，就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在上半天暑期輔導課的下課（或蹺課）時光，前往田徑場邊相思樹林「小躺」一下，太平洋海風徐徐拂過樹林，樹梢紛紛掉落淡黃色小花，我陡然心生一念：我是個詩人！我要寫詩！
高中之後的兩年，果真就認真大寫特寫起來，之後也才有投稿獲獎，因而結識□弦和高上秦兩位大編輯的緣分。而那太平洋濱相思樹林裡的靈光一現，繆思附身，多少年來令我百思不解，卅年後偶然閱讀人本心理學大師馬斯洛的著作，才恍然那原來叫作「高峰經驗」。一點靈明，從此改變我的人生行路和路上風景。也才能充分體會到馬奎斯的形容和深意：妓院樓上是最適合作家寫作的地方，白天很安靜，而一到晚上，全城最有趣的人物就都會自動聚集到樓下來。溝仔尾彷然也就是這樣一個福地，孕育了我寫作原初的靈魂。
「任何事物原都有它們的生命，只要喚醒它們的靈魂就行了。」馬奎斯說。詩神在我十六歲那年在太平洋濱的花蓮中學喚醒了我的靈魂，使我照見自己的生命，也讓我重新看見溝仔尾散發的光。
永遠的溝仔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