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一生都在找「土地」，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都在流放，他們有幸，因為可以書寫創作……

阮慶岳：

蔣老師，

初冬同行去池上，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存記憶最難忘的，就是無際的碧藍天空、蜿蜒的嫵媚山脈，以及那片冬日收割後的田地。

其中略帶焦黃色澤的乾硬土地，尤其引發我的感覺與思索。

我幼小生長在稻米與蔗田遍布的南台灣環境，習慣穿梭在田野裡捉蝌蚪釣青蛙，屢屢會被灌溉水渠裡的隱身小蛇驚嚇。然而，那曾經習以為常的茂綠一切，似乎忽然不一樣了，我發覺現在只喜歡凝目眺望土地，卻並不想真正踏踩進去，好像害怕什麼髒汙或蟲仔沾身似的。

池上隔日，我轉去鄰近的關山，探訪從高工教職退休的學長。他住自己設計搭蓋的屋子，專注追求繪畫生活，我們喝茶、聊天，賞析應是附近山色的油畫，畫作的壯闊與綿密，讓我想起氣勢磅礴的北宋山水畫。

關山停駐一夜，閒時我步到屋後。這裡有座陶淵明般荒蕪氣味的院子，幾棵老樹參夾著大小灌木雜草，一群意氣昂然的雞隻穿梭其中，水池因去年颱風的破壞，一直乾涸地等待整理。我喜歡這個無人出入的後院，尤其裡面散發出來野熟同存的氣味，讓人難以分辨這究竟是有人料理安排，或是率性自然的本來模樣。

可說是在蓄意與荒蕪間、惚恍難分的一種土地狀態。

我嚮往自然，但是也恐懼自然，就像是我對土地既是迷戀，也有害怕。這個院子巧妙地安身在嚮往與恐懼之間，讓我敢放心去親近，既不覺得過於生野、也不顯得惡熟。

我會想著土地與我的關係為何，谿山行旅般的山水，與眼前的無人後院，好像都在回答我的安身究竟應當何在？

池上的行旅，讓我擺盪想著這個問題。

蔣勳：

慶岳：

很高興你來池上，這一年很多朋友從都會來找我，他們認識了不同季節的池上。耕耘機在田裡來來去去的池上，後面跟著一群覓食的白鷺鷥。收割完成後乾硬的土塊，刺刺稻稈像男人沒有刮乾淨的粗獷鬍髭。東北季風吹起來，在縱谷呼嘯的池上。有些朋友恰好碰到燒田，大火沿著稻稈劈劈啪啪，像放鞭炮，野地裡飛起黑煙，我聞著焦香的氣味，走在田壟間，等火熄滅，煙隨風散去，田野留著一條一條焦黑的墨線，像書法，比許多文人的線條更自由更狂野更不造作，我看到比故宮書畫更動人的墨痕，在田野間，在大地上，與天地風雲共呼吸，與草木日月同生死。

不知道那是不是慶岳小說裡的「土地」，「林秀子一家」生於斯死於斯的「土地」。

燒完田，曠野裡撒起油麻菜籽，不多久，土地變成一片金黃。好多朋友看到那一片金黃，驚叫著，鼓舞歡欣，然而農民們知道：不多久，油菜花的金黃全要鏟刈，翻進土裡做肥料。

我們看到土地的一部分，或歡欣，或苦澀，或喜悅，或艱難哀傷，和你書寫的「林秀子一家」一樣，說土地「歡欣」，說土地「哀傷」，都只說了一半吧。

我在池上等待立春，會偷偷掀開育苗中心白棉布，偷看一盒一盒剛吐芽的穀粒。每天忍不住去看，細小的芽長成綠色新苗，細雨迷濛，快要插秧了。

我想到鶯歌小鎮的陳映真，想到通宵海邊的七等生，想到蘭陽平原的黃春明，他們書寫的後面有「土地」，像林秀子後面的屏東潮州吧。

阮慶岳：

蔣老師，

讓人驚叫以及鼓舞歡欣的金黃色油菜花，終於還是被鏟刈、翻進土裡做肥料，聽起來猶如費心為小孩編織的童話美夢，忽然被誰戳穿般的令人不忍。

但是，就如同蔣老師說的：然而農民們知道。

是的，農民們日日踏踩著土地、間或望著天空日頭，他們知道一些宇宙運行的規則，因此得以安心篤定。我對土地的恐懼，或就是因為對於每一塊土地，我都自覺猶如一片浮雲一個過客，因而難以相互對話與真實了解吧？

因此，前信提及我對於記憶與故鄉的思考，最終畢竟要歸根到土地存在的究竟問題來。我在創作時屢屢喜歡以一個平凡的女性／母親為中心，甚至有時還被譏笑為一個不肯放棄奶瓶的戀母者，其實與這一切思考的尋覓與自問有關係。於我，記憶與故鄉是必然縹緲虛無的，一定要有一塊真實的土地作錨定，才能具有吐芽穀粒的真正力量。

薩依德所以談到流亡是一種對命運的悲慘懲罰，指的應該是這樣被迫離棄開那猶如母親般土地的感受。而這種個體生命與母體土地正分道而馳的狀態，其實恰恰就是我們現在日日所見的人間狀態，只是我們／現代人卻不自覺地不斷奮力在虛空中飆飛，至終往往成了一支不知目標何在的孤箭，更不必妄想如何能回歸母土的本質問題呢！

但是，母土又是什麼呢？這個名詞屢屢被權力者妄用，成了張舞大旗下的熾烈口號，有時反而更令人驚心。讓我會想起張愛玲「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的無情譬喻，在這樣訕笑後面的真正哀傷處，竟然是不知道那一抹牆上紅豔豔的血跡，正是自己慘痛生命的真實印記呢！

蔣勳：

慶岳：

我在池上一年多，接觸的多是當地農民，好幾代在土地裡工作勞動，他們有我沒有的踏實篤定。偶然離開都會，離開知識圈，雙腳不再懸吊在公寓的半空中，我住在老宿舍的平房裡，腳下就是土地，我因此就不再有流放在時間裡的虛無茫然嗎？

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流亡的一代，因為戰爭，無法跟故鄉土地在一起，1949年以後，黃埔出身的父親必須被迫悄悄漂流出海，那時候我兩歲吧，一家人躲在船艙板下面，從閩江漂流出來，漂流到閩江口的白犬島。我沒有記憶，但母親重複說著那一個晚上的故事，岸上許多搜查的解放軍，母親慶幸當時四個孩子裡最年幼的我窩在艙板下，竟然沒有哭。我問她：「你祈禱了嗎？」她沒有回答。我們在白犬島住了一年多，戰亂中部分軍隊和美國軍人組「西方公司」，明為維安，實際上打劫過往船隻。母親覺得不對，才申請到台灣。我還是沒有記憶，那個接納了一個流亡家庭的「白犬島」，多年後我才知道被改名為「莒光」，我也坐船去了那裡，還是找不到任何記憶。

小時候清明節我很羨慕「本省同學」，因為他們可以掃墓。然而我的家庭在這塊土地上是沒有墓地可以祭掃的。最終父親母親也葬在加拿大，這塊土地上我們還是沒有墳塚的。佛經中讀到「流浪生死」四個字，不像讀西方薩依德或昆德拉，他們的流亡好像還是與許多人的流亡並不相同，例如敘利亞的政治難民，他們沒有選擇，他們流亡到德國，雀躍歡欣，然而或許他們不知道，後面等待的，將是一生的齟齬尷尬，他們再也不會有「土地」。我在池上畫著土地風景，心裡想：托爾斯泰一生都在找「土地」，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都在流放，他們有幸，因為可以書寫創作。

杜潘芳格在人間情境裡凝視著死，靜靜地咀嚼著糾葛在人間的愛、慾、悲、歡，呈顯一種哲學的探照，一種存在的摸索……

3月10日上午，接獲杜潘芳格辭世的消息，她是長我二十歲的前輩詩人，屬於跨越語言的一代。與她相同世代的《笠》同仁，詹冰、陳千武、錦連、張彥勳、羅浪、蕭翔文、明哲、李篤恭、黃靈芝以及陳秀喜已過世。碩果僅存的是林亨泰。

陳秀喜與杜潘芳格是《笠》前行代中僅有的兩位女性，陳開朗、外向；杜潘拘謹、內向。熱冷有別。熱心笠的象徵性社務的陳秀喜，曾以社長身分活躍於詩壇、文學界；而勤讀日文版世界思想書籍的杜潘芳格，在基督長老教會裡的活動較多。有姊妹情誼，卻似無太多交集。陳秀喜在台北、杜潘芳格在中壢，社交情境有別，也反映了兩位女詩人的差異風格。

初識杜潘芳格是1960年代末的事。那時候，我剛加入《笠》詩社，因參加活動，與一些同仁到她中壢的家。樓下是她先生杜慶壽的耳鼻喉科診所，隔鄰則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她家裡的書架，我瞥見諸如《世界思想家大系》的精裝日文版套書，對於她涉獵哲學、思想書系的印象極為深刻，這也是我對她詩作裡思想深度別於一般詩人，更別於女詩人，有所知曉的原因。

1970年代、1980年代，我多次執編笠詩刊，常向杜潘芳格約稿。她因跨越語言而深受語言文字無法準確呈現詩情詩想困擾的情形，感同深受。常常與她在電話中或晤面推敲詩行詩句的妥切性。看得出她的煩惱，既有千絲萬縷，但卻找不到存在的場所。詩人的語言及其思想是詩之為詩的重要課題，杜潘芳格和她同世代台灣詩人的創傷是台灣人的苦悶的某種現象。但戰後台灣現代詩史中，因政治特殊條件，從中國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的許多詩人並沒有同情的理解。台灣本土的許多戰後出生、成長的中文世代也一樣。

我以木、水、火、土的五行意味，分別形容林亨泰、詹冰、陳千武、錦連，是我長期親近、觀察，感知這幾位詩人的概括性認識論。陳秀喜與杜潘芳格不在這樣的論列，但我以〈死與生的抒情〉寫她們的一篇隨筆，仍然是我對她們相對觀照。死的抒情是杜潘芳格，生的抒情是陳秀喜。杜潘芳格的詩是思想，而陳秀喜的詩是生活。杜潘芳格是戰後台灣現代詩人中，少有的在觀照視野中具思想深度的詩人。

為什麼這樣？就是這樣！

得知杜潘芳格辭世時，我想到她的生日：1927年3月9日，竟與死日隔一天。更特別的是，二二八事件在花蓮鳳林受難的張七郎、宗仁、果仁三位醫師，她稱為姑丈及其兩位子嗣的親人，被1947年3月9日在基隆港登陸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殺害。冥冥之中的偶然與巧合，牽繫著個人和台灣的歷史。

生日

／杜潘芳格

在某種意義上，杜潘芳格也是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她的心靈創傷就是橫越在台灣土地上的外來統治權力肆意的殺戮。文化（語言）和政治（殺戮）的雙重困厄，壓迫著她以及其同世代的詩人。在日本，這是杜潘芳格出生、成長初期的國家像──「荒地」詩人集團引喻的面對戰敗廢墟而必須跨越，正是成為異國，卻又相同的情境。日本的詩人們因經歷二戰的敗亡，而面對廢墟，台灣的詩人呢？面對的是降附於另一個殖民統治，面對殺戮。新的太陽和月亮是什麼？也許，就藏在杜潘芳格詩的行句裡。

她不像陳秀喜，在生活題材中發現生的喜悅，而是在人間情境裡凝視著死。靜靜地咀嚼著糾葛在人間的愛、慾、悲、歡，呈顯一種哲學的探照，一種存在的摸索。這幾年，年邁的她在中壢的家，較少外出活動。常在電話裡聽到她話語裡的喟嘆，對人事物的看法。已然衰老的感觸不只經由電話，也在見面時流露出來。她會問，誰怎麼樣了？默默地透過一些資訊，她仍然觀照著周遭的朋友。有時也不免對自己的詩壇位置有所感觸。但這不只是她，而是台灣本土詩人普遍的處境。歷史並未重建，就如同轉型正義並未處理，特別是文化，仍然被宰制在從戰後以來就偏失的統治－－外來統治體制駕馭的氛圍。有多少台灣詩人、作家、學者參與在那樣的權力圈，仍然未見清理？

杜潘芳格的夫婿——杜慶壽醫師，是特別的人。他總在杜潘芳格身邊，默默地參與她的文學活動，是她的支持者。杜潘芳格最早的詩集，以漢日文對照的《慶壽》就是以先生之名為書。一語雙關，既慶祝丈夫生日，也奉先生之名。兩人出雙入對，在杜慶壽仍然在世時，那是令人欽羨的眷侶。大家都稱呼他：杜醫師，而她則是先生娘。先生，在日本社會，是對詩人（作家）、醫生和老師的稱謂。杜潘芳格和《笠》跨越語言一代的台灣詩人們正是日本時代養育成長的，我輩一些在《笠》的戰後世代，有幸浸濡那樣的教養性。我曾經提及教訓和教養，在歷史與文化裡，也多少出自那樣的薰陶。

如今，杜潘芳格也隨著她夫婿，辭世了。一位在台灣特殊歷史構造裡產生的女詩人，她未能在二戰之後的青春時期登場（只以後來出版的少女日記，彌補了時代的空缺），必須在1960年代才重新出發。比起世界其他國家，1920世代都在二戰後即登場，晚了將近二十年。就如同《笠》，必須等到二戰結束後第二十年，才得以創刊。這種特殊的歷史，存在著台灣文學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戰後台灣文學史，特別是台灣現代詩史，仍然處於過度偏重在台灣的中國，而輕忽台灣的台灣。標榜中華民國文學史是這樣，標榜台灣文學史亦然！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在文學史的特殊際遇，一直到1980年代後，才有些許被探索，陳秀喜和杜潘芳格兩位女詩人，也都在論文研究或文字資料彙整上，有些補救，但這些細微的光是否成為文學精神史的基盤條件，引領著詩的發展走向呢？未必！台灣的詩人不知台灣的詩人，從政治公害到商業公害，病理一直存在，竟至於讓人感到文字的無用！文化的邊緣的邊緣。杜潘芳格的生之際遇像是委屈在暗處，走完了九十年的人生。

在詩裡凝視死亡的杜潘芳格以詩銘刻她的人生，她形之於文字的語言未盡能抒發其心、坦露其志，藏有許多祕密，慧眼方能洞觸。心有所感，以一首詩向其靈魂致意。

芳格誌

——為杜潘芳格（1927-2016）／李敏勇

威風凜凜進行曲中，加冕禮頌歌裡最為傳誦的〈希望與榮耀之地〉（Land of Hope and Glory）如此唱道：

這首曲子被稱為英格蘭的第二國歌，廣受民眾喜愛，帝國威風堂堂的睥睨之姿，深植民間，好不霸氣，也好不霸道。

6

學院中最常用的訓練用小飛機，是法國製的多巴哥十型機（Tobago-10），她只能載四個人，構造簡單到起落架不能收起，三個輪子戴上了套子，像滑冰鞋般可笑，她的座艙比任何一輛路上跑的汽車都狹窄，大部分時間只有你一人關在其中。因此你更必須呵護你的飛機，就像抱著嬰兒那般溫柔，在每一趟飛行前後，都得細細擦拭她的雙翼，檢查是否有微小的損傷，傾心為她加注潤滑油與燃油，在這天空之中，只有她與你人機一體，生死與共。

夜航南飛，寂寥的大地上鮮少文明燈火，夜裡面沒有沙漠、樹林與岩石的分別，腳底下只有無盡的黑暗。再往南去，是更深邃的大海，你很清楚那種安靜所散發出來的惡意。總是高掛於頂的南十字星事不關己，在這整個漆黑的宇宙中，你連自己與生俱來的五感都不能信任，只有默默旋轉的陀螺儀是回家唯一的指標。

手指輕按三下，遙控啟動跑道邊燈，無盡的夜晚中長方形的跑道形狀靈光閃現，你如溺水者見到漂浮物，對準它俯衝下去，就像被黑洞吸引進去那樣無法抗拒。你不知道跑道上是否有動物，是否會撞到任何未知，你必須降落。

落地之後，你腳步蹣跚，眼神渙散，跟隨著一股懶散湧上來，就是回到人間了。

7

當你經過此地，或許仍能聽得他的靈魂徘徊在月湖之濱，原野之上，歌聲回響著：「你將扛起行囊，隨我浪跡天涯。」

世上唯一不變的真理，就是萬物一直在改變，人生唯一確定的事情，就是人人都會死亡，至少，死去的方式由我來選擇，流浪者說。

我的德國兄弟後來成為大公司的副機師，有一陣子搬到亞洲來。而非洲兄弟最終沒能完成訓練，那個年代電子郵件不發達，我們淡如水般，就這麼失去聯繫。羅尼回非洲後是否繼續開計程車也無從得知，但我知道他不會忘記這段學飛的日子。

〈華爾滋馬蒂兒塔〉一曲畢後，我離開那片紅土大陸，不知何時會再回去。雷雨雲雪，歲月風霜，吹得兩鬢漸漸星白，我的翅膀早長成渦輪鐵翼，飛在有條不紊的國際航道上，行經過不知多少城市與國家，起飛與落地成為行禮如儀的點對點連接，感受不到雙翼的脆弱，也聽不到螺旋槳的悲鳴。

走遍天涯後，體內的某種浪跡，也淡淡消逝了。（下）

年紀長了以後，喜歡黑暗一些，混沌一些，太強的光亮，讓人感到刺眼。突然出現的閃光，更讓人不舒服。

昏昧有昏昧的好處，看不清楚的就看不清楚，不需勉強﹔黑暗裡看不清別人，別人也看不清楚你。

我書房的鳥籠特高，是我用三隻鳥籠銜接起來的，一座鳥居，三層鳥樓之間，架了六層支架。底層為牠們的餐廳，其上五層皆為起居室，小鳥們都要向高處棲息，每日除定時飛下進食，食畢即飛上高枝。在三個鳥籠的銜接處，我用極細的鋼絲纏縛，但仍有空隙，白鳥一時心血來潮，想啄斷鋼絲，找空隙逸出，卻不幸被鋼絲將一隻足趾纏住，牠費盡力氣拔起，但卻有兩隻足趾斷裂。我發現時，時已近夜，無法送醫。只好將牠捉出做緊急救治，先將其足趾以紗布塗藥纏裹，再安置在紙盒中，靜觀其變。次晨發現牠已掙脫裹傷紗布並飛出，旋即躍上高枝。視之似已無礙，略覺安心，但到晚間卻墜下底層，掙扎翻滾徹夜不寐，我怕次晨白鳥或已不治，夜間頻頻起視，但次日牠又安踩高枝上，無礙矣！後卻發現牠用嘴啄斷了兩個傷爪以求生，還真的了不起。

我擔心著、擔心著，那隻耆年綠鳥也已日落崦嵫，安然離開鳥世了。

周四晚間牠已無力再爬上高枝，只能臥在底層棲息，我將牠喜食的一只穀穗放在牠旁邊，牠也能伸頸啄食，因天氣寒冷，特為牠開了暖氣，並徹夜亮燈，免牠在黑暗中歸逝，但次晨仍見其身體蠕動，偶爾還可啄食一、二穀粒，但延至傍晚已溘然長逝。我當時一面寫稿，一面頻頻回顧，晚間淒風兼苦雨，不斷敲打竹窗，雨水沿著玻璃流下，似在悼念綠鳥之逝。

我用幾張細軟白紙將牠裹起，暫安放於書架上，次晨陽光明媚，我再將綠鳥捧到窗外竹叢旁，將牠安葬於竹畔，並在其墓旁豎立紙碑，上書「綠鳥歸自然」，又在墓旁植了幾片綠葉與一朵冬日最後的紅玫瑰，伴牠長眠。

盼明年竹枝再發芽抽筍時，牠能化為一支竹箭，爬上我的窗畔，展示牠新生的翠綠羽翼，續伴我在窗畔寫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