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巷子裡有一戶賣鱔魚麵的人家，他們日日在水溝裡殺鱔魚，導致陰氣過重，一連生了十四個女兒，大概是因為陽氣都飄散到隔壁去了，住在鄰屋的幾任房客，都只生男孩。在祖母的催促之下，父親買了那間「包生男」的雙層木造房子，其後，我的兩個弟弟接連在那個房子裡出生……
嘉義小城給人的感覺就是，平平的。沒有很老的古蹟，也沒有很高的樓。除了阿里山，除了故宮南院和火雞肉飯，你不知道去嘉義要觀什麼光。少了擁擠的人潮，生活的氣味就被充分顯揚了。年少時，我不懂得品嘗這樣的氣味，只覺得嘉義好小，一心嚮往著東部的大山大海。後來，我如願到花蓮上大學，每逢寒暑假，都要繞過半圈台灣才能回家，我享受長途的繞行，對於家，並沒有太多眷戀。
搬離花蓮後，我一路把自己車到綠島、芝加哥和紐約，七年前，定居台北。對我而言，嘉義始終像一枚扣眼，溫吞地嵌合在地圖的皺褶裡。沒有被撐開時，它只是一條直直的細縫；撐開之後，它就被鈕釦遮蔽了，隱著線條咧嘴歌唱。它既不會脫落也不會變形，我隨時都可以抵達它，也隨時可以離開它，因此，即使書寫了許多我浪遊過的城市，不曾想過要用字把嘉義留住。
2015年，我創作了《南無撿破爛菩薩》這支實驗音樂錄影帶。發想之初，正巧碰上過年，趁著回家，我去嘉義公園蒐集畫面，第一眼就看見三個空空的大鐵籠，完全無法把目光挪開。記得小時候，籠子裡豢養著幾隻孔雀，鳥去籠空之後，變成鏽蝕的閒置空間，反而增添了一種卡夫卡式的荒謬美感。那天，我把攝影機貼到籠邊，用灰綠色的方格來框住在公園裡的風景，隔著層層鐵條，我意外捕捉到一位抓癢的男孩，跟曲中一句俗擱有力的歌詞編織在一起，特別引人莞爾。
也是因為拍了這支影像作品，我才真正覺察到，嘉義的庶民文化，一直都在我的血液裡翻攪著。無論我去了多遠的地方，無論我講了多久的英文，無論我寫了多超現實的詩……最根部的那條筋，是抽拉不掉的，它的底蘊永遠屬於故鄉。因此，每次回嘉義，我都會忍不住用我的土腔野調，大聲講著台語，忍不住去植物園偷聽運動的婆媽們聊天，去東市場接地氣來汲取日常活力，聆聽鞭炮般的響亮叫賣。
祖母的旅社就位在一條狹窄的巷子裡。那是嘉義第一批用檜木蓋成的販厝，建於民國四十八年。一開始，那間旅社叫作山梅，由三個人經營，民國五十二年，祖母把旅社買下，改名為鶯歌。當時，旅社旁邊有一座花園和噴水池，後來，因為房間不夠住，祖母把它們拆掉，蓋了一棟三層樓的水泥厝，負責監工的那人，是祖母的舊情人，我素未謀面的，來自澎湖的我的祖父。
祖母是個傳奇的女子，她有過一段婚姻，由於遲遲無法懷孕，飽受丈夫的毒打，於是，她從三峽逃到嘉義，先從賣米做起，後來才到旅社當服務生，並收養了親戚的女兒。祖母在做服務生時，先後跟兩名政界人士談戀愛，與他們生下一男一女，男孩留下，女孩送離，那個男孩就是我的父親。祖父的妻子已經過世，育有幾名子女，祖母不願當續弦，也不願看父親受欺侮，她聘雇了一對保母夫婦，共同把父親撫養長大。
重男輕女的祖母，對於我的誕生，感到焦慮不已，她殷切地期盼金孫降臨。據說，巷子裡有一戶賣鱔魚麵的人家，他們日日在水溝裡殺鱔魚，導致陰氣過重，一連生了十四個女兒，大概是因為陽氣都飄散到隔壁去了，住在鄰屋的幾任房客，都只生男孩。在祖母的催促之下，父親買了那間「包生男」的雙層木造房子，其後，我的兩個弟弟接連在那個房子裡出生，祖母才終於寬了心。
我此生的第一個記憶便是在那棟木宅子裡。我記得我被困在一個嬰兒的身體裡面，動彈不得，只能睜著眼睛，望著空無一人的二樓，大聲啼哭。直到現在，我的眼球邊緣還懸著那個偏僻的視角，那種全世界唯我獨存的慌張感。這棟房子幾乎就是我肉體的發源地，我在那裡盡情噴灑了荒蠻的淚液、汗液與尿液。幼稚園時，在同樣的房間裡，夜夜有一白鬍子神仙爺爺來入夢，他為每日訂定主題，當天發生的所有事情，都緊扣著那個主題而生，我被溫柔慈悲地教導著。
那時，整條窄巷都是我的遊樂場。我的奶媽就住在斜對面，加上旅社的木造、水泥兩厝，我在四間房子裡自由穿梭遊走……跟鄰居男孩用塑膠袋捉蒼蠅、拍打光頭大叔的屁股、在巷子裡追逐嬉戲、擠在裁縫師的家裡看閉路電視。對年幼的我來說，台北跟美國一樣遙不可及，巷底一條雜草叢生的防火巷，是我最熟悉的通往外界的出口，我和弟弟們經常捏著祖母塞到我們手上的銅板，跟一群小孩穿越密道，跑到鄰街的雜貨鋪去。雜貨鋪的店面極小，大約只能容納三個成人轉身，卻像一座發亮的捕蚊燈，讓住在附近的孩子們，涎著羽絨般的口水，成群結隊地飛撲而來。
阿里山公路開通之前，祖母旅社的生意相當興隆。許多住客都是從山裡來的，他們帶著竹筍和各式水果下山來販賣。由於返家交通不便，他們必須投宿旅社，有人一住就是十幾天。旅社雖然匿在小巷弄中，它距離客運下車處並不遠，附近又有三家戲院，許多攤販會推著車子到戲院門口賣吃食，夜裡燈火通明，是小城活絡的筋脈地帶。不過，隨著交通的發達，嘉義市的旅社文化就漸漸沒落了，祖母的全盛時期，我未能親睹。
我不記得祖母的客人，一個名字或臉孔都想不起來，倒是旅社廳堂的影像，還深深刻印在腦中。廳堂中央有三尊神像沉穩坐鎮，祖母每天虔敬地燒香祭拜、供奉新鮮的果物。廳堂裡還有個小電視，白天時，它常常虛弱地開著，到了晚上，楊麗花躍進小小的銀光幕搬演歌仔戲，電視才會真正打起精神來，卯足力氣唱歌。祖母總是坐在櫃台前，有時捻捻佛珠，有時跟女服務生阿霞、哈嚕或鄰居閒談。我在廳堂玩耍的時候，祖母喜歡叫我幫她摺衛生紙，先把兩張衛生紙疊在一起，然後對摺兩次，那些紙，就像一張張雪白而方正的臉，在桌上喘著氣擠壓彼此，越堆越高，抵達一定的高度之後，就被阿霞抱走了。它們最終都變成客人們的廁紙，帶著一臉髒汙，在垃圾桶裡重逢相見。
我八歲那年，父親把我們住的木造矮房賣給牛肉嫂，全家搬到另一條寬闊的巷子，住進全新的四樓鋼筋透天厝。祖母也跟著我們一起住在透天厝裡，但是她並沒有拋棄她的旅社，依然每天獨自散步到旅社去工作，直到嚴重的糖尿病使她體力衰退，她才不得不把旅社交付給別人管理。祖母在我十一歲時，因為心肌梗塞而猝逝，旅社出租一段時日之後，便也歇業了。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那條窄巷還在，除了養樂多嫂的屋厝變成廢墟，大批的木造老屋都還穩穩站立在原地，甚至還收納了幾名嶄新的住戶。由於長年漏水的關係，祖母旅社的水泥地板，冒出怵目驚心的縫隙，父親和母親想方設法修繕屋頂的瓦片，才把水止住了。牛肉嫂的丈夫負了債，我的舊家變成法拍屋，由於產權的關係，拍賣很多年都沒人交關。一個月前，有一群來自台中的投資客，把法拍屋和廢墟都買了。得到這個消息時，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深怕他們會將整條巷子收購下來，把兩排矮房劈開剷平，蓋起沒有心跳、無法呼吸的高樓大廈。
當我終於得閒趕回去拍攝記錄時，舊家只剩下斑駁的淡綠外殼，一樓和二樓的地板以及隔間，已經被卸除得乾乾淨淨，一些鋼條從內部高高支起。我端著相機猛拍，試圖捕捉兒時的每一道痕跡，竟什麼也不識了。彷彿乾涸的蘭潭水庫，它再也映照不出我的形體，只剩下龜裂瑣碎的回憶。
我拍了五分鐘，直到投資客不耐地說：「拍一下就好了，有必要拍那麼久嗎？」
我說不出話來。對他而言，這只是一座需要被整容出租的房子而已；對我而言，再怎麼陌生疏離，它都是珍貴無比的發源地。我多麼希望這房子也可以跟公園裡的大鐵籠一樣，什麼都不做地佇立在那裡，不崩塌不漏水不關孔雀不挪移不被上漆，像株野生的紅檜，讓小城的時間永久銘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