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然去過多次人權館，但每回去開會的前一晚，總得請教Google大神。神奇的是，每回得到的指示都不同，苦心孤詣想找前次的路線多半不可得，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困擾來自過往經驗中所顯示的低能，這種一般人覺得容易的日常行為，於我而言，往往形成極度的困惑。我強烈希冀有固定的路線，卻常常忘了記誦下來。Google顯然喜歡翻新，每隔一段時間去請教它，它都丟給我一條新的路線。這總讓我相當忐忑不安，我對方位地理的轉換真的很無力，很怕稍一差池，便要搭錯車、走錯路，讓別人乾等待。
前幾天，又到人權館開會。這次Google沒讓我搭捷運，它轉而指示我搭公車到信義敦化路口，接著轉905路公車，在莊敬中學下車。我欣喜若狂，時間減省，路線簡單。所謂簡單是熟悉信義路的直行公車，因為有一段時間，我頻繁搭乘去信義敦化路口附近錄音室；而莊敬中學就緊鄰著人權館。果然一路順風，毫無窒礙。
我決定將這條路線牢牢記住，在腦海中釘住不放。因為曾經聽一起開會的蔡焜霖委員提及他就是搭905公車前來；於是，會議結束後，我就虛心請教他應該在何處搭乘905公車回去？焜霖先生是外子的堂哥，一聽我的提問，立刻跟我道歉：「啊！我應該早就跟妳主動說明的，竟然還要妳來問我，真不好意思。」啊！這樣反求諸己的老派紳士哪裡找？他接著仔細解說，但我對附近的路名完全沒有概念，說歸說，仍舊一頭霧水；他想是看到我猶然一臉茫然，很體貼地說：「這樣說，真的很難讓人明白，還是讓我帶你去一趟吧。」我心裡讚嘆「啊！如此細心為對方的愚笨解套的老派紳士應該是絕無僅有了吧？」
原本仍埋首卷宗的他，即刻放下手邊的資料起身。我看他兩手空空沒帶上包包，一問，原來他還有其他正事待辦，並不是要馬上回家；他不是要帶我一起去搭車，而是專程陪我去走一趟，找到候車亭，他再回人權館。我馬上想到的是：「這樣不厭其煩的老派紳士應該被奉為嚴重保護的稀珍動物了。」
蔡焜霖堂哥出生於1930年，如今高壽八十七歲。雖然身體狀況看來還OK，但明顯有一隻腳稍跛，拖著走，我怎麼可以為這麼小的事折騰他？但他意志堅定，我攔不住，只好恭謹地讓他陪走一趟，他用樂觀的理由減輕我的罪惡感：「外頭天氣這麼好，就當我出來散散步、看看太陽。」我又在心裡OS：「這樣溫柔體貼的老派紳士已然快絕跡了啊！」
我們從人權館的後門繞出，彎彎曲曲的，終於走到中正路。剛好紅燈亮起，他指著對面的公車站，說：「就是那邊，我們在這兒等綠燈。」我趕緊告訴他，「不用走過去，我已明確知道了。現在換我送您回去。」他謙辭，但這回換我堅持：「我喜歡十八相送。」他笑了。
一路上，我發現我們兩人似乎用盡心機地進行著卡位戰。我疼惜他老人家，希望讓他走在較安全的路邊，怕他一不小心被轎車、摩托車或腳踏車擦撞就糟了；但我警覺到他的意志及行動力都比我更為堅強，無論我如何刻意卡位都是徒然。他高大的身影永遠有辦法不落痕跡地挪移到車行的那一邊，我幾經努力，卻怎麼也搶不到保護者的位置與高度。他是如此自然又專心的一路執行著老派紳士的護佑女性任務，不因年高而拿翹或敷衍。
我們仍走來時路進後門。每回到人權館開會總是來去匆促，無暇細看。那天陽光耀眼，綠樹蒼勁，我注意到左邊的建築上方圈滿帶刺的鐵絲網，焜霖堂哥想是看到我眼中一閃而過的疑惑，他傷感地跟我解釋：「左邊這幢建築原先就是監獄，林義雄先生先前就被關在這裡。」他用手指了道路左前方的一道門說：「那年，林先生的母親和妹妹前一天來此探監，就是從那個門進去。次日，林義雄先生家裡就發生滅門血案。」我一下子愣住，一時不知該如何應答。從報紙上看到的新聞，固然驚悚殘酷，但多年後的今日順著前輩的手指看過去，歷史似乎被具體地攤展在陽光下，我不經意間和它邂逅，感覺正踩踏著受害人悲傷的血跡前行著。
春光明媚，微風招得枝葉款擺。我偏頭看堂兄眉頭輕蹙著說：「這樣美好的景致，陽光溫煦，這裡彷彿是個專門供人遊賞怡情的公園，殊不知當年有多少的傷心事在此地發生，妻離子散。它不止於供人休憩的公園，它應該是讓人來認識歷史、記取教訓的所在。我真希望有更多人能走過來看看，並認識它，也期盼有更多厲害的志工投入解說。」
聽到這裡，我差一點哭出來，驀然想起多少年前，無意中在《聯副》上看到焜霖堂哥寫的〈青春的墓碑〉（按：1999年7月8日至12日《聯合副刊》），當時內心的悸動與感慨，讓我激動莫名；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外子的堂哥。文章寫他在台中一中高中畢業後進入鎮公所打工，因念書時參與讀書會，被誣指涉及參加叛亂組織，成為第一批送到綠島服刑的政治犯，共服刑十年。那樣荒唐的年代，可以因為愛國、愛讀書而慘遭罪名羅織，他是典型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他原本只是一個懷抱著青春的愛戀並喜歡唱歌的男孩，卻無端葬送了十年的青春，這是何等冤屈的恨事！尤其跟他要好的獄友蔡炳紅，因傳字條給同為政治犯的女學生而被判死刑一事，讓他深受打擊；出獄後，又赫然發現父親早在他入獄後一年便去世。這重重的兩擊，堪稱是他一輩子的痛。我從他的書寫、外子的口中和其後拍攝的紀錄片裡，得知他受的苦，看到他流的淚，感受他的深沉哀傷。在接受訪談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說：「當時整個國家機構以最嚴苛的軍法追殺年輕的孩子，這些孩子的人生才剛剛要開始，對愛、對夢想的追求正要起步，就都被槍殺了。這些失去心肝寶貝的父母在家裡哭泣、昏厥、發瘋，我們希望這樣的情形不要再來。」他指的人家的心肝寶貝，不也正是他自己？尤有甚者，他不但在獄中受折磨；出獄後，也像許多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一樣，被跟監、被留難，所創立的《王子雜誌》甚至一度遭遇停刊的命運。他雖把那樣的創傷視作磨練，但談到已逝的獄友，仍數度哽咽，令人鼻酸。
然而，人生遭受這麼大變故的他，個性不但沒有因此扭曲，甚至還能保持溫暖、善良與醇厚的質地。他不只念念不忘當年在他人生遭逢谷底時，拉他一把、給他向上動力的國泰企業蔡萬春先生、國華廣告許炳棠先生；還將心頭之痛化作助人的動力。在服刑過後，憑著過人的求知慾學會了多種語言；憑著毅力克服諸多可惡的留難；他創辦了《王子雜誌》陪伴四、五年級的孩童度過寂寞的童年；憑著個性上的溫暖善良與溫柔敦厚，出錢出力協助台東紅葉少棒小將北上參賽，創造了「紅葉傳奇」，在棒球史上締造輝煌的一章。
如今，就是我看到的八十七歲的老派紳士了。謙虛、有禮、體貼，勇於為歷史的錯誤做見證。他不辭勞苦，奔波在各項還原歷史真相的工作中，提供自身經驗，為我們解惑爬梳。在每一次開會審查的場合裡，總看見他的認真執著。他每每在厚厚一疊的審查報告中，寫滿修正文字、夾滿做記號的紙條；他謙抑的言論裡，雖滿是創傷，卻一逕慈和。每回開會坐在他身邊，看著他翻閱做滿註記的報告書、循著他低沉的言語重回傷痕累累的現場，我總不自禁萌生敬意而自省，誓言絕不能在任何工作中有所懈怠。他讓我見識老派紳士的溫柔和強韌，我們深深以身為他的弟妹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