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百年，戲碼不變。新一代的後進詩人和讀者會產生自己的品牌和品味，把自己的審美標準當作唯一的真理，去審視詩史上的前驅詩篇。在浪尖上睥睨一切，只看到自己，是很正常的。……詩史是殘酷的，是一群自大狂的家族史……
一九二五年，曾在北平讀書的板橋小夥子張我軍（1902-1955），用一種不帶古典殘影的白話，寫下他給北平的亂世情詩〈亂都之戀〉。那時，台灣現代詩史尚未萌芽，古典漢詩盤踞固有的山頭，展現著千年不易的優越感。張我軍才二十三歲，卻看到眾多舊文人看不到的大勢，他那本《亂都之戀》在詩史變革的浪尖上成為開山之作，不是沒有道理的。詩史在這年代默默地掀開序幕，是有點冷清，凡高聳之物皆成地景，先是〈人力車夫的叫喊〉，再來是〈燕子去了後的秋光〉，接著到銀鈴會和林亨泰（1924-）。新詩和舊詩在白話中文、古典漢語、皇民日文之間遊走，纏鬥不休，二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了。
詩史是崇高的，是聖殿，絕非閒雜人等戲耍的野地，因此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當我們討論到某些經典名篇，往往自動把大詩人的畢生成就壓縮成一尊小塑像，將他全部詩作理所當然的包裹進去，譽之為大師手筆。如此一來，便忽略了詩作定稿時的實際年齡。最佳例子是南來的鄭愁予（1933-），他在一九五一年寫下無可取代、不容複製的〈野店〉和〈殘堡〉，才十八歲，竟寫出浪跡天涯的蒼茫，且永不褪色。當時台灣已非詩歌荒原，前不久才從北方來了不少詩人，包括幾位將來成為一代宗師的詩人。少年鄭愁予根本不甩這些，對他來說，一九五一年是前無古人且後無來者的，他寫他想寫的詩，寫他生活過的北國原野。一切都是那麼的純粹。這一年，十九歲的□弦（1932-）開始發表詩作，四年後他受邀加入創世紀詩社，再三年才磨出那首讀一遍就畢生難忘的〈鹽〉，當時，也不過二十六歲。藍星成立時，余光中（1928-2017）二十六歲，羅門（1928-2017）二十六歲；洛夫（1928-2018）成立創世紀，同樣二十六歲。
詩壇無前輩，一群小夥子放手一搏，用詩作和詩論打下自己的江山，沒有比這更好玩的事了。誰能想到他們會在往後漫長的一生，累積出那麼多傳奇的詩作和故事。詩社崛起的一九五○，真是個成一家之言、偶打群架的大好年代。
詩史有時是朦朧的。頂尖的詩篇，好比在人生旅途上臨窗尖叫的地景，看一眼，便死死咬住記憶。隨著自己的年歲增長，地景的位置日益模糊，甚至糨成一團。能夠清楚記得〈五陵少年〉、〈還魂草〉、〈石室之死亡〉三種風格迥異的詩誕生在同一時期，已經很好；至於〈延陵季子掛劍〉和〈吃西瓜的六種方法〉，實在很難想像它們是相毗為鄰。一九六○年代承上啟下，強大的創造力超出本身的時間疆域，有如一顆「半流質的太陽」，要錨定它，不是那麼容易。
一九七○年代也很強大。《驚心散文詩》曾經把我對散文詩的寫作信心，逼退三步。那是七○年代前半期的傑作。到了後半期，猛然冒出〈薔薇學派的誕生〉，充滿統治力和滲透力的抒情風，出自二十二歲的楊澤（1954-）之手，他的詩會讓人感覺自己「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遁入一個獨特的文字宇宙。另一個稍晚降臨的宇宙是羅智成（1955-），他正好趕上「大敘事詩」浪潮，在一九八一、八二年相繼問世的〈問聃〉和〈離騷〉，不可思議地詮釋了先秦故事，在敘事魔法的深處他輕輕發聲：「不要急！中國的古代才開始」。楊、羅等五○世代詩人，在敘事詩獎中轟轟崛起。
我不能忘記一九九○年夏天在台師大圖書館翻閱陳年副刊的心情，一整版密密麻麻地刊登了一首詩，就一首，甚至連刊兩、三天。那是中國時報文學獎和國軍文藝金像獎聯手開創的長篇敘事詩盛世，得獎詩作出場的氣勢，十分嚇人，跟現在國際名牌刊登的全版廣告差不了多少。一獎，成名。我在浪潮中讀到二十歲的陳克華（1961-），以及他結構恢宏的行星級大作。在六○世代詩人當中，陳克華無疑是最早慧的，詭譎多變。才說「我撿到一顆頭顱」，立馬又來一招翻天覆地的「肛交之必要」，轉身一變，卻成了「京都遇雨」。幾種不同的調性構成一名複雜的詩人，絕對是六○世代第一人。
很遺憾的，在我開始寫詩的時候，體積過度膨脹的敘事詩已經摧毀了自己，有好些得獎詩作太臃腫，無法穿過時間的窄門，永遠囚禁於不再有人翻閱的昔年副刊版面。一九八○年代後期不再流行敘事，流行後現代。像趕集一樣，從中年學者到新銳詩人無不沉迷其中，不學「後」，無以言。我剛好有幸目睹這股浪潮如何席捲文學界，目睹中毒很深的學者，以及投機取巧的詩人，雙方裡應外合稱霸詩壇近十年。他們自以為是最前衛的智者，是全台唯一有資格代表新時代的新人類，其餘人等皆屬下品。一門顯學西來，造就一批隨波逐流的瞎子。相同的戲碼，在詩史舞台反覆上演。
詩史總是潮起潮落，沒有誰是永恆的太陽，前衛只是一時的前衛，經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很難說。在後現代浪潮侵台之前，夏宇在一九八二年寫了〈野餐〉，楊牧在一九八三年寫了〈貓住在開滿荼靡花的巷子裡〉，其經典地位和讀者喜愛度，多少年來不動如山，後現代卻如煙消散，找不到一首詩有資格「與李賀共飲」。
潮起潮落，寶刀未老的余光中在西子灣「夜讀曹操」，那是大自在的筆法，下筆已是一九九○年代中葉。焦桐（1956-）用爆發性的手段宣告「我將再起」；陳義芝（1953-）在〈觀音〉寫出幽微高妙、寓意豐盈的情思。五○世代詩人依舊強大，六○世代詩人趕上二十世紀最後的文學獎熱潮，〈一枚西班牙硬幣的旅行〉、〈我也會說我的語言〉、〈我的詩和父親的痰〉、〈再鴻門〉全都經過兩大報戰火的洗禮，才站穩了腳步。時間如沙漏裡的流勢，停不下來，才剛跨過千禧年，七○世代的鯨向海（1976-）開始大展拳腳，引領新一代的風騷。轉眼間，又輪到八○世代。
詩史百年，戲碼不變。新一代的後進詩人和讀者會產生自己的品牌和品味，把自己的審美標準當作唯一的真理，去審視詩史上的前驅詩篇。在浪尖上睥睨一切，只看到自己，是很正常的。過沒幾年，新的一切淪為舊的一切，更新的弄潮兒和真理接踵而至，再做相同的事。詩史是殘酷的，是一群自大狂的家族史。
這部百年詩選，也是殘酷的，它按照虛擬的詩史來編選，形同全部引文的匯集。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是台灣新詩編年史的一具「等比例模型」，只能在狹小的篇幅裡讓一百二十首詩依序登場，敘說詩史百年的常與無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