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副刊、台中一中
時間：2019年3月29日
主講人：駱以軍 主持人：宇文正
黑暗中，光線照亮身材寬大如龍貓、笑嘻嘻獨坐中一中講堂舞台上的駱以軍，一開場就先解釋：「對不起我要拿外套遮著在前面，我剛剛才知道要這樣坐在台上，但是我這件褲子褲襠剛好破了一個洞，很像我的個性齁！」若說《匡超人》的「洞」，是可以在黑洞破孔中，既幽黯吞噬敘事可能性，卻又弔詭翻滾出不同層層故事，駱以軍的外套，則是他施展魔術的布兜，在笑聲中悄悄吸引聽眾緩緩走入小說的摺痕、現實的裂縫與說故事的（不）可能性。
當光漸次熄滅
「雖然我們家的小孩，我哥、我姊和我都有人渣的性格，我爸卻是非常正直、且非常嚴肅的人，我以前上學時他都會穿著老兵內褲送我到門口，一生卻幾乎沒抱過我。」父親的愛既彆扭又單純，既是老兵內褲、也是駱以軍「人渣」時期揮打在他身上的木刀，但在故事的一開始，父親就已經死去。
駱以軍簡單陳述在《遠方》中曾細緻敘述的救父之旅，經歷四年後，父親終於走到終點。「我父親其實是太陽坐命、身高一百八十幾，非常高大的一個人。」駱以軍口中的父親，始終顯得既莊嚴又卑微，既是極為正派、於大學講授中文學科的外省老教授，卻又是退休後隱遁於永和平房小小院落種植各式盆栽，像胖孩童般喜孜孜走上「蘇東坡旅行團」，終於因病癱瘓，步入死亡之境的老人。家中從蕪亂的庭院，到屋中收容久癱病人的角落，都朦入深深暗影之中。
父親臨走的最後一晚深夜，在永和深巷中，護士從救護車上推下父親的軀體，「那時我覺得時間在倒流，我爸的眼睛中魂魄好像散光了，就只剩下淡淡的藍色。弄子裡各家院子種了很多樹，夜燈下樹影在臉上晃過去，我就在流動的影子下安慰他：爸不要怕，快到家了。」一切來得突然，母親未來得及面對父親的突然倒下，只好臨時撐開摺疊的藍白帆布海灘椅，放上父親的軀體。回憶拔管的瞬間，小說家對記憶產生遲疑：「不可能有那麼長的管子，但我覺得好像從我爸脖子裡拔了很久，最後『啵』一聲終於拔出塑膠管時，灑出一注鮮豔，彷彿出自少女身體的粉嫩鮮血。」
在最濃稠的黑暗之中
深夜拖著疲憊身軀，在老家外的小巷抽菸時，看到七、八個阿婆走來，駱以軍想：「媽的，是死神的使者嗎？」結果是母親信仰多年宗教團體的「師姊們」。駱以軍回想起多年前才二十多歲，但已一頭深埋入世界最頂尖的文學大師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井上靖……等的小說中苦讀抄寫的自己，曾「誤上賊船」陪著母親參加朝山行程，回程卻困在載滿整台遊覽車阿婆師姊的高速公路上，而在那七個多小時無止境的漫長等待中，所有師姊們豁命爭搶麥克風，並且把每首流行歌的歌詞都唱成「阿彌陀佛」。滿座哄笑聲中，小說家搖搖頭笑著佯怒「欸我爸死了你們笑屁啊！」
由於替逝者馬拉松式誦念八小時佛號，可以幫助往生者走向西方佛境，於是一身黑衣的師姊們一一肅穆列隊出現在家中。因長時癱瘓，早已在某種意義上失去父親的駱以軍，仍在最後告別父親的關頭不自禁哭出聲。在這個瞬間，阿婆們立即制止，她們以充滿力量的聲音說：「嘜哭！」以免逝者因而不能得入佛境。「那一天其實我很累，打瞌睡睡著，還把口水ㄍㄜˊ在我爸屍體上，但阿婆超有紀律，在那個濃稠、好像人世間所有光都無法穿透的永和深巷房子裡，是她們的念佛聲和敲罄聲撐住了、架住了我。」
現代主義與遠古時光
駱以軍回憶，那一陣子作家阿城剛好到台北進行了一場不公開的演講，內容是關於商代的青銅器刻紋。阿城認為，在那些青銅器上的紋路其實是樂譜記號，可以分為兩大類，分別是代表低音鼓的波浪紋與高音的螺旋紋。就如同搖頭店中鼓動心跳的電子音、嗑藥後狂歡的哨子鳴響聲一樣，阿城認為商代時巫師會帶領部落一起服食興奮劑，然後在混合鼓聲與高音的樂音中，全族族人感受到混融一體、天人合一的幻覺與快感。說著說著，駱以軍右手虛握拳型懸在空中，「碰、碰、碰、咻……」模仿祭司祈禱的樂聲，小說家的幻術，瞬間將眾人拉回到遠古的巫筮部族。
「在那樣的傳統社會，你做什麼事情都有人陪伴你、監視你。」駱以軍說明，傳統社群的人際關係緊密，所有的身分轉換，都伴隨他人的監看與認可。除了巫筮文化外，駱以軍也舉自身的成長經驗為例。出身外省第二代家庭的自己，對於許多傳統習俗皆懵懂，也不諳《紅樓夢》或張愛玲式大家族中人與人之間的細微階層張力、暗縫插針的人際祕術，自然也就不再有傳統社會的「陪伴你、監視你」經驗。
透過學習西方現代主義大師，走入文學孤寂之境，而在三十多歲時自認已經成熟，可以在文學中承受各種人類不可思議之苦難、悲哀、大屠殺與滅絕苦痛的駱以軍，在父親離去的關口，卻感受到「你其實無力去承擔那樣一個龐大的劇場」，但在孤絕失語、無力承受的現代情境中，卻是仰賴了師姊們前現代般、儀式性的陪伴與支撐。這當中的孤寂，既是最現代主義的體驗，又可能是外省第二代共通的海島身世。
抬棺人：說故事作為投名狀
因為外省家庭，小家族中男丁無法支應喪禮的抬棺人力，於是駱以軍找來了六個鐵哥們擔當「抬棺人」協助喪禮，協助他支撐起父親的棺木。第一位「盧子玉」，對於駱以軍的讀者而言或不陌生，從各個不同場合的演講，到小說如《第三個舞者》中，皆頻繁現身的盧子玉，可說是駱以軍青少年時光廢柴哥們的形象代言人。
當駱以軍開始夸夸其談盧子玉如何倒楣之前，他面對著台下的中一中學生們，卻先感嘆說：「像你們這樣好學校的學生，或許很難像我們這種流氓人渣、有幾個真心相挺的鐵哥們、好兄弟吧」；或如，提起陪著當時仍是女友的年輕的妻及她博士班的學姊學妹，在前往東北中蘇邊境，那趟漫長、拘謹又無聊沉悶的鐵路經驗，駱以軍慨嘆：「如果是和我那幾個廢物哥們，那這趟火車一定是最棒的唬爛、說故事時光。就像是西方偉大小說中，男人們遇到就會彼此炫耀經驗：『我曾經手刃好幾個寇讎』、『我曾姦汙了我的嫂子』」，說故事對於駱以軍而言，或許被想像成遠途的旅人意興勃發炫示故事的時刻、視為異性兄弟間如男性盟誓的儀式，是離開遠古社會後，允許屢屢遁入孤寂時光的駱以軍，得以找到他人認同支撐的重要因素。
於是當駱以軍一路鋪梗，敘述關於盧子玉的笑話奇談，乃至於他「又再一次」在盧子玉家的廁所中踩爆馬桶時，隨著舊瓷片、冰荔枝與汙水一起四處迸流的，也就不只是滿座學子的笑聲，也是駱以軍對於「我輩廢柴」哥們的聲聲召喚。
當「父親」的名字缺席
故事以父親之死展開。父親那一輩的大逃亡經驗、繁複家庭關係或人際網絡，在外省第二代的駱以軍身上已經失落了，而他發現自身其實無力說父親的故事，「即使把我爸死亡的畫面搬到前景」還是無法敘述，當深陷說故事的不可能性之際，他卻有「六個抬棺人」，可以協助他「一起把故事抬到讀者面前」。
父親的缺席或許也可視為文學性的隱喻。駱以軍作為台灣文壇最重量級的小說家之一，當他一開始就選擇以我輩廢柴的低姿態，出現在台中一中的少年少女前時，他預先將可能成為文學「父親」的自己塗銷了。他不願成為文壇中高大的父親，而選擇在未來的創作者身邊，扮演他們的廢柴哥們或「抬棺人」。當光漸次亮起，座中的駱以軍徐徐起身，他連說兩次「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真的」之語雖然言猶在耳，但真假與否的疑問，或許早已在他小說囊中魔術的迷人兜轉中，被無限延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