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幫」就是拱衛以自家兄弟為唯一核心的利益、安全與價值感。此一選擇排除了理性，甚至也限縮了情感。於是人生現實的種種人際脈絡便非扭曲不可……
我其實想做個好人
●馬家輝：
《鴛鴦六七四》動筆兩年多了，進度非常緩慢，本來計畫去年夏天完成，拖到今年夏天仍未結束，看看年底吧，希望年底可以。兩年前你在台北對我說：「第二部小說最難寫。」你沒解釋理由，我也沒追問，心裡凜了一下，明白挑戰在前頭。果然，這是我的第二部小說，比預期中困難得多，寫寫停停，停停寫寫，我被自己鋪排的故事困住，迷路了。
關鍵原因恐怕是太貪心。想寫的角色太多了，這人那人，這個那個，從民初到戰後，拉開了時間的戰線，詳略之間，難以取捨。有一回我叫妻子張家瑜做聽眾，耐心聽我說說各人的故事，再給意見。她也有自己的寫作安排，不肯花時間，我說：「一小時一萬元，可以吧？」她便答應了。她非貪財，只不過寧可千方百計留下我的錢，總比我在外頭亂花好得多。那個夜晚，我說了四小時四十三分鐘，湊個整數，埋單五萬大洋。
受夫錢財，替夫消災，張家瑜給了一堆相當不錯的聽後感，但最令我震撼的是一個問號：「為什麼小說裡沒有半個好人？妓女、嫖客、爛仔、漢奸、騙子、膽小鬼、自大狂……太負面了吧？」我愣住了，一時語塞，無以作答。──只因確實如此。
張家瑜是善心人，倒過來安慰我道：「沒關係啦，壞人先前也是好人，只不過像許志安說，因為各種理由，變成『一個壞了的人』。我明白的，壞人比較有戲劇性，好人都千篇一律，無趣。」這一刻，我發現張家瑜才是好人，不管收不收錢，都不希望見我為難。
她的問號令我思考了三天，終於，第四天的夜晚，我又抓她坐到沙發上聽我解釋，但這回沒付半分錢，算是她提供的「售後服務」吧。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雙目含冤地說，我想寫的其實不是書中角色的壞，而是他們變壞的理由，或被壓迫，或受誘惑，或自欺欺人，或無力抗拒，總之總有特殊的處境令他們背負起負面身分。而如果換作我們，一般的自認是「好人」的人，說不定亦會如此，甚至可能比他們做得更「壞」。我筆下的人物如果有著共同的命運，那或許就是簡簡單單的兩個字：不幸。他們是不幸的人，遭逢不幸的境況，在當時當刻，他們或自願或無奈地做出了「壞」的選擇，由是因「正」而「負」，負得可恥或可憤。若得其情，我們應該哀矜毋恨。
所以我最想探究的問題其實是：所謂「負面」的人如何面對自己的負面處境？如何接受自己的負面選項？一旦「負」了，便只能一負到底？可有掙扎？可有猶豫？可有「棄負投正」的勇氣？代價又是什麼？
嘰哩呱啦說了一堆，張家瑜聽著、聽著，不斷微微點頭。我說完，得瑟地問：「怎麼樣？壞不壞並非重點，能不能變好才是，懂了嗎？」
張家瑜瞅我一眼，道：「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是個好人啦。」
她這麼說當然亦只屬慰解言辭，我如何不好，她最懂。但這麼一說倒令我領悟，無論是《龍頭鳳尾》也好，是《鴛鴦六七四》也罷，搞不好連作者如我亦未察覺，我在隱隱借用書中人物在替自己辯解：我其實並不太壞。說來詭異，許多港片都有類似對白，從劉德華到周星馳都在戲裡說過「我其實是個好人」或「我想做個好人」，似乎「好人情結」一直在許多人的心裡發酵，在曖昧混沌的社會裡，我們無不因為如此或如彼的理由為過惡，然而說到底，我們都渴望「改邪歸正」，或者至少都想好好求得別人的對於己惡之寬諒。
如果沒記錯，你在《聆聽父親》裡寫過一句：「從來沒人愛過我。」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從來沒被肯定過自己之好而汲汲於解釋自己其實沒別人所說的壞。我只知道，陰錯陽差地，因為對張家瑜說完一堆負面人物的悲涼故事，終於換來她說一聲：我知道了，你是個好人。
3.關於父親，兩位都是對父親感情很深之人。《城邦暴力團》基本上就是寫父輩的故事。馬家輝說《聆聽父親》的寫法和內容，對他有極大的震撼和感動。如今，兩人都面臨孩子長大都進大學了， 如何重新看待父親角色？對生命的影響，對寫作的影響，對個人立身處世的影響……
每一代的人，都有與父輩重逢的機會
●張大春：
哪吒剔骨還父，割肉還母的神話故事於上個世紀的六、七○年代混融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解釋想像，於是建構出另一種論述風情，那就是跳過了這位三太子肉體死亡的情節和喻旨，直接讓哪吒附託於「弒父」的意義。
你和我是同輩人，也在台灣就學於大學本科，不但是文學、傳播學的專業，更熟悉中西方思想進程的諸多脈絡，對這些借助於大量援引西方現當代神話學、心理學的解釋體系一定不陌生。所以我猜想你也一定曾經留意過我前面所舉的哪吒的例子。
老實說，在喧囂的文學理論氛圍裡成長的文青如我者，特別不耐煩這種「弒父娶母」的妄想感傷，似乎悲劇永遠不得不來自人與人（尤其是人與愛人、親人）造作而罕見的錯亂關係，偏偏還要把這種錯亂關係抽象化之後反轉成人類不可挪移和改變、甚至不可逃避的命運。
這個時候，我就心疼起我父親來了。不止是我一個人的父親，我應該說：我就心疼起我的父輩來了。簡單看去，這差不多就是《城邦暴力團》的第二個精神起源吧？
●馬家輝：
「心疼起我的父親來了」這句話讓我難過了一個下午，對於我的父親。寫作這許多年了，從雜文到小說，我一直想寫他的故事，卻是這麼無力和無能，理由非常簡單，對於父親的故事，我根本知道得不多。或該說是，我知道得非常非常的少。
我祖父是獨生子，我父親是獨生子，我母親那邊有一堆長輩親戚，但我父親那邊，半個不剩，茫無頭緒，難以找得足夠的故事素材。我父親是個寡言的男人，唯在喝得半醉的時候多談幾句舊事，但來來去去都是零碎的述說，十六歲喪父，十七歲喪母，之後做記者，做編輯，曾有相士鐵口直斷他只有六十三歲陽壽，所以他在六十二歲半那年把手裡的積蓄花光，而他今年已經八十二歲，依然健在。就這樣而已。我的心疼在於他生了個寫了上百萬字文章的兒子，卻未能讓兒子完整地、有頭有尾地用筆頭記下他走過的人生道路。對迷信文字力量如我的人來說，他是個沒有故事的人，我無法接受。
最近半年有新進展：我父親開始用WhatsApp了。我跟他在手機屏幕上溝通，問候，請安，非常簡單的閒話家常，卻對彼此的關係有了昔所未有的拓展。譬如說，有一回，因為雇人修理電腦之事，他擺了烏龍，我不太高興，傳字對他說：「你這麼做很不好，讓我很為難。我明明說過別這麼做，點解你仍要如此？」傳出之後，心裡不安，覺得說得太重。豈料，半小時後，手機傳來他的回應：「sorry，以後不會了。」
這一刻，我幾乎流淚，因為這一刻，彷彿我是嚴苛的父親，他是受責的兒子，我們的關係顛倒過來。
或許我將來會寫一本書，不是《聆聽父親》而是《閱讀父親》。閱讀手機裡的父親，透過手機了解父親。兩部手機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紅線，竟然把我和父親再次拉到一起。
●張大春：
這是無比的幸運——我說的是到現在你還能夠和父親一起玩兒手機，真是羨煞人也。
放眼較大尺幅的世界（幸運的話）每一代的人，都有與父輩重逢的機會。
擠壓在《城邦暴力團》內的核心熔鐵，就是這個渴望和實踐。我藉由書中角色老漕幫大老萬硯方（他的名字來自我小學老師孫硯方，不能忘懷的父輩之一）之口說：「於幽冥晦暗之地，助人逃過光天化日之劫。」
這是我對我身邊多位父輩的一個總的形容。他們在真實世界中有真實的人生、真實的名字、真實的情感與懷抱，即使他們在時代逐漸遠去的煙塵之中，形影越發淡薄。然而，「與父輩重逢」是一樁巨大的考驗。我在《城邦暴力團》裡藉由萬熙（諧音『惋惜』）這個角色窩裡反謀害老爺子作為明顯的伏線，就是一個作假的「弒父」安排，因為萬熙根本是領養來的孩子。對於先前提到的那些為了「符合學院流行理論」而強行捏造的文學我虛晃了一招。
可是，《城邦暴力團》故事裡的每一代年輕人其實都在尋訪失落的父親，甚至於連大反派萬熙也不例外。這條線索在尚未出版的故事裡有一個令作者痛苦而不能決計殺青的發展：「孫小六的骨灰罈子」究竟是什麼意思？那罈子裡是不是就埋藏著父子重逢的祕密呢？
不過，一個骨灰罈子裡放著兩代人的灰燼，這樣的「重逢」只是一個模糊的象徵罷了。作者必須思考的重點，應該多過物理性的重逢，我們對情感最初的啟迪和最後的依歸，有沒有感傷之外的想法？至少，「在幽冥晦暗之地，助人逃過光天化日之劫」，這分幾乎不可能完遂的允諾，應該就是那重逢罷？
出走了的父親 到底去了哪裡
●馬家輝：
之於我，在文字故事裡跟我父親「重逢」或是最穩當而溫暖的形式。但有時候我暗想：我父親願意嗎？他會否根本不希望讀到我寫及他的任何文字？會否擔心我把他寫得不夠好，甚至，寫得太壞？
我亦人父，至少我有此憂慮。廿六歲的女兒也寫小說，用英文，發表了一篇，我讀了第一段便放棄了，因為第一段寫的便是父親出走。我非常非常擔心在她的文字裡讀到在她心中的我，讀出她心中的我的陰暗、愚昧、無能，甚至邪惡。我非常非常擔心在她的文字裡讀到她對父親的怨懟和惱恨。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打開電腦，開啟她的小說，想咬牙讀下去，但讀了幾個字便停下來；又一回，再開，再讀，再停下來。我實在冒不起這種在文字裡「重逢」的風險。
或許再過一些歲月吧。待我真的真的老了，老到什麼都不在乎也不在意了，總會有一天晚上，我泡一杯熱茶，把她的小說印出來，坐在沙發上，在夜燈下，就只把小說當作純粹的文學，雲淡風輕，認認真真地讀，純粹以讀者之眼，看在她筆下，出走了的父親到底去了哪裡，又會否迷途歷劫之後，滿身傷痕，安然歸家。
●張大春：
除非是我們倆對「陰暗」的認識和界定有所不同，我倒覺得你在《龍頭鳳尾》裡把所有的感情都寫得燦爛光明。尤其是越低下、越卑微、越受辱的人物，其情感的明朗度越高。以此言之：前面我們所說的「在幫人眾」也可以是一個例子。
「在幫」就是拱衛以自家兄弟為唯一核心的利益、安全與價值感。此一選擇排除了理性，甚至也限縮了情感。於是人生現實的種種人際脈絡便非扭曲不可。由《羅密歐與茱麗葉》之愛情初不得遂，就是基於這種兩大家族之間仇恨之限縮，後來改排成舞台劇和好萊塢電影的《西城故事》（The West Side Story）就直接將義大利家族置換成紐約西城區的「鯊魚幫」和「噴射幫」，非常切實。
所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約也在反映這種於個人而言堪稱綁架的處境。
實則，無論宗教、政治、律法、風俗、文化信仰、意識形態，都會加諸個人一定程度的捆綁，青少年掙脫不得，辨識得清楚不清楚卻無暇細顧，在現、當代，很長的一段歲月裡，摧繭不開、鬆綁不得的青年人就很容易把這種種束縛完全歸咎於父權。
《城邦暴力團》裡其實應該犯了連續妨害自由、甚至綁架罪的老江湖們最後的結局是非常淒慘的在接續的故事裡，他們備受二十世紀末青年的凌辱、追打、漠視以及鄙夷，但卻無從辯解和抗爭，他們只是接二連三悲慘地死去，並且在瞬間被遺忘的時候再死一次。
只不過，我的人生經驗稍有不同。我與我的父輩有一層拆除不了的約束，是我的子女輩不可能理解或同意的。
我在研究所讀書的時候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在家裡喝酒聊天，以輕佻的口吻開了三民主義一個不怎麼像樣的玩笑。父親立刻動怒了，把我和我的同學一起訇出家門。我躺在村子口的行人道地磚上，口口聲聲說再也不會回老頭子的家了。幾個小時以後，我還是回了家，父親的臉色依舊肅若冰霜。我心想：日後絕不能像他，絕不能像他！這個念頭，也從來沒有實踐過。
那一夜人行道的紅磚沁涼，是我在小說裡遇見幾個特務的場景。至於被訇出門的那年，我二十三歲，剛剛好開始變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