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刻印章，我總是想起他那張刻印章的工作桌。
2020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全球陷入恐慌，台灣雖然控制得宜，但仍然儘量不出門，每天寫字畫畫，而更多的時間是刻印章。
目光聚焦在方寸之間，筆畫如絲，心緒很容易集中，忘了紛擾的新聞，也很容易飄散，因而想起刻印章的諸多往事。
我第一次刻印章，是在大一那年，因為要參加學校的書法比賽，需要蓋章以示正式，知道書法社有人會刻印章，所以跑去找人幫我刻。
那時有一位同學說，你寫字，就應該自己學刻印章，說完，從桌子底下摸出一把銼刀磨成的篆刻刀，二顆表面粗糙的練習石，以及幾張刻印章的講義，叫我回去自己試試看，他還特別強調，很簡單的，很快就會。
當天晚上我看了講義，也覺得沒什麼困難，就把自己的姓名章刻好了。
我就這樣開始刻印章了。
但認真說來，我對刻印這件事的接觸，還要更早，而且早很多很多，應該是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隔壁搬來一對夫婦，先生刻印章、太太理頭髮，是當時鄉下人滿常見的謀生方法。
因為就在隔壁，所以每天我都過去看邱來法刻印章。當時刻印章的人很多，因為大部分的鄉下人都不認識字，但到農會郵局開戶、存款、領錢、買保險、繳費、領補助等等的，都要用到印章作憑證，所以生意很好，每天都有人找他。
他一般刻的是木頭章，而且是楷書印。每天沒事我就去看邱來法刻印章，從處理印面到刻章完成，看久了，整個程序也就都記得清楚了，等到我自己刻印章的時候，差不多就是重複他的過程。
邱來法工作的地方很小，就是小學生桌面稍微大一點的桌子而已，但刻印的工具都收拾得很整齊。硯台、毛筆、篆刻刀、檯燈、印床，一應俱全。
刻印章之前要先寫字，他刻的木頭章大都是楷書，所以要先把字反寫上去，至今想來，依然覺得他反寫楷書的功力很厲害。
首先要在小硯台磨一點硃砂，用手指沾了硃砂之後，輕輕的塗在印面，等水乾了，寫字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後用鉛筆，徒手畫線，很準確的在印面上畫出四邊和中間的十字界格，比用尺量、畫還要乾淨俐落，這個技術我一直不是很熟悉，加上我喜歡隨著筆畫多寡佈字、決定字的空間，所以就很少先界格再佈字。
畫完線，用手指沾一點水滴在另一方小硯台上，磨一點墨，大概就是十來秒，就夠寫印面了；毛筆似乎是「紅豆」之類的小筆，沾墨後就在小小的印面上反寫楷書，筆畫非常精緻，起筆、轉折都很到位，結構很漂亮，寫好的字和印刷體沒有什麼兩樣。
刻木頭的刀子是斜口刀，非常尖利，刻的時候就是把寫字的地方留出來，也就是一般朱文的刻法，但邱來法的技術非常準確，一個撇畫帶起筆的角度，幾刀就完成了，一個木頭章差不多半小時不到就可以刻好。
刻好就刻好了，好像從來沒見過要修飾或加強的，在小本子上試蓋，乾淨清楚，跟印刷的一樣，客人看過蓋出來的樣子，認可後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刻橡皮章也是用斜口刀，配合鑷子一刀一刀的刻。
那時他應該二十多接近三十左右吧，我則是十歲不到，每天看他刻印章，也好奇他為什麼會這項技藝，他都很有耐心的回答。
那時的人，如果家裡沒有種田或做生意，似乎一般十二三歲就要出去學藝，三五年後就可以出師開業，就可以養家活口、成家立業了，因此念書的人很少，小學畢業就算有知識了。邱來法說他是在鹽水學的篆刻，還得過幾次篆刻比賽的獎，他還給我看了他設計的立體式的印面，印面設計成一個小立方形，名字就寫在格子裡面。
一直到我念大學的時候，他仍然在刻印章，當時還請他幫我刻了書畫章，但因為他的材料是木頭、壓克力或牛角，刻出來的筆畫都挺直，和一般石材的書畫章距離較遠，所以後來我都自己刻。
但我還是很喜歡看他刻印章，我幾乎每次刻印章都會想起他刻印章的樣子。我每次刻印章，桌面總是凌亂不堪，刀子、印床、毛筆、硯台、墨、水滴、蓋印的紙張、印泥、牙刷，甚至是電鑽、各種鑽頭、打磨印章的砂紙、牛皮等等，本來還算整齊的桌子，總是弄得一團混亂，而記憶中邱來法的工作桌，則是一貫的乾淨、整齊。
學習任何技藝學問，古人強調的是家學淵源、童子功，原因是學習得愈早，學到的東西愈能熟練和「定著」。我小學三年級開始學書法，導師翁義雄先生是義竹非常有名的書法老師，每年過年的時候，義竹到處都是翁老師寫的春聯，翁老師的柳公權寫得極佳，非常到位。還有訓導主任邱太欽老師也擅長書法。2007年母親過世後我陪父親在鄉下住了一個多月，晚上出去散步，偶然發現邱老師在濟公廟教書法，後來去找了他幾次，知道他每天要寫一通千字文，非常認真。
不過，真正教我寫書法的是我的父親，我父親時任布袋國小老師，民國34年台灣光復時學校要教漢字，他就自己去找了資料學書法，我父親的字非常漂亮，因為他喜歡寫字，所以我們家四個小孩都愛寫字，經常在報紙的空白處練字，小學時候，寫得最好的是我大哥，字和父親的字神似，那時他不過小學六年級。
初學書法時是父親手把手帶我學拿毛筆的，至今仍然記得他那溫暖的大手包覆我的手，帶我寫毛筆的那種感覺。我的學生中，有一些人是為了重溫小時候和父親學書法的感覺而來寫字的，我的二個女兒也是看我寫字而喜歡上寫字。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現代人把小孩子送到才藝班學書法，那是等而下之了，很多也都學不起來，因為家裡沒有那樣的環境。
當然，1960、70年代台灣的環境不好，學書法並沒有什麼字帖可以用，所謂的學書法，也不過就是看著報紙的楷體字練習而已，一直要到大二，跟了王建安老師以後，才真正「看帖寫字」。
但無論寫字或刻印章，我覺得小時候就開始熟悉是非常幸運的事，每天好玩、好奇到隔壁看邱來法磨墨、用毛筆寫印面、刻印章，就算沒有自己動手，顯然我在心中也早就練習過無數次了。
我一直到1991年跟隨江兆申老師後，才第一次看到名家刻印章。但對刻印章這件事，因為從小就很熟悉了，所以，等到我自己開始刻印章以後，很快得心應手，好像從來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1985年到台北工作後，我就在和平東路一帶的裱褙店中放刻印的潤例單，也在當時最大的「春之藝廊」賣印。當時訂印的人不少，每次接單要來來去去兩三回，實在不耐煩這些瑣瑣碎碎的事，所以就不再「拋頭露面」刻印。但文藝界的人知道我刻印的人已經不少，很多人都找我刻印章，洛夫、周夢蝶、向明、管管、辛鬱、隱地、阿盛、季野、駱建人等，都陸續找我刻過許多印章，其中駱建人刻得最多，大概有十多方，他的兒子就是名小說家駱以軍。駱以軍曾經寫文章說到他父親最珍愛的收藏，就是我刻的印章，知道自己的作品被這樣喜愛，很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