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安（Ernst Faber）是德國傳教士，他在《教化議》一書的序言中說：
「余入中國傳道有年，於政治得失、
教化興廢、民生利弊，亦頗深稔。
僅就管見所及，陳其利弊，
非敢干預國政，聊盡友直之心矣。」
益友有三，友直居首，
不正是中國文化素所強調的嗎？……
光緒24年（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史稱「百日維新」。事實上，在此之前，維新早就開始，各種「新政」都在逐步推行。
那些年，中國備受外國列強的侵陵，中國要想由弱轉強，自然要學外國，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也。要師夷，先要知夷，於是政府設「同文館」培育外語人才。派大臣出國考察，以了解外國的真實情況。送120名幼童到美國留學，希望從「育苗」做起。不僅此也，力求變法自強的光緒還「以身作則」，自己找了「家庭教師」學起英文來。皇帝學說洋話，這是大事，不僅中國人轟動，在華的外國人也很注意。久居中國的英人李提摩太趕忙寫了一篇〈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的文章，發表在《萬國公報》這本雜誌上。揆其用意，一方面在告訴皇帝，學洋話是認識洋人的必要途徑，要努力以赴；另一方面也在勸誡中國百姓，皇上此舉，意在追求強國富民之道，大清子民要深體「聖心」，不宜說三道四，妨礙皇上追求進步維新的決心。
李提摩太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
前閱西報，敬悉皇上於幾餘之暇，召取同文館士入宮講習英文。欲將英國文字語言貫通熟習，以裕聖學，俾他日中西交涉得有操持。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慶幸，未始非中國振興之轉機也。
查天下萬國文字多有不同，惟美與英為同文。即其各大國雖各有本國文字，而所派駐紮各國欽使多有通習英文以便交涉。且英商、教士蹤跡亦皆及遠，故英人所至口岸多尚英國文字語言。且商路亦遠。即以中國而論，凡有英人商埠，苟熟習英語即便與英人交涉相通。此非獨中國為然，即各國之有英商口岸者無不如此。故英文英語其行於各處通商之地，學習而以為有益者殊不乏人。而所行因而廣遠，此亦人情時勢使然也。
中朝化洽夷庚，同文稱治。京師之中又設會同四譯館以教翻譯。然各國自簡派欽使以來，凡有交涉聚會多在總理衙門。即有時入覲龍光，皇上之於各欽差亦必藉翻譯各員以通言語而傳述。或不免參差。今皇上親習英文其益甚多。英文熟習之後，凡英、美國人所著之書，其載各國之事，凡政治之得失國家之盛衰，武備何以脩明，商務何以興旺，教養何以推廣，一切有益國家之政，可以一覽而知，不必再索解人一益也。既知各大國前後政事，可以擇善而從。有利則行，有弊則去。抉其富強之本，探其振作之原，然後以各大國可益之法以益中國之民，俾得轉弱為強，轉貧為富二益也。中外之情本無二致，惟言語不通則亦無由洞悉。一通英文則與通達英語之使臣等交接，可以當面諮詢。情意愈親，邦交愈固，義理愈明。且免通事傳述之誤三益也。西人之學並非一得自私之見，與富強之政大有相關。惟不知西學之有益者，未免尚有違言。因而中國教養之方一時之間推行非易。若皇上既身先庶，職學習英文，以上行下，轉移風化之機，其權尤易四益也。有此四益倘中國明達者，實有見地。以皇上之心為心，爭自鼓勵效尤。專求有益民生之學，則富國強兵之治日上雲蒸。此固有心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十九世紀初，到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開始辦刊物，刊載教務消息。後來見列強侵陵中國，他們為中國抱不平，紛紛撰文獻策，希望中國變法維新，由貧弱而富強。他們主持的教務刊物，逐漸轉變成「政論雜誌」，給中國政府、學界以及平民百姓，都有很大的鼓舞與啟發。這些刊物中，自以《萬國公報》最為著名，也最有成效。《萬國公報》從1874年辦了32年，出版237冊，當時非常有學養的在華西方人士如韋廉臣、花之安、艾約瑟、林樂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赫德、威妥瑪等，都是它的長期作者。李提摩太的〈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就刊於光緒18年正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37冊。
花之安（Ernst Faber）是德國傳教士，他在《教化議》一書的序言中說：「余入中國傳道有年，於政治得失、教化興廢、民生利弊，亦頗深稔。僅就管見所及，陳其利弊，非敢干預國政，聊盡友直之心矣。」益友有三，友直居首，不正是中國文化素所強調的嗎？
花之安有一本最著名的著作《自西徂東》。主要通過中西方文明的對比，指出中國社會、道德、文化的現狀與西方相比落後的地方，並提出改良方法。本書分仁、義、禮、智、信五集。每集所述內容與中國道德信條「三綱五常」中的「五常」的涵蓋面緊密聯繫，共分為七十二個問題，每個問題先討論其重要性，其次列數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弊端和不足，再次介紹西方在此問題上的優越之處，最後從基督教教義的立場提出改良方法，是對當時中國影響很大的一本書。
林樂知（Young J. AIIen）來自美國，1860年入華傳教，1881年創「中西書院」，是「東吳大學」的前身。他長期擔任《萬國公報》主編，寫的文章也最多。他為《文學興國策》作序，有云「僕羈旅之人，雖報稱之無力，實望治之有心。」又在〈險語對〉中說：「夫僕，非華裔也，而視華如寄籍之地者，將垂四十年矣。僕於中國，誠知之深而愛之至者也。」是以，目睹中國外侮頻仍，林樂知很傷心，撰〈傷心篇〉，有句曰：「余來華四十年，自問無異於華人，大傷厥心，自較他人為甚。」
林樂知曾撰〈強國利民略論〉一文，力勸中國人學「格致之學」。格致者，格物致知之謂，是當年中國對於西方「物理學physics」的翻譯。
這篇文章的主要兩段是這樣說的：
予思格致之學，有關於強國利民者筆難罄述，姑擇其數端論之。即如攻戰之具，有砲船、大砲、藥彈、銅帽、水雷，以及電氣各法，無一不由格致西來。又如測天、行船、風雨表、吸水各法，寒暑表、經度表、自鳴鐘表、自來火、自來水、製玻璃與印書機器等類，亦何嘗非格致中事哉？夫玻璃一物，未可輕視也，無玻璃，不得不用明瓦。明瓦物之渺者，不若玻璃製精而用宏矣。玻璃者沙泥而已，中國豈無沙泥乎？未明其理，未得其法故。未能制玻璃，遂置沙泥於無用之地也。所云自來火者，果何物哉？燒煤成氣而燃也。中國以煤為炊，而不知用其光。光者，化其氣以鐵管行於地中，或遠或近，宜高宜下，所在皆然。自來火一擎，可抵油燈數十盞。中國油燈光既不明，何怪夜行者有失足之慮，夜讀者有傷目之嗟乎？且也不諳天文，無由測天。又何知經緯兩度，而能行船過大洋耶？其他各物皆足利民，格致之學可包括無遺矣。
前論歐洲之人與中國之人，易地而居，興衰立見。本館主非無因而云然也。當歐洲未明格致以前，與中國之今時無異。倘囿於故智則南、北亞，美利加，南洋奧大利亞，何由尋覓而成此富庶之兩大洲乎？歐洲之貧將有不可問者。自格致之學興，歐洲之富駕乎當年幾萬倍矣。中國欲思強國利民，所最要者先立格致館，講求格致之學可耳。然必待中國明其理，知其法，著成一書，以示學者，恐遲之百十年後，未必能然。莫若取西國已成之書，譯出華文，俾學者精心討論，則格致熟於胸中，萬物可出自心裁，而自製也。奚必事事求諸西國哉。況中國《大學》一書。童蒙誦習，老大莫明其理。雖誦習徒勞無功也，何也？大學亦云理財，而理財必先以格致。中國務求格致，譬如精讀《大學》之書，棄格致而不談，逞向理財乎《大學》一書將成廢紙矣。此即強國利民之要術，諒中國士人不以予言為迂妄也。
來自英國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傳教士中另一位「愛中國者」。他1870年來華後，自己力行漢化，同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都有交往。戊戌維新時，光緒原擬聘他為顧問，因變法失敗而作罷。李提摩太曾向朝廷呈〈新政策〉奏摺，在末尾說道：「李提摩太往來中國二十有五年，踐土食毛，彌感皇太后、皇上深恩之浩蕩。辱承明問，不忍不披瀝上陳。」
西方傳教士垂泣以道的一片忠藎，感動了中國人綦鴻逵，他在光緒23年6月，第102冊的《萬國公報》上，發表〈藉西士以興中國論〉，對於傳統上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痛加針砭。他感慨的說道：
彼西士之愛我中國者，其志可謂堅矣，其心可謂苦矣。慮言語之不通，則兼學華音。慮衣服之駭人，則改用華裝。慮晉接之不便，則習我禮儀。慮舉行之無資，則自籌款項。或著書立說，以佈送當道。或瘏口嘵音，以面謁執政。豈有他哉？無非以僑寓有年，遂視中國之君民不啻本國之君民，因欲以區區愚誠，披瀝上陳，冀得同證善果以發當軸之一悟耳。志何堅，心何苦乎？余以華人而為是說，非為西方辨為中國辨也。為中國之急，宜自強辨也。
今天在台灣，凡不是在台出生者，常被視為「外來之人」，即使是「外來之人」，懷有「區區愚誠」而「志堅」、「心苦」者，所在多有，惟不知尚有綦鴻逵這類人否？尚有知綦鴻逵之人的這類人否？
（作者註：本文所摘用《萬國公報》上的文字，均取自《萬國公報文選》，主編錢鍾書，執行主編朱維錚，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