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擾攘，中美兩強相爭。有人指衝突點在經濟和科技，有人認為根本的問題還在文化。中國大陸更有專著論述《文化是明天的經濟》。
一國的歷史是其文化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指「滿蒙地區」原非中國領土。北大教授傅斯年緊急號召歷史學界連夜編寫《東北史綱》，駁斥日本謊言，使得國聯李頓調查團得出「滿洲是中國完整一部分」的結論，挽救國家於危難。
在傅斯年等人的《東北史綱》之後，自覺「應以一書表國家之安危」者，應是國學大師錢穆。「九一八事變」後，教育部通令將「中國通史」列為大學必修課，因為日本在東北推行日式教育，民眾要學習日文、日本歷史和日本文化，摒棄中國歷史，正是「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就在這一年，錢穆受聘到北大歷史系任教。錢穆是江蘇無錫人，他父親41歲就病故，遺言要他努力讀書，但因家庭與時局的關係，他中學未能讀完，17歲就在鄉間擔任小學老師，他買書自學，後到蘇州中學任教，36歲時寫成《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指駁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為燕京大學史學教授顧頡剛賞識，推薦到燕京大學講學，後又經胡適延聘，轉入北京大學任教。
作為一個半生研究國學的人，錢穆知道日本文化侵略的嚴重性，一國之人受外國教育，本國文化無人追隨，這文化自然就消亡了，回不來了。此時他起念撰寫《國史大綱》。以後北大西遷昆明，與清華和南開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錢穆在流離不安的生活環境裡，完成了這部書，有人認為，他在「為中華文化招魂」。
《國史大綱》書前的序言與常見者不同，是這樣說的：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學術界人士認為，以上四點，表面看是錢穆在國學衰微之時，勸勉國人重拾歷史研究，發現過去的好，相信未來有希望。如果這個前言加上一個戰亂紛擾的年代，成書之時，一半疆土已陷入敵手。時局衰微，誰也不知道明天、明年將會是什麼情況。所以，錢穆應是希望他的著作能讓人們在日本的侵略下，記得自己還是個中國人，是華夏文明的繼承者。萬一哪一天被占領，還能夠奮起反抗，而不是被同化。
《國史大綱》的書寫過程，避不開當時中國所處的環境，同樣有「顛沛流離」之苦。錢穆在「書成自記」中，說明了學校的播遷，講學的前後，師生的互動，與在敵機轟炸中完成書稿的艱辛。
二十六年秋，盧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余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冊於衣箱內，挾以俱行。取道香港，轉長沙，至南嶽。又隨校遷滇，路出廣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學院暫設蒙自，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復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學校於播遷流離之餘，圖書無多，諸生聽余講述，頗有興發，而苦於課外無書可讀，僅憑口耳，為憾滋深。因復有意重續前三年之綱要，聊助課堂講述之需，是年五月間，乃自魏晉以下，絡續起稿，諸生有志者相與傳鈔，秋後，學校又遷回昆明，余以是稿未畢，滯留蒙自，冀得清閒，可以構思。而九月間空襲之警報頻來，所居與航空學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曠野，逾午乃返，大以為苦。乃又轉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續竟我業。而學校開課之期已至。昆明塵囂居隘，不得已，乃往來兩地間。每周課畢，得來山中三日，籀繹其未竟之緒。既乏參考書籍，又僕僕道塗，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寧定。余嘗致書友人，謂此書難垂成，而非意所愜。何者？細針密縷，既苦書籍之未備，大刀闊斧，又恨精神之不屬，蓋此書屬稿中之實況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建立，錢穆遷居香港，辦「新亞書院」，後到台灣講學，再決定遷台定居，看中台北市「東吳大學」附近的一塊土地，自行設計「素書樓」圖樣，交付工程人員規畫動工。但事聞於蔣中正總統，交代蔣經國由政府負責興建。錢穆於1968年住進「素書樓」，在此研究、著述、講學，凡20年。1989年台北市議員周伯倫及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在議會提出質詢，謂「素書樓」乃公家土地，錢穆不當占用，迫其搬遷。1990年5月錢家遷出「素書樓」，在台北市租屋居住，此時錢氏已兩眼全盲，不能適應新環境，三個月後，於8月30日逝世。
2010年8月，錢穆逝世20年紀念，錢夫人胡美琦女士撰文說：
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錢穆字）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
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時代變了，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
錢穆在香港辦的「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有今天的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錢氏1990年8月在台灣病逝，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余英時，曾寫〈猶記風吹水上鱗〉一文追悼老師。其中有兩段文字提到《國史大綱》，看得出作為一代大師，錢穆對研究學問的開放胸懷。
大概在1950年秋季開學不久，我為了想比較深入地讀《國史大綱》，曾發憤作一種鉤玄提要的工夫，把書中的精要之處摘錄下來，以備自己參考。我寫成了幾條之後，曾送呈錢先生過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外向他請教。錢先生的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你做這種筆記的工夫是一種訓練，但是你最好在筆記本上留下一半空頁，將來讀到別人的史著而見解有不同時，可以寫在空頁上，以備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他的閒閒一語對我有很深的啟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對學問的態度。
《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認別人從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論點、初學的人則應該在這些不同之處用心，然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話說，錢先生的系統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這個意思，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言」和「書成自序」中也隱約地表示過，但是對我而言，究竟不及當面指點，直湊單微，來得親切。從此以後，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斷，約束自己在讀別人的論著——特別是自己不欣賞的觀點——時，儘量虛懷體會作者的用心和立論的根據。
從《國史大綱》的背景和意義，不能不想到今天台灣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高中歷史把中國史列入東亞史，有學者認為這是在「去中國化」，憂心下一代「沒有史觀」，這也正是錢穆《國史大綱》所拳拳在心的。不過另一些人士則認為，中國歷史過去太重視帝王將相、朝代更迭，未免過於狹隘，應把中國放在東亞全局裡來展示。
雙方各有說詞，但仍不免教人想起錢穆的話，一國國民「應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
讀之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