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音色，其實發生在腦海裡
●陳輝龍
81小姐：
雖然說邀請的文學副刊，要我們聊天的內容，希望從「相對」這個方向去討論，我們對於文學—創作—體驗—告白等這些心得。
如果這樣理解，而且沒有搞錯、我們也擁有的話。
我想了一下，這種事，我們可能沒有「相對」的面向、只有「絕對」的差距而已，如果純粹以「文字作業」這件事來說。
所以，想轉換一下，只專注講「絕對」。
那麼，我們在「絕對」這邊，到底存在著哪些差異？
首先的差異，應該算是把寫字，變成作品的「時間長度」和「數量」的加總。
我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的時候，妳可能小到才剛進小學沒多久而已，即使一直以來，妳對文學的熱中，是很小的高校少女年代就開始。
但這沒辦法，即使忽視掉年齡，少年的我經由文學出版社發行第一本小說集的時間，也還是比一般這類的人要稍微早一點。因此，時間軸拉長，就更會顯出數量上的差別。當然，需要一直持續沒有停止的產出。
往回看現在的我，確實有點吃驚的發現，寫過的紙本（幾乎全是小說，即使那唯一的攝影集，文字量也逾越了一般對攝影集的刻板印象）數量，一本一本疊起來的話，也差不多一個剛學走的小小孩身高了。
中間，我還曠職休了十年長假，才又回到專職小說家的座位。
所以，往那個方向看這部分的妳，倒是讓人相當佩服，說真的。
因為這種事就只能這麼做而已，一個作家作品的價值，跟其他藝術家創作作品是一模一樣的，只有毫不間斷的做出作品來，才能被編到「職業組選手」這邊。
硬梆梆的，必須一直寫、一直變成可觀的紙本數量。
創作的人，講什麼這個那個的各種文學使命感，似乎毫無作用。更何況，擔當論述文學使命或類似角色的，應該是評論家。
完全沒有停過的妳，即使有個幾乎沒有例假休日的專職，創作這邊的進行，甚至連稍微休息都沒有，先不管總數，至少一本接著一本，而且那種一致性保持得不錯，這個更重要，就藝術家來說，這種固執，最後就會成為俗語說的「風格」。即使，妳寫的就是妳那個操勞專職作業空間裡的日常作息。
好。那就從「風格」開始講。
大部分我對別人問起寫小說：「這種事要怎麼開始才好？」的這種問句，答案都是（無情而肯定的）請對方「不顧一切的先寫了再說吧。」
這樣講好像有點不近人情似的，不過，這種事就是這樣。只有不斷的寫，才會發現自己的故事要怎麼講、能怎麼講，然後講成想要的那麼一回事。
這樣子過來以後，不用評論家提醒，自然清楚自己各種特色的製作流程，這當然不是說自己有了不起的長處，不過也類似，那就是一直以來，我特別往那邊傾倒的是什麼？
我想，有兩件，是一直以來、認真一直進行的。
就「音樂怎麼變成句子」、「翻譯畫面進入劇情」這兩件，說成比較能懂的話，那就是「聲音」和「景色」在小說裡的做法。
從開始的第一篇到現在，都以這兩種狀態形成的語境存在著，而且，越來越劇烈。
●吳妮民
63先生：
我同意你說的，風格，或許是一種個人文化的複雜呈現吧，它交融了時代背景、生命歷程、關注重心和表現力，是上述因素的迷人混合，卻也是隨時間推演、不斷微微變化的有機體。
寫作這幾年，我確實感受到，「風格」是每個逐漸成熟的創作者足以被觀者區辨出來的、獨特如「指紋」那樣的東西。譬如，你的書寫風格與文類，就和我大異其趣。
從輝龍哥過往的小說裡，我得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聲音」和「畫面」。然而這兩者對文字工作者來說，都是相當大的挑戰——要如何用無聲的文字去擬造淋漓酣暢、和時間流動有關的聽覺感官？又要怎麼用無色的文字在讀者腦海中打造出空間及美術感濃厚的影像呢？
讓我們先回到聲音的特性吧，那是波動，遞送。當曲盤自唱機放出，音波傳入耳朵，我想像那是個逆反的過程：樂音敲擊耳膜，引起振動，依序向內抵達三小聽骨、耳蝸，接著轉化為電訊號，溯神經而上，在大腦中實現聽覺，恢宏地完成一場交響樂，或情人的纏綿耳語。
非常奇妙，真正的音色，其實發生在腦海裡。
文字，也是一種波的傳遞吧。當彼方將所有靈光以他最好的表達寫下，而我們經文字閱讀、咀嚼、想像、重組，在腦中盡力還原與理解對方的思想。
不知道，輝龍哥對於聲音或文字，這種具備對話本質的事，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靡靡之音打敗了時間，變成懷念金曲
●陳輝龍
81小姐：
有張我熱中播放的爵士樂黑膠，《Intermodulation》，是鋼琴家Bill Evans和吉他手Jim Hall的雙重奏傑作。
鋼琴和吉他，在音樂團隊中，很少見，可能因為這兩樣都是以「和弦」伴隨「主音」的技術為特性，因此鋼琴和吉他要有不重複的韻律讓聽眾著迷，幾乎是神話般的困難。
這兩位演奏家，不只施展了自我的強度在專輯裡，也把爵士樂和當代古典音樂的距離拉到看不出來的地步。
唱片的A1，一開始Bill像調音似的，輕敲幾個琴鍵，黑鍵比白鍵多很多，然後彷彿理出頭緒的從這些零碎音開始有了和弦的秩序，Jim的吉他，好像沒他的事，偶爾的刷一下，而且幾乎沒有感覺。好像都只有鋼琴獨奏著開始有了點意思的主音階而已，不過，就在我們準備要聽膩這未免太純粹的擊鍵聲的那個剎那，吉他順順的滑了出來，一長串穩定的把位移動，漂亮到耳朵真的要豎起來那樣的無縫密合。
所以啊，兩個人的這種，最難，不管是音色的對話或是恰到好處的情話綿綿。
文字作業的兩人一組，也差不多是，比起其他藝術形式，不見得容易到哪裡去。能做到Bill Evans和Jim Hall這種媒材差異度高、卻若有似無的讓觀眾一直耐煩的讀（聽）下去，或許，才是真功夫。
●吳妮民
63先生：
你舉的例子非常精采，尤其寫兩位樂手的對話，恍若一場紙上音響。
回到文字作品本身，從你最新出版的小說《年記1963：或許，不只三十個短篇》中，我看到一張1963年的照片，拍的是龍山寺前攤販，畫面角落有一幅被截斷的標語，「為防天花發生請趕……」，我猜測，它應該是要呼籲民眾施打牛痘疫苗。台灣最後的天花發生在1955年，世衛宣告天花於1980年絕跡。當我們握持這條線索，若是不知老照片年分的話，傳染病足以標記一個時代。
不過後來想想，除了這類文獻畫面，聲音或許更輕易地讓人回想起一個時代吧。
我出生在1981年，所謂的七年級生，八○後。
披頭四的藍儂前一年已經遇刺，抒情的麵包合唱團出完《Lost Without Your Love》早就解散了，老鷹停飛，木匠兄妹的凱倫在兩年後會因厭食症過世——我好像沒有趕上那個輝煌的年代。這些，都是九○年代學兒童美語時期，以一種「西洋老歌」的方式學習而來的。
然而，如果現在再次聽見亞特蘭大合唱團的〈Always〉前奏，或者電台曾經播到爛熟、以致我覺得非常芭樂的那首〈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我總是可以立刻被召喚回我母親的車上，成為那個正要去上美語課的小女孩。母親扭開車內的收音機，ICRT的台籍DJ主持人David Wang會用不可思議的歡快語調，播放這些流行金曲。
學美語，學音樂，是當時台灣小孩的全民運動吧。山葉音樂班打出漂亮的口號：「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儼然成一時代標記。因此，我也被送去學了鋼琴，練習過你早期小說〈早晨的拜爾教本〉書寫的那「細瑣斷碎的琴鍵聲音」、「瑣碎的單音符」。拜爾，代表了兒童懼怕的反覆與偏執。
1996年我上了高一，憧憬組團的酷帥，短暫參加過熱音社。誰知道，社內學姊的前衛作風讓甫升高中仍是乖乖牌的我相當不安，學姊抽菸、搽黑色指甲油、說「幹」或「去死」等字眼毫不遲疑。社課放Bon Jovi的紀錄片，沒有任何搖滾底子的我看不懂。一個學期後，我默默退出了。
啊，那些聲音記憶。
這位1970年代的搖滾少年，你也有時代的聲音印象嗎？
（畢竟你在過去的集子裡這樣說著：「有許多當時被叫作『靡靡之音』的歌，現在都被當成『懷念金曲』了。也許是因為『它們』把時間打敗了吧。」
原來，我們還是有機會用一些什麼來打敗時間的嗎？）
搖滾三少年的故事
●陳輝龍
81小姐：
以前，妳跟我講妳四歲開始學鋼琴，我說我要到小學三年級的音樂課時，才第一次看到鍵盤樂器，或許該說，是第一次看到樂器。
我家不僅沒鋼琴、常見的吉他也沒有，甚至口琴。
這真稀奇，我的任何一個家人，竟從來沒有這種被需求或自己需求？
只不過，我聽到風琴的鍵盤聲在教室響起的那一刻，竟完全進入一種出神的狀態，十歲不到的自己，每次都自願到音樂教室去抬風琴，趁著音樂課還沒開始、或剛結束，偷偷彈一下。這個我是自願的，我們在這裡，相對的很不一樣。
這種事，延續的過了七、八年後，我和兩個同學，兩把電吉他、一把木吉他的組成了一個搖滾樂團，堅決非成為與眾不同的rocker不可。當時，因為一家規模不小的西餐廳邀約周末晚上的表演，拚命練了很多Bob Dylan的歌。
結果，幫吃西餐的客人伴奏超過十次類似〈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這種歌的當天晚上，我們就辭職了。
妳看，「靡靡之音」不僅打敗了時間，也把自信滿滿的搖滾三少年狠狠的擊倒到再也爬不起來了。
●吳妮民
63先生：
哈哈，我曾聽你說過這個團名叫「Bamboo」（竹竿）的搖滾三少年故事，當年似乎還錄好唱片準備要出道了，這麼酷炫，可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的經歷啊。
輝龍哥，即便你從小說「曠職十年」，其實做的仍是音樂相關的工作。聲音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元素，甚至是理解你創作的途徑。短篇小說集《雨中的咖啡館》完成於1995年，那是本開始較多爵士樂描述的作品。後來回到專職小說家身分的你，幾乎每本小說都有大量的音樂書寫，例如《不論下雨或晴天》、《69號線的離開》。音樂在作品中的吃重程度，已經到了氛圍布置的作用，連小說本身節奏，都像爵士樂般即興舒卷，熟練的遣字卻像定定地落於琴鍵上那樣精準。我滿訝異，你還做過將音樂連結附在每篇小說裡的閱讀實驗。
如果爵士樂在我的生命中也有角色，那會是2000年到台南讀大學時，BBS上看見一名學姊為長笛表演徵鋼琴伴奏，我為了500元酬勞去應徵。她交給我〈Fly Me to the Moon〉的樂譜，譜上標記的節奏是swing（搖擺）。學姊解釋，「Swing就是不要按照你看到的固定節拍。」兩個樂器合奏對話，既要搖擺，又要契合，真是默契大考驗。
那次演出很成功，在記憶中烙下美好印跡。事後我經多年反覆重遇，才知道超級浪漫的〈Fly Me to the Moon〉是爵士名曲。爾後加入大學合唱團，指揮學長讓我們練了一首蓋希文寫的〈Someone to Watch Over Me〉，一樣是甜到不行的告白情歌。我還能記得學長團練時提起這首歌他最喜歡的爵士版本，那閃閃發光的表情。
學長的版本在台南長榮路的誠品音樂館裡。沒有音樂串流平台的年代，唱片需要一張張戴耳機試聽，謹慎地買回。我就在這樣的狀態下，度過整個大學時期。
輝龍哥，讀過你音響充滿的文字，我也好奇著你喜歡的這張《Intermodulation》，你會用什麼樣的神情詮釋它呢？
即興現場，即使錯了，也沒人能說什麼
●陳輝龍
81小姐：
再講一下《Intermodulation》。
首版發行在1966年，正是美國知識分子反戰運動的高峰期，大量徵兵進入越戰、美國境內也大量反越戰的抗議遊行的時候，跟這張專輯出版的時間幾乎一樣，都在這一年的春天。
因為這種狀況，急著要抗議的搖滾樂占掉了大部分的錄音間，聽說Bill Evans和Jim Hall只得到很少的錄音時間，每首都一次完成，也有人開玩笑說，這種即興現場，即使錯了，也沒人能說什麼。
妳當時跟陌生的學姊，也是爵士二重奏，雖然，長笛搭鋼琴，是比較多人選的項目，因為管樂和鍵盤再怎麼生疏，也都還能各自展示美妙，和吉他加鋼琴相比，剛好是最難的和最輕鬆的。
上次，講了妳的最初雙重奏後，妳問《Intermodulation》譯成什麼好？
「《互相調校發聲》。」
這種彈奏組的精神應該是這樣才是模範，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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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輝龍
舊作品多已絕版的小說家。
死灰復燃的靜照攝影（隨筆攝影集《重翻照相簿子1980-1990》﹝允晨文化﹞即將出版）、失敗的搖滾少年、遺憾的資本媒體上班族、爵士黑膠重度成癮者、偶然的古物倉庫管理人。
在〈夢的散步〉這邊，擔當63先生的角色。
吳妮民
台北人，從醫，寫散文，出版有身體書寫《私房藥》、《小毛病》，也寫過七○年代家族島內移民故事《暮至臺北車停未》。
因為1981年生，在這場跨世代的對談裡，擔任代稱為81小姐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