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意識到我會下意識地避開進場整理環境的工作人員，我才明白：電影並非結束在放映廳燈大明的一刻，而是清潔人員不帶任何表情地進場，將環境整理得彷彿方才什麼都沒發生，這才真正意味著：曲終人散。西門町人潮聚集的街角有家台式日本料理店，門口橫著一台白鐵攤車，攤車上一半是關東煮，另一半則是冷藏櫃。方形黑輪鍋滿滿地浸著高麗菜捲、海帶肉捲、油豆腐、白蘿蔔、竹輪和魚漿水煮蛋。鍋旁有醬汁筒和高高疊起白底紅花滾邊小圓瓷盤，在關東煮與客人之間，除了筷筒還有裝著六七條肥厚魚卵的小盆。冷藏櫃裡雜亂堆著不鏽鋼托盤，盛著尚未切片的生魚塊、魚頭、蝦、花枝和壽司材料。中年平頭男子在聽到客人說出「大份」或「小份」後，微微頷首便拿著特長筷子夾出隨意搭配的關東煮，再用同一雙筷子切出不規則塊狀，淋上褐色的醬汁，端給客人。檯面灑著湯汁，醬汁筒外滿滿的溢出的醬汁，但坐在冒著白煙的前方座位時，覺得沒有比這再應當的事了。
這家店我來過許多次，但我不知道這家店到底有賣多少品項，因為我總是點關東煮和魚卵沙拉。
剛上國一那年，因為父親欠下的債務而亡命天涯，不安感化為自己的影子，無論照的是日光抑或月光，不必回頭也知道它就在那兒。逸出生命常軌那年，像是在電影院裡突然聽到放映機發出嘶嘶嘶的聲音，在感覺到彷彿有焦味傳來時，銀幕上已從獅子王換成古惑仔。
那年我來了初經，長了第一根白頭髮。轉廣播頻道時發出的沙沙聲，總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歲月。
沙沙沙沙的那段時間的後半，我們被迫和父親分開，是姑姑無條件地收留了姊姊和我——往後被潑漆被砸玻璃與午夜的電話前前後後不超過兩年，但命運的導演將鏡頭直推到人臉前，連有幾根睫毛都數得清楚。
當父親的部分終於不必再以字卡與畫外音的形式出現，我和父親卻終究沒能活成小津安二郎的長鏡頭。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總是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而我始終來不及參與淡出的部分。
父親還沒開旅行社時，用他的二手BMW開白牌計程車。那半年我們住在新生北路三段的大樓裡，父親分租了一間帶著迷你陽台的套房。房內僅能容下一張雙人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台電視。衣服疊在透明塑膠收納箱裡，放在陽台。那間樓全隔成套房出租，住戶幾無交集，若有相遇的一刻，可能是假日時我睡到自然醒後出門，偶遇正拿著鑰匙開門的渾身混雜著菸味、香水味與酒氣的濃妝女子。我從小見多了在風塵中打滾的女子，而鄰居散發的氣息是我熟悉的。
晴光市場後面有個商圈，但父親總會在福利麵包門口稍停，讓我進去買沙拉麵包和福樂巧克力牛奶再繼續送我上學。那天父親特別早一點出門，開車前先帶我去晴光商圈吃早餐。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米粉湯。父親還點了油豆腐和豬肝連，除了米粉湯裡的油蔥讓我忍不住用鐵匙挑出來之外，這樣的台式古早味也很有意思。那天早晨若有什麼突兀的，大概就是父親居然帶我吃路邊攤，以及稍晚坐在我身旁的客人了。在米粉湯送上沒多久，有對男女坐在我身邊，我知道他們應該不是夫妻，可能是因為女子的妝容和穿著，或是指甲油的顏色與皮包的款式。不過，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子吃米粉湯時一手拿著湯匙另一手則不時在女子的臀部遊走。 □
父親顯然認為那不是適合少女的用餐環境，明明小菜還沒吃完，父親就示意我起身。那可能是我高中時期唯一一次和父親在外共進早餐，但就像我和父親共度的多數時光一樣，總是戛然而止。只要父親一出現，再尋常的旋律也會出現變奏，永遠是猝不及防，沒有徵兆地就這樣開始了，不需要給出任何理由就這樣結束了，有時甚至連沙沙沙沙的聲音都還沒有出現，就進下一個鏡頭了。
這些年來，和父親坐在攤車前用餐的記憶，恐怕只剩下西門町那家台式日本料理店了。輟學的那年，父親帶我去了幾次，父親為不敢吃生魚片的我點了一份關東煮和魚卵沙拉。那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這兩樣食物，寒冬裡坐在冒著熱氣的關東煮鍋前，身體比胃先暖了起來。在那一年，我感到溫暖的瞬間，都發生在極其簡單的場景，在極其偶然的時刻。我記得當時吃的白蘿蔔和高麗菜非常甜。高中時因為地緣關係，父親也帶我去了好幾次，都是點一樣的東西。我注意到對人沒定性的父親對於食物異常忠實，他總去一樣的店，點一樣的品項，配同樣的佐料，甚至有特別習慣的座位。只是他從未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固定的地方。在我進入職場的第一年，父親毫無預警地消失了。只是，我不必再為此改變住的地方，也不必再為此換電話，更不必為此改名換姓消失在既定的人際網絡中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產生「長大」的感覺。很鄭重，但不沉重，畢竟在父親消失的前幾年，我和父親已是兩條平行線；在父親消失之後，我也常常忘記我已經找不到他了。若一個人的存在可化約為一條線，父親的絕對是條虛線。
我工作的地方和住處離西門町很近。父親失蹤後，我騎單車經過一個轉角，發現那間台式日本料理店居然還在。賣關東煮的攤車檯面依舊濕漉漉，醬汁桶外依舊是溢出的醬，彷彿沒有比這再應當的事。我還看到了那個裝滿於魚卵的不鏽鋼盆。我一時懷舊了起來，坐在攤車前，吃著父親總會為我點的食物。我饒富興味地看著眼前的平頭中年男子用兩支長長的木筷子分割油豆腐、白蘿蔔和高麗菜捲，彷彿看著龍祥電影台重播了無數次的老電影。我自己點餐，用自己賺的錢付帳，卻彷彿感到父親就坐在我的身邊。
後來我一個月至少會去一兩次，彷彿在意料之外卻當然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始終沒有遇見父親。就這樣過了十個春夏秋冬，中間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而我在經歷了無數有驚無險的波濤之後，畢竟也習慣了成為一個大人。只是，我發現自己總是想著父親在我這個年齡時，他在做什麼，而我又在做什麼。我就這樣在腦海中投映著虛擬父親，十年中從未下檔。
有一次，一位抱著馬爾濟斯的女子坐在我身邊，我突然想起我曾經養過長得一模一樣的狗。那年父親和我窩在住戶複雜的大樓裡的分租套房，父親突然帶回一隻純白的馬爾濟斯——約莫四個手掌大的牠蜷在寶藍色的拱型鐵籠裡，睜著圓圓大大黑黑亮亮的眼睛。我已經忘了那隻馬爾濟斯被我們喚成什麼名字，只記得那隻狗唯有在第一個月擁有漂亮的白色的毛。高一下學期時我們又搬家了，那隻狗沒有跟著我們去東湖。我已記不得牠後來去了哪裡，也許是因為父親沒有告訴我牠是從哪裡來的，也就沒有必要告訴我後來怎麼了。
在父親重新浮出地表的那周，我特別去坐在那家關東煮的攤頭，突然想起父親初次帶我來那家店時，他也是三十六歲。我夾起煮透的白蘿蔔，一口咬了下去，一如往常地滲出甜甜的汁液，不小心地滴到盤子外頭，我抱歉地向平頭男子點頭示意。平頭男子沒有任何反應，這樣的畫面，他看多了。他知道桌面總是會髒的，擦一擦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