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苦笑慨嘆翻譯苦
「一位武俠，懷裡抱著嬰孩，還要突圍而出。」余光中先生1994年七月在「外國文學中譯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說中，突然飛來這麼一句！
原來「武俠」指的不是別人，說的正是翻譯家！「譯者的責任是雙重的，既不能對不起原作者，也不能對不起譯文。」余先生慢條斯理的解釋道：「他的功夫只能在礙手礙腳的有限空間施展。」如此比喻，生動活潑又扣緊主題，為本來容易陷入枯燥平板的學術會議，添上一筆畫龍點睛的輕快亮麗。這是余先生作學術論文的看家本領，他人難以仿效。
前些日子，接到余夫人范我存女士，寄來女公子余幼珊博士揀選彙編的《翻譯乃大道□譯者獨憔悴》一巨冊，不禁從心底裡，湧出一份對余先生的深切懷念，還有對其家人、出版社的感佩之情。
首先，我對余先生在創作、翻譯、教學、演講、評審、主持會議，四處旅遊的緊湊行程中，還能騰出手來，寫下這麼多細緻的實際翻譯評論（practical criticism），感到無比驚訝。其次對其夫人及子女，能夠不避多種中外文字對照校對之艱鉅繁瑣，余先生過世後，短短三四年間，成此巨帙，由衷欣敬。尤其難得是，在書市如此艱辛之時，九歌出版社能夠毅然精印推出，厚達四百餘頁的冷門翻譯論集，專業敬業之志，令人肅然。
比起梁實秋先生（1903-1987），余先生算是幸運的。梁先生晚年，奮力編寫翻譯英國文學，舉重若輕，一氣呵成，寫成三卷近兩千頁的《英國文學史》，又譯出三卷兩千六百多頁的《英國文學選》為搭配。六卷書成，居然苦於出版無門。連老東家遠東圖書公司，這出版梁先生領銜編寫各式教科書及遠東英漢大字典而大發其財的書商，都興趣缺缺。於是，一堆厚厚的書稿，只好束諸高閣。最後還是由梁先生老友，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先生，慨然出資襄助，六卷煌煌鉅著，方於1985年由協志工業叢書，默默推出。
六本大書，採素面平裝，內文圖像插畫，一律省略，十分陽春，外觀看起來，有如一大落工業報表；因體積龐大，市面大小書店，幾無販售。我得知此事，悲從中來，百計尋得管道，慨然傾囊贊助，全套購藏，逐頁細讀。
若在歐美，像梁、余這樣等級的大作家與翻譯大師，去世後，無論是創作還是翻譯，校定本精裝全集，常常隨之隆重推出，此乃司空見慣的事；就在大陸，也是屢見不鮮，不落人後。難怪余先生書中一篇不滿兩頁的小品：〈譯者獨憔悴〉，會被九歌總編陳素芳女士推薦為書名。因為《翻》書的重點之一，是為備嘗艱難、慣遭冷落的翻譯家，打抱不平。
此書全卷分成三輯，第一輯泛論譯事要旨與譯者苦辛，第二輯詳究現代中文的危機與轉機，第三輯商榷各家譯事及理論之得失。
余先生在書中，多次為當時大學教師升等，不得提交翻譯一事，耿耿於懷，認為譯事橫遭打壓，莫此為甚。他認為成就翻譯家的門檻甚高，不單要精通兩種語文、文化，還要理解力高，博學多聞，識見廣雜；至於下筆時，不但要能諸體皆備，還要文風獨具，「文融於白」，靈活應對！武功高強能臻至此者，莫說區區「升等」，簡直可以立馬「升壇」拜將了。難怪他要理直氣壯的大聲申明：「若以戰爭為喻，則翻譯教師不但是軍事學家，最好還是名將。」
結果，譯者絞盡腦汁，捧出來的譯文，發表之後，所遭受的待遇是：稿酬比較低，名氣大不了，書評家絕少青睞，讀者們記不住名字。「書譯好了，大家就稱讚原作者；譯壞了呢，就回頭來罵譯者。」余先生自嘲的寫道：「書評家的地位清高，翻譯家呢，只落得清苦。」
尤有甚者，萬一選書不慎，翻譯家有時還會受罵挨打，甚至賠了性命。印裔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 1947-）《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的義大利文譯者，屢遭毆打：日文譯者，更是慘遭殺害，真是教人寒毛直豎，情何以堪。
2. 妙喻細論翻譯妙
鳩摩羅什說：「改梵為秦，失其藻蔚，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梵」、「飯」同音，遂成妙喻，千古流傳。此後有關翻譯的妙語，時有所聞，如「翻譯即叛逆」或「翻譯是出賣」，都是語帶譏諷的嘲笑，至於「翻譯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真是戲謔得火，禍及美人，怕要遭到女性主義者的抗議。
余先生論翻譯，妙喻成群結隊而來，令人目不暇給，時或噴飯。除了上述「武俠」、「名將」、「軍事學家」之喻外，又有「旗桿」之喻：「譯文是旗，原文是風，旗隨風而舞，是應該的，但不能被風吹去。」詩人的想像力，果然不凡：「這就要靠旗桿的定位了。旗桿，正是譯文所屬語文的常態底限，如果逾越過甚，勢必桿催旗颺。」最後一句，讓「旗」、「桿」兩個意象，產生互動衝突，乃正宗戲劇筆法，俗手寫不出來。
還有「臨帖」之喻，「翻譯，對於作家是絕對有益的鍛鍊：它不僅是最徹底的精讀方式，也是最直接的『臨帖』功夫。」「王羲之的一鉤一畫，久之，終會變成臨帖者的身段步伐。」
論譯詩，則有「比武」之喻：「從嚴謹的格律詩與伸縮多變的無韻體，到奔放不羈的自由詩，種種挑戰，都接過招。那考驗，猶如用西洋的武器與西洋的武士，歷經對陣比武總能練得一招半式。」有「惡犬」之喻：「詩的花園雖然誘人，可惜門口守著文法的惡犬。」更有「逃犯」之喻：指出英詩中常出現「幾個來歷不明的代名詞，不知道代的是前面哪個名詞」，因此閱讀或翻譯「英文詩的疲勞，至少有一半是因為要抓這些文法逃犯」。
余先生調侃英美現代詩人如龐德，喜假譯詩之名搞創作，遂喻之以「走私」、「拼貼」：「其結果簡直像國際文學的公然走私，那些假翻譯為創作的『作品』，也頗像現代繪畫的拼貼藝術（collage）。」因為龐德譯的中國詩，根據的是范諾羅砂（Ernest F.Fenollosa, 1853-1908）英譯日文唐詩的手稿，一連轉了三手，簡直是違法拼貼的拼貼。
既然違法的翻譯如「公然走私」，那合法的翻譯不妨比喻成「正式移民」：「譯者與作家的差別，在於譯者一開始就面對一篇眉目清楚的原文。他無須去澄清、提煉，卻必須把原文帶入另一『語境』的世界，必須入境問俗，才能一路過關，順利『到位』，成為快樂的『移民』。」
若譯者是詩人，譯的又是自己的詩，那就成了「海外殖民」：「如果龐德竟然可以假道日本租界，逕攘李白的詩為自己的創作，則我自譯的詩，難道不能宣稱是自己的領土，自己的填海新生地，海外殖民地。」
既然翻譯有如旅居或殖民外國，「和外國人來往，錢幣就必須折合，語言就必須翻譯。折合外幣，只須硬性規定；翻譯外文，卻沒有這麼簡單，有時折而不合，簡直要用『現金』交易。」這是以「兌換外幣」喻翻譯。
他自嘲年輕時把海明威粗獷的《老人與海》，譯得過分文謅謅，懊悔自嘲說：「我的中譯像是白手套，戴在老漁夫粗獷的手上。」漁夫當然常要戴手套工作，不過絕對不是禮賓司提供的白手套，讀者握上去，當然要覺得隔了一層。
不過，無論後來余先生再怎麼推崇「要譯其精神，也要譯其體貌」的「神形譯法」，但到頭來，還不得不承認「譯無全功」，一如「詩無達詁」，承認「好的翻譯不過是某種程度的『逼近』 （approximation），不是『等於』。」於是「親屬」之喻，油然而生：「理想的原文與譯文，該是孿生，其次是同胞，再次是堂兄表妹之屬，更差的就是同鄉甚至陌生人了。」
要是原文、譯文的關係成了「親屬」，那「婚姻」、「政治」之喻，必須水到渠成的順手拈來：「翻譯正如婚姻或政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雙方都得退讓一步。所謂直譯，就是讓譯文委屈一點，而意譯，就是比較委屈原文。」
從上述一連串妙喻可以看出，余先生眼中，世上凡事都可與翻譯扯上關係，難怪他要在〈絕色〉一詩中：「把月亮比成譯者，能將金色的日光譯成銀色，又把雪也比成譯者，能將汙濁的世界譯成純潔。」
這使我聯想到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誤讀地圖》（A Map of Misreading, 1975）中的分析：「『詮釋』早先含有『翻譯』之意，目前仍是。佛洛伊德就把夢的解析，比成兩種語言之迻譯。」（頁85）
這樣說來，夢成了潛意識的翻譯，創作成了夢的翻譯；翻譯一篇創作，就是翻譯一個夢。夢醒多半了無痕跡，翻譯，若神形到位，或許可以永存。
3. 近代散文重估價
余先生之所以始終對翻譯念茲在茲，努力不懈，主要的目的是要藉外國文學之力，刺激、促進五四以來白話文的成長與發展：辛勤引進他山之石，只為建造新文學自家的創作大觀園。不料各家分頭開採回來的磚石，良莠不齊，剛蓋好不常使用的堂皇大門，準備袖手閒步欣賞，回頭卻崩塌了日常出入的矮小側門，弄得大人小孩，每天都要被迫呼吸一團，橫遭汙染的異味文字粉塵，幾乎久而不聞其臭，搞到肺葉纖維化而不自知。
面對這一片東倒西歪的白話文大工地，惹得他氣急敗壞的寫下第二輯中的多篇文章如〈哀中文之式微〉、〈白而不化的白話文〉、〈橫行的洋文〉，對準「惡性西化」的中文怪胎，逐句糾正，大加撻伐。撻伐之不足，他又苦口婆心，寫下〈中國古典詩的句法〉、〈中文的常態與變態〉、〈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多篇長論，詳述中文來龍去脈，闡明其優美及所在，以為模範。更以中西對照之法，襯托顯彰中文優勢，佐證具在，宜為教學參考。不但初學寫作者，必須將之熟讀於心，時時自勉；就連初學作文的小學生，也要有人適當擇其要者而教之，免得積惡習而難改，還未開始寫作，就中毒已深。
余先生認為中英文之差別在於：英文是「尊卑有序，主客分明的語言（language of subordination）；中文則不然，即使長句，也是由幾個身分相當的短句串連而成，是前呼後應，主客不分的語言（language of coordination）。」又說：「譬如治軍，英文文法之嚴，像程不識。中文文法則外弛內張，看來閒散，實則機警，像飛將軍李廣。」因此，習印歐語系的各種語文，首重文法變化之前後貫通；而要寫好中文，則應積極鍛練，簡短主句間的自然條理，遣詞用語間的清通流暢。
現代社會，世界資訊傳播迅速，翻譯需求無所不在。文學方面的迻譯，可以慢工出細活，曠日廢時的反覆琢磨；但報紙、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的新聞、信息，分秒必爭，非講求頃刻而成不可，無暇多作斟酌。久而久之，一種公式化的西洋句法，像野草一樣，開始在中文花園中囂張蔓延。一夕之間，各種誤譯、笨譯、搶譯，添上蛇足之翼，如沙塵暴滾滾，充天塞地，迷亂而來，坐實了余先生的平生之憂。
「壞的翻譯在曲解原作之餘，往往還會腐蝕本國文學的文體。」他發愁指出：「初習創作的青年，對於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譯體』，往往沒有抗拒的能力，濡染既久，自己的『創作』就會向這翻譯體看齊。」為了強調譯文雅馴的重要，余先生多次推崇1611年欽定版英譯《聖經》的巨大影響，不過，卻忘了檢討中譯《聖經》對中文寫作的影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