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是兩件事
即使就讀法律系有一部分是為了安撫家人，我仍得坦承，大學四年，收穫頗豐。法律課程宛若一千零一夜，聽不完的故事，有人財產被侵，有屋主意外打死入室行竊的小偷，有人颱風天車子給路樹砸爛了要請求國賠。國家不幸詩家幸，詩家改為法家也不至於太偏差，若社會一派祥和，人們永不覬覦旁人的幸福，法律發展必然荒稀靡頹。
1866年，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問世，若要舉辦「書名比賽」，我以為這本書退一萬步也有前三名。此書一出，創作者經手類似議題時，很難捨棄「罪與罰」如此洞然的字句而不用。杜氏老早指出，罪與罰，是兩件事。定罪並不容易，晚近眾多研究指出，目擊者也會被自身所見給局囿，人類雙眼的視角極限是一百八十八度，當我們朝著某個方向望過去，我們終究錯過另一半的世界。哪怕罪證確鑿，懲罰也非易事。《罪與罰》的主角拉斯科尼科夫是位大學生，賃居在彼得堡一斗室，日子困蹇，母親捎來的家書，更使他的心頭蒙上抑鬱的暗影。拉斯科尼科夫心生一計，將腦筋轉向當鋪老闆阿廖娜，他說服自己，阿廖娜以搜刮窮人脂膏營生，取走阿廖娜性命，反是裨益社會。另一方面，拉斯科尼科夫就讀法律系，他深諳代價。行凶之前，拉斯科尼科夫內心的天秤晃動個不停，他以「超人理論」說服自己：他得藉此驗證，自己是足以逾越社會規範、建立新秩序的統治者。阿廖娜之於他的新秩序，是除之而後快的蝨子。杜氏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讓拉斯科尼科夫得逞之際，意外「多」殺了阿廖娜的妹妹麗莎維塔，這個「多餘」徹底顛覆了拉斯科尼科夫好不容易建立的等式，他並未隨著「替民除害」成功引渡至新秩序，但若滯留舊秩序，他就得承認思想上的巨大缺損。拉斯科尼科夫進退失據，看似逍遙法外，內心承受的磨耗卻不亞於殘酷的刑罰，杜氏以浩大的工筆闡述了「罰」的多義性。
大多數事情是非常複雜的，罪責正是其中之一
深受台灣讀者歡迎的費迪南馮席拉赫，在《罪行》的前言，介紹了他的伯父，一位專司命案、謀殺、重傷害致死的法官。席拉赫的伯父講解案子，開頭永遠是「大多數的事情是非常複雜的，而罪責正是其中之一」，他後來拿槍轟爛了自己的頭，留下一封短信給朋友，信中，這句話又出現了一次。
我聯想到湊佳苗的出道作《告白》，這部小說後來改編成電影，兩者均取得市場極大的回響。主角森口悠子獨自撫養愛女森口愛美，一日，愛美被發現陳屍於游泳池。警方認定愛美是失足落水。但森口抽絲剝繭，確信是班上學生修哉與直樹所為。根據日本少年法的規定，「對於十四歲以下的少年不能科處刑罰」，即使曝光修哉與直樹的作為，森口也能想像兩人在矯正機構不痛不癢地消磨時間，幾年後，好整以暇地復歸社會。因此，森口並未向警方請求重新調查，而是逕自縝密鋪陳她為少年們精心調配的復仇套餐，終端目的是要讓少年們意識到「生命的重量」。森宮採取歷史悠久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具體作為是，既然愛美——她活著的意義——被少年們輕率地殺死了，她也要摘掉少年們生命的內核。《告白》一書，刑事訴訟是缺席的，森宮老早認識到她要的正義，在法庭注定不可得，她刻意將少年們留在原地，讓少年們在熟稔的日常景致逐步喪失了對個人的掌握。小說結局引發極大的爭議，日文版編輯平野優佳形容「考驗大家的倫理觀與正義觀」，讀者對結局的評價莫衷一是，我以為是閱讀《告白》的最大樂趣，試想為一項規模略大的社會實驗，即使讀的是同一部作品，人人心中那把尺依然存有懸殊的刻度。
少年的Ａ的《絕歌》
談到日本少年法，也適宜交代兩件事，一是東野圭吾於2004年出版的《徬徨之刃》，亦是以少年犯罪為背景，一是早於小說的真實案件：1997年，兵庫縣十四歲少年陸續犯下三起案件，造成兩人死亡，三人受傷，第三次案件涉及分屍與展示屍體，少年甚至以「酒鬼薔薇聖斗」為名，向警方發下戰帖。此一事件，迫使日本社會謹慎思量少年犯罪的本質。2000年，日本國會將刑責的適用年齡調降至十四歲。2015年，年過三十、已不再是少年的Ａ寫下了《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Ａ本來屬意交由幻冬舍出版，但幻冬舍「鎮社之寶」東野圭吾立即嚴詞抗議，書稿輾轉來到太田出版社手上。《絕歌》在台灣上架時，同樣招致可觀的抵制，我在打開《絕歌》時，心跳倒也錯亂幾拍，質疑自己的動機。然而，我也認為，既然我們以年齡來預設了某種「青澀」的心智（也就是說，說到年齡，我們就對一個人心智的質地，掛上了有色眼鏡），並藉此認定這樣的心智不足以、也不應該負擔完全的刑罰，那麼，我們是否能從少年Ａ的自白，逆向折射出這副眼鏡的實益？我也很好奇，少年Ａ最終有無認識到「生命的重量」？我的疑問，在《絕歌》或多或少都能找到投影，虛實比例如何，我以為就像所有的文本，作者說了什麼，只是序幕，二三幕仍必須回到，你從今而後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
《梅岡城故事》教我們明白「應然」與「實然」之間的斷裂
這幾年，勾起漣漪的作品，哈波李的《守望者》也在列。單看出版年代，難免誤解為《梅岡城故事》的續作，但《守望者》確實完成在《梅岡城故事》之前。《梅岡城故事》出版於1960年，我閉上眼睛也能飛快浮想幾幕經典的衝突。小說立基於1935年，阿拉巴馬州的虛構小鎮梅岡，主要敘事者是才上小學不久的絲考特。絲考特母親早逝，父親阿提克斯是位律師，她與哥哥傑姆由家裡的黑人女傭嘉珀妮亞照護，但阿提克斯亦未忽略兒女的養成，不時關切兄妹倆的近況。一日，阿提克斯同意法院指派，為一位被控強暴白人女性的黑人湯姆魯賓森辯護。絲考特與哥哥因阿提克斯的工作，遭遇旁人訕笑、排擠，阿提克斯卻不改其志。書名原文To kill a Mockingbird，「殺了一隻反舌鳥」，反舌鳥在書中是美善的象徵，哈波李敘述，反舌鳥並不打擾人類，而是「用牠們的心唱歌給我們聽」。審判日當天，阿提克斯屢屢透過精采的詰問，策動真相隱約浮現，陪審團雖有所領悟，仍認定魯賓森有罪。《梅岡城故事》教我們明白「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倏然斷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誡命，並不必然防止審判者將他們的歧視、偏見，攜進法庭。
半個世紀過後，阿提克斯公正不阿的形象，在《守望者》徹底逆轉，他搖身一變，成為種族主義的擁戴者，還告知琴露易絲（不妨視為成人版的絲考特），「黑人……在適應白人的生活方面大有進步，但還差得遠」。不少讀者坦白，《守望者》令他們難堪，不知如何安放他們早先自《梅岡城故事》萃取的純淨啟蒙。我為此重讀《梅岡城故事》，試圖尋找哈波李筆鋒轉向的蛛絲馬跡，我在一個看似尋常的橋段駐足，阿提克斯曾經教導絲考特「如何設身處地」：鑽進他的身體，披著他的皮囊四下走動。我自問，能否鑽進阿提克斯的身體，披著他的皮囊走動一會兒？法律術語裡有一「期待可能性」，說的大概就是這回事。進一步凝想，台灣這幾年爭論不休的刑事判決，無一不是圍繞著「罪責」的問題，席拉赫的伯父一再重申罪責的複雜，說的不也是這身體、這皮囊，這走動過程的萬般複雜。
席拉赫深諳將刑事訴訟經歷轉化成餘韻悠長的故事
回到席拉赫，我至今仍認為，在法律與文學的交集裡，席拉赫的名牌始終璀璨。他是優秀的翻譯，深諳將他的刑事訴訟經歷轉化成凝練、優雅，餘韻悠長的故事。閒暇之際，我格外喜歡拿出他的第十本著作《一個明亮的人，如何理解黑暗》，調劑一下倦怠的大腦。原書名KAFFEE UND ZIGARETTEN十分可愛，別被嚇壞，多看兩眼，不難拼湊出「咖啡與菸」。這本就像是席拉赫本人跟你在星巴克（路易莎也很好）的戶外區偶遇，他不疾不徐慢啜一口咖啡，指間夾菸，話語閒而不散，句句是精準的榫卯對接。席拉赫成功地說服我，以「善惡」這個概念去區分「我們」沒什麼意思，就像故事，永遠不乏更好與更壞的人，不是現在，就是未來。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席拉赫的譬喻傳神極了──「我們惴惴不安地離開戲院，明白我們必須要針對自己再三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