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第一本紀傳體史書，也是後來朝廷編史的最佳模板。兩千年以來，一本《史記》就幾乎是西漢之前的全部了。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司馬遷寫《史記》時，參考的書籍有限，有些還得靠「口傳」，而其「參考書」也常有掛萬漏一之處，因此，司馬遷在記錄時，難免有失準的地方。
有很多「真相」，是沒有被司馬遷參考的資料（如《戰國策》）作者所知悉而收錄，司馬遷自然也不可能知道。
沒有收錄的原因不一而足，比方說，作者可能會選擇性記錄，例如，《史記》中提到的屈原，估計是司馬遷根據《楚辭》的內容整理出屈原的故事，但在《戰國策》中則未提到屈原這個人（或許與屈原的官職在楚國宮廷的重要性不高有關）。
此外，那個年代，上階層的達官貴人在往生後，會要求後人將一些生前的「藏品」陪葬，這些墓葬品很有可能隱含歷史「真相」，但因隨主人埋在地下，而沒有被記下來。
有趣的是，隨著近年不少墓葬品的出土，有些墓葬品拿來與《史記》對照，竟能發現《史記》不少錯漏的地方，可以視作對《史記》的勘誤或補正。
比如說，秦始皇施用的法律真的是「苛政」嗎？如果是，那秦始皇當然是妥妥的「暴」君；如果不是呢？
胡扯陳勝造反的理由
司馬遷是西漢景帝和武帝時候的人，在寫《史記》，描述漢朝取代的秦朝時，為了加強漢朝的建立是民心所向，也是天命，因此對秦朝，沒有好話，特別是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
在《史記》裡，秦始皇絕對是暴君，但近年不少與秦代有關的古物史料出土，對秦始皇是否暴君，開始讓史家重新思考。
比方說〈陳涉世家〉吧。在這一章節中，強調啟動抗暴的是陳勝（字涉）與吳廣。有一次他們帶領著一群人去做苦力，路上遇到了大雨，耽誤行程，按秦朝法律可要斬首的。被逼無奈之下，陳勝吳廣跟大家說：反正去了是死，不去，咱們造個反，或許有活命機會，於是揭竿而起，這場起義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
下個大雨耽誤行程，就要沒命，這種法令，讓人氣到不行。看起來秦朝不滅，天理難容啊。
但一九七五年一個出土的竹簡，讓人對這段歷史起了疑惑。這一年冬天，在湖北省雲夢縣一個睡虎地的地方發現了十二座秦代古墓，其中，在十一號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秦代竹簡，經過整理統計，共計一千一百五十五片秦代竹簡。
該墓的主人是一個名字叫作「喜」的人，生於戰國後期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二六二年），死於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他生前是掌管地方司法刑獄的官員，有點像是地方法院的院長之類，大概是他太喜歡這份工作了，死後還將他生前一字一句抄錄的秦代法律文書帶入了墓中。
陳勝吳廣被迫造反所持的理由，真相如何？竹簡中有一條法律叫《徭律》，提到：「御中發征，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詣。水雨，除興。」
這條法律主要針對「不能按照官家的規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服苦力」的罰則。
如果耽擱不出發的，罰兩套盔甲的錢。遲到三天至五天的，就臭罵一頓。超過六天到十天的，罰一個盾牌的錢；遲到超過十天的，罰一套盔甲的錢。當時的盾牌和盔甲要多少錢，我也不太清楚，總之，也就是罰錢，反正連坐牢都不需要。
重點來了，陳勝吳廣是因下雨而延誤的，秦朝對於因下雨而延誤的，要罰什麼呢？注意看最後四個字：「水雨，除興」，意思是，「下雨，就不必去（做苦力）了」，既然可以不用去，當然，也就沒有處不處罰的問題了。
顯然，陳勝吳廣以「大家都無法活命」為理由來造反，根本就是忽悠大家。
有人認為，就算秦始皇對「延誤」的罰則寬鬆，有可能到秦二世時就改過來。我的回答是──扯淡。
在任何一個朝代或國家，改法律都是一件大工程，秦二世在位三年中，忙著搞掉擋在自己前面的親人，鞏固自己的權力都怕來不及，會有時間去改法律才有鬼。
再者，你要說秦二世改法律，可以，就像你說秦始皇根本是趙高或李斯或孟姜女，甚至是徐望雲穿越回秦朝去毒殺的，也不是沒可能，但問題是，證據。
歷史不能用編的。
如果未來有新的墓葬品出土，證明秦二世改了始皇帝有關「徭役」的法律，那是另一回事；但在新的證據出土前，這個名叫「喜」的墓葬品，起碼可以證明一件事：秦始皇並非「暴」君。
那為什麼司馬遷要胡扯陳勝吳廣起義的事呢？
我的想法是，司馬遷出生（公元前一四五年）時，距離漢朝建立的時間（公元前二○二年）不算長，但也有一段時間了，他寫《史記》時，未必知道秦朝律法（誰叫喜把抄寫的秦律法用作墓葬品，這不能全然責怪司馬遷），為了要證明漢朝幹掉秦朝的正當性，就必須抹黑秦朝，於是塑造出陳勝吳廣是被逼造反的（但功業未成，才由劉邦接續其志），其實也是可以理解。
出土墓葬品對《史記》的糾正還可以更早。
第一個通西域並非張騫
西晉初年（二八○年左右），在汲郡（今天河南省衛輝市附近），一個名叫不（讀『標』）準的盜墓客，挖掘一座戰國時期的魏國古墓，發現了一批竹簡。
不久，當地政府得知古墓被盜，趕緊去封存古墓，整理了散落竹簡，共計十餘車、七十五卷以上，全文約古字十多萬字。
經過朝廷派專家整理，從竹簡殘片中發現了多種先秦著作，由於是在汲郡的墓塚中發現的，所以被稱為汲塚書。
從西晉到今天，汲塚書中大部分內容已失傳，完整流傳下來的只有《穆天子傳》，另外還有《竹書紀年》、《汲塚瑣語》和《歸藏易》只存有輯佚本。
這本比較完整的《穆天子傳》和後來秦皇陵出土的一件墓葬品就聯手打了《史記》一巴掌，這巴掌打的就是：張騫根本不是第一個通西域的。
張騫通西域的故事，在〈大宛列傳〉有提，開篇就說「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大宛，是張騫第一個發現的），大宛大約在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也就是古代的「西域」，因此一般我們都認為，最早通西域的是張騫。
張騫是漢武帝時代出使西域的，司馬遷也是漢武帝時代的人，因此，《史記》中講張騫的事，站在司馬遷立場，是當時的「新聞」，無可懷疑。
在司馬遷的紀錄中，張騫兩度出使西域，其副使曾遠達安息國，也就是今天的伊朗。
不過，張騫是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去到西域的，被近年一件秦始皇陵出土的墓葬品，給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二○一九年，考古專家在秦始皇陵西側約四百四十公尺的地方，發現了一座高級陪葬墓，在密密麻麻的陪葬品中，有樣東西，讓人大吃一驚，那就是一對「金銀駱駝」。
這對「金銀駱駝」讓人大吃一驚的原因是──駱駝是「西域」（沙漠）才有的動物。
秦代的疆域最西大概就到今天的陝西一帶，由於這裡以東以南都沒有沙漠，因此，理論上，在秦代是不可能會有駱駝的，因為按《史記》的記載，中國第一次與西域有往來，最早是西漢武帝時代的張騫，也就是說，以中原文化為主的秦漢時代，要見到駱駝，最快也要到漢武帝時代。
要在秦始皇時期的墳墓中，出現「金銀駱駝」，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早在秦朝，甚至秦朝以前，中原這邊，就已跟西域有接觸了，甚至有商業和貿易的往來。
也就是說，歹勢，張騫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跟西域國家有往來的人。
但有沒有可能是從秦朝時開始往來呢？
恐怕也不是，秦朝只維持了大約十五年，那十五年，別說是內訌一大堆，外面還有被滅的六國一直想造反，想恢復國家，就算你想好好跟西域國家往來，也沒辦法，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是根本讓你閒不下來去搞西域外交。
因此，很容易想得到，當時中原的國家與西域的往來，不只是比張騫更早，甚至比秦朝建立的時間更早。
這時候，前面提的《穆天子傳》就可以拿出來對照了。穆天子，是周穆王，西周時期的第五個天子。
《穆天子傳》前五卷詳細記載周穆王在位時率師南征北戰的盛況，也記述了周穆王得八匹好馬，並且找到嚮導，在位時進行了一次西征崑崙山的遠行，見到西王母，也去了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等地。
其中，「西王母」指的，可能是西域某部落的酋長，或者西域某國家的名稱（這個我沒有答案，待考證）。
不管西王母指的是什麼，可以確定的是，早在張騫之前八百年左右，周穆王已到過西域，相信對中原的商人與西域的商人之間的貿易有直接的作用，一直發展到秦朝，即使官方沒有交流，相信民間還是會有或多或少的商業往來。
這樣就能解釋秦始皇陵，為什麼能挖出金銀駱駝這東西來。
看來，隨著古代更多墓葬文物的出土，有很多歷史都要改寫了。司馬遷如果地下有知，大概也會緊張得手心冒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