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芙的「哥本哈根三部曲」在行文的視角、腔調與節奏感上保持了很清亮的質地。簡直是初冬時還能穿著一件薄外套走在路上的氣溫，你知道天就要冷了，但相信自己只需要多一條圍巾──然而，這般清亮的質地卻是用來書寫不折不扣的驚悚故事，關於成長、認同、愛以及婚姻。以上每一個詞，都夾帶了一個暗不見底的恐怖。

年歲越大越回望，就知道自己能從不少坑疤曲折地走來，其實充滿了大量的僥倖。托芙的文字以帶有距離感的淡然，回憶錄般地書寫「敘事者」的人生，觸目所及的諸多危機與反省，全被她平淡與節制的筆法帶過。這樣的效果使讀者第一次讀不容易馬上從流暢的敘事中發現問題，但若回頭再讀，便能見到她深埋的情感，銳利的警句。我認為這非得是將自身抽離到一定程度，才能達成的態度，而這種淡然，是一種避免把自己全身心過度投入，反而造成節制過頭的「過度」。

但這種過度，或許正是一個寫作者文學才能的表現。

不是每種過度都能收效，也不是任何一類自我剖析都值得深思。

他人的痛苦「只能是」他人的痛苦。我們即使能從讀解與聆聽中感同身受，但書寫痛苦時若不能從中剖出共性──將痛苦的屬性、本質與關聯性切分出來──那便是只能共情、而不能同理的痛苦。沒有任何人的痛苦是可以複製的，但也不是所有痛苦都具有理解的基礎。托芙的書寫帶著讀者慢慢地向一個無光的隧道前進，從明亮走向陰濕與寒冷、青苔和通道內幽暗的回聲；她將痛苦解體為「自己之外」的事物，彷彿敘事者所經歷的是他者的事物，與自己無關；這使得她訴說自己的平靜聲音，變成在自己的耳裡出現的回音，只供自己二次傾聽。

作為自己的旁觀者，托芙更清楚地發現──「『穩定』這兩個字，杜絕了所有明亮的未來夢想。」「青春是暫時的，也是脆弱和不穩定的。青春便是要熬過去，此外，沒有任何意義。」「所有醜陋或不幸，人們都以美麗稱之，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諸如此類的觀察，是她重思生活的目光，也是她殘忍之處：自己是否美麗，如果是，那可能自己是醜陋或不幸的；如果不是，那連醜陋或不幸的姿態都沒有。托芙從《童年》《青春》到《毒藥》一路回望敘事者的一生，她的寫作充滿了對一個女性自小至大的「可能性」的嚮往，同時又敏銳地發現在她身上的諸多桎梏，接著，一切的掙扎都終將變得徒勞。《毒藥》是刺目的書名，也是三部曲的重心，毒藥可以是小說裡實質的毒品、可以是相互利用或彼此冷漠的關係、可以是愛憎分明的家庭、對自己認同的漠然、也可以是關乎敘事者所選擇的目標──寫作。

說到底，上述種種毒藥的成分，全都得建立在敘事者揮之不去的「慾望」上頭。她究竟慾望什麼？愛或是寫作？寫作後的功成名就？受到肯定的虛榮？或是藝術鑽研的心理成就？讀完三部曲，我想托芙為敘事者布下的「慾望」，其實只是一個名為「慾望」的陷阱，那裡頭是空的。那並不是「非得要做某件事」才能滿足的慾望，而是「只能不停做些事情」才能驅動的慾望轉輪──她渴望的是許許多多際遇、感受、觸碰所綜合起來的體驗，是可以被許多名詞取代的慾望，比如愛，比如傷害。

「我們擁有愛的權利……也給予了我們傷害他人的權利。」敘事者再清楚不過這件事了，其實完全無需從她新遇的伴侶口中才明白，但是托芙還是得借他人之口，才能讓敘事者保持自己的「一無所知」，真的傷害他人的時候，才能得到清清白白的快樂與痛苦。

我想，上頭所引的一段話很好地描述了敘事者的生存姿態：「所有醜陋或不幸，人們都以美麗稱之。」我無法評價托芙所寫的敘事者，是屬於醜陋的那塊，還是屬於不幸的那塊，但我都樂於以「美麗」來稱呼她的生活，即使其中真的痛苦萬分，以至於觀看的讀者都像是從手指縫隙佯裝自己不忍卒睹，卻偏偏又心存僥倖般地滿足。

托芙比許多人都還要明白，文學具有的這類虛偽特性。

時間：2022年10月20日

主講人：楊富閔、陳柏言

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生活，當一切似行至低谷，卻仍有生機於此萌發、茂長，萬物是如此，而文學亦是如此。

那些看似無關的

實則都在彼此接引

談到文學，楊富閔與陳柏言分享彼此和「文學」建立關係的過程，在那條由無數事件接引、搭建而成的文學路上。

陳柏言分享寫作的起點，是偶然在《聯合報》副刊，看到「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的徵稿辦法，「對一個南部高中生而言，除了國文課本收錄的文章，哪裡知道『文學』是什麼？」於是，他抱著「做功課」的心態，走進圖書館，挑中鄭愁予的詩集《寂寞的人坐著看花》，「這個書名，可能最符合我對『文學』的想像。」第一次參賽便獲獎的他，發覺「寫作」成為一條逃逸路徑，能夠暫時偏離千篇一律的生活，也讓自己成為與同儕「不太一樣」的人。但是，他和文學的緣分，並不是從這次的寫作才開始。他追憶起在南方度過的年少時期，所有的浮光掠影，都構成日後為小說所做的準備。

關於「小說的準備」，陳柏言進一步解釋，這個概念其實借用羅蘭•巴特的書名；「我想要藉此提問：我們究竟要做多少準備，才能開始對於生命的虛構呢？」羅蘭．巴特曾指出，普魯斯特的鉅著《追憶似水年華》共有七大冊，而在最後一冊的尾聲，敘事者才宣稱：「我已做好準備，要開始寫作小說了。」這其實非常弔詭：對於普魯斯特來說，這七大冊的書寫，竟只是「小說的準備」。陳柏言說，《追憶似水年華》的書名，也可以更直白的譯成「追回失去的時光」；這句話，是願望，也是誓言，而寫作正是為了不讓過去消逝所做的努力。在這部厚重的記憶之書後，普魯斯特終於下定決心，開始寫作小說，但是他的生命已然走向盡頭。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可以說是我生命的一個奇異點，」陳柏言說，如果不是因為文學獎的得獎經驗，他恐怕不會毅然選讀政大中文系，也不會遇見一群熱愛讀寫的朋友、不會遇見文學上的貴人和師長，不會繼續寫作，「那我可能也不會站在這裡，和大家說話了。」那些看似無關的事物背後，相互接引，蓄積成日後的文學能量。

每件事

是為了小說所做準備

若將「小說的準備」當成一個作家的學習履歷、書寫的前置作業，那楊富閔的文學養成準備，則是世紀之交的千禧之年。楊富閔指出，一九九九年至兩千年，也是日後定錨自身文業的關鍵時刻：先是他從偏鄉小學畢業，隻身前往外地讀書；大家族的曾祖母百歲仙逝。楊富閔提及，曾祖母是在兩千年的一月三日出殯。所以我的二十一世紀是始於一場葬禮。

大學一樣就讀中文系的楊富閔，一樣來自台灣南部，回顧自己與陳柏言相似卻又不同的文學軌跡，他指出，那個時代流行經營圖文交織的「部落格」，他開了一個網站叫作「大度山上，我的十八歲」。他以寫日記的方式，極其規律但又不設邊界的奔馳著。東海很大，每天都可以思考「我是誰」，也可以思考「我不是誰」。當時沒有投稿經驗，內心卻有一堆故事想說，而在學院的摸索與修課之後，楊富閔找到一種叫作「文學」的載體。第一篇的小說〈有鬼〉，是2008年中興湖文學獎的小說首獎。「作品得到肯定，文學和我的關係，從一個原本很模糊的狀態，漸漸被確立起來。」於是，我們看見一個山村來的少年，一路從讀歌詞寫作文、一人分飾多角編寫校刊，再以網誌記錄大學生活，而至文學獎的嶄露頭角……一切的一切，待那少年長成，逐一將過往的經驗，幻化成了創作中的那個多面體一般的「敘事者我」。

楊富閔這個「敘事者我」，在去年出版的《合境平安》有了更為全面的發揮，《合境平安》架設於熟悉的鄉土背景，以鮮活聲腔，描述成了一本有曾文溪流過、有母親、有阿嬤、廟裡總是香煙裊裊的故事書。「這部作品或許是我的文論。題材是寫民俗、寫日常的不安，更多的是，我對文學何以是『文學』的省思。」這本於疫情期間發生、修改、出版的作品，同時也是楊富閔對於過去十年，歷經文學轉譯與影劇改編之後的經驗盤整。「《合境平安》的草稿寫在2020年3月，那時疫情剛剛爆發，我就把自己關在家裡，大量大量去寫。」

去年三級警戒期間，楊富閔正好離開台大、離開溫州街，回到故鄉的圖書館服役。「服役是一種類隔離的狀態，而我剛好在圖書館，整天和書關在一起。」大內區的圖書館，曾是童年我與同學消磨時光，寫暑假作業、看《靈犬萊西》與《威力在哪裡》的地方。而今，記憶接引今昔兩個時空，整個人也從過去忙碌的狀態，校準歸位。楊富閔表示：「我以為我暫時告別文學的領域，結果回到故鄉，還是回到文學的行伍。」

關於《合境平安》，陳柏言說，「富閔在這部作品中，想要強調一個好的故事，不會只有人物和情節，『背景』其實也很重要。」因季季老師而結緣的兩人，成為文學道路上的夥伴，對彼此作品也別有心得。陳柏言從楊富閔早期的一篇創作〈像我這樣的小戶長〉，談及素材運用和民俗意象；同時指出《合境平安》中〈晴天霹靂方法學〉一文，楊富閔將傳統的布袋戲場景不斷抽換，「讓我們注意到，背景不再只是背景，而是鄉土世界和真正人生的互相結合。」陳柏言表示，楊富閔筆下那些玉皇大帝、仙女、乩童、土地公等人物，彷彿走下蓬萊仙山的布景，靠近你我，同我們一起呼吸，笑看人間百態。

是文學將一切串連

還是串連最後皆成了文學

同樣在疫情期間大量書寫的陳柏言，於2020年出版了《溫州街上有什麼》短篇小說集。他說，本書是受到已故小說家李渝《溫州街的故事》啟發，儘管自己從沒上過李渝的課，卻在李渝的追思會上，感受到一種奇怪的共感，「《溫州街的故事》是在1991年出版的，正好是我出生那年。二十幾年後，也在溫州街生活的我，透過文學，彷彿可以重新想像她當年在溫州街生活的樣子。」因為這個起點，讓陳柏言有產生以文學和李渝進行既跨越時代，也跨越生死的對話的念頭。

溫州街，這條緊鄰台大的街道，不但反覆在文人的筆下現蹤，也是文學事件發生的歷史場域。陳柏言坦言，「寫《溫州街上有什麼？》的經驗，和前面兩本小說不太一樣。更像是用規畫一座城市、一條街道的思維，在創作小說。」這本小說集，也被視作向文學圈外遞出邀請的作品。而在好友楊富閔眼中，本書除了與「溫州街」有關的文學文本，形成互文對話的連鎖關係，更是陳柏言嘗試從自身視角，對這座城市進行重繪、探勘以及丈量的結果。他說：「我們也可以把《溫州街上有什麼》讀成柏言的文學概論。」

在虛構的小說裡，陳柏言以溫州街為軸，透過與邱妙津、李渝、袁哲生等寫作者往復對話，將故事接引成盤根錯節的巨大網路。楊富閔則沿著曾文溪迤邐而行，帶領讀者重返「故事」的現場，重新搭建「文學」發生的關鍵時刻。最後，陳柏言引用李渝〈無岸之河〉的觀點，來詮釋小說的技藝：「寫小說就像在擘畫一條河流。小說家必須不斷地引流，去接引不同的故事和敘事角度，讓他們的河流愈來愈大，並藉此引出內心夾層裡面真正的故事。」當故事延伸故事，枝枒再生枝枒，終會長成大樹，為我們撐出「文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