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著一個箱子，衝上麵店二樓的排練場，興奮，冒汗：「阿民，我找到這個錄音機給你！」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們籌畫多元媒體的「六二藝展」。他和溫隆信寫曲，吳靜吉導戲。我只編過幾個小舞，他沒看過，卻說：「你一定可以。」他推拉扯，要我編舞。知道我需要，看到運作良好的二手盤式錄音帶，就殺價，搶了下來。
我們四處敲門，請人贊助。募款失敗，藝展流產。但是他和溫隆信為藝展譜寫的音樂，成為半年後雲門舞集首演的重要曲目。
雲門草創，他讓我用他的作品編舞：《中國戲曲的冥想》《寒食》《哪吒》《琵琶隨筆》。音樂裡有廣闊的空間，渾厚的大氣，他用現代手法，把中國、亞洲、中東的素材處理得渾然天成。他熱情地為我拆解結構，點出得意的轉折。曼儂耐心教我數拍子，討論聲音後的情感。我開了眼界，學習編舞，也認識音樂。
他高大帥氣，額頭清朗，笑口常開，不拘小節，溫暖待人，像早晨的太陽，沒有人不喜歡他，永遠是人群的中心。
自由與自信是他的天性。他聰明靈活，興趣廣泛，事事信手拈來就過關。一心多用，曲子寫得慢，產量少。他不緊張，明天，或者下禮拜坐下來就能寫完。
有時開會人到齊，不見他人影。在沒有手機的時代，打遍電話，找不到人。事後才曉得他在新公園旁的圍棋社，觀棋忘我。
他活在平行空間。不按牌理是他的正常。說白了就是他創意無限，而且劍及履及，做了再說。極端樂觀。
他是快樂王子。
一九七八年，我們都住北投。他會一大早，越過一條溪，邀我們去他家吃曼儂準備的早飯。有些晚上，大家躺在他們家榻榻米上聽唱片。黑膠放著柴可夫斯基，他喃喃說著爪哇的甘美朗。
他總想把他的所愛與人分享，說著說著，月光很亮的那晚，他說要創辦藝術經紀公司，把最好的音樂家，樂團，帶到台灣：拉維香卡，阿格麗希，羅斯托波維奇……
新象業務繁忙，他和曼儂搬進城裡。看著他們打包，叫來卡車，我明白處理演出活動的辛苦，賣票的艱難，心中慘然，很怕台灣會少了一位可以成為大師的音樂家。
在此之前，張繼高先生主持的遠東音樂社每年三五回引進西方音樂節目，像偶然落在沙漠的甘霖。新象不計成本請來國際一流的藝術家。繼高先生擔心，撰文勸說，古典音樂的欣賞是學而知之，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只怕節目供過於求，會像「在水泥地上種花」，事倍功半。
張先生有所不知，他祖父許丙，光復初期是顧正秋的重要贊助者，在大稻埕永樂座長期包下一整排座位，招待親朋好友。沒有貴賓看戲的日子，空著整排位子不好看，便派遣他和家人、乳娘和小孩，去捧顧正秋的場。他是「在戲園子長大的」，不信邪。
觀眾在倫敦愛樂、聖彼得堡愛樂、在傅聰、傅尼葉，日本宮廷雅樂的演出裡落淚，從此耳朵有了新的敏感與要求。舞迷親眼目睹巴瑞辛尼可夫的身手與光采，也從康寧漢和約翰凱吉合作的舞樂見識了後現代舞蹈。
許多人在新象的舞台第一次聽到陳達的彈唱，布農的祈禱小米豐收歌，南北管，客家八音，河南梆子，全面體認到島嶼的音樂環境。
年輕人尋根的年代，新象提供學習——不是溫習——傳統的機會之外，也製作了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台灣第一部歌舞劇《棋王》。新象也引進了中央芭蕾舞團，和一系列精心製作的崑曲演出。
他把雲門帶到馬尼拉，介紹美國經紀人，讓舞團有了歷練成長的機緣。他全力促成當代傳奇的《慾望城國》到英國國家劇院演出。
他跟來台演出的藝術家建立深厚的友誼。他遊走國際。數十年來，熱情投入亞洲作曲家聯盟的工作。一九八三年，新象邀請羅斯托波維奇來台，指揮美國國家交響樂團演出。他透過與羅氏的私交，促成衛星同步轉播國父紀念館的演出，在美國四百多家電視台播映。
四十五年來，新象舉辦了一萬多場活動，成為台灣和世界的橋梁，拓展社會視野，為幾代人啟蒙，培養了台灣人進劇場的風氣。它是先鋒，是奠基者，後起的國家級劇場，以及民間經紀公司，站在它培養出來的觀眾的基礎上，建立今天繁花的盛景。
然而，藝術表達可以豪放瀟灑，藝術行政是需要準確策畫，細密執行的殘酷的行業。他有遠大的理想，總想更大更好，他點子多，動作快，旁人常跟不上他的腳步。跑三點半逐漸成為新象的常態。
很多人覺得許丙的孫子不會有問題，卻不知快樂王子在逐夢的過程裡，把祖傳的土地一塊塊賣掉。知情人士為他的熱情，為他對台灣文化的奉獻與影響，伸手支援，讓新象得以度過一次次財務危機。
快樂王子作品漸稀，發表會交不出新作。帶媒體出國看節目，轉機時找不到領隊，最後發現他窩在一個角落，沉醉在棋譜裡。
有時我會想，如果沒有新象，他和曼儂大可攜手暢遊世界，享受他們最愛的音樂和劇場演出。然而，他篤信台灣的文化生活有很大的可塑性，數十年不改初衷，倔強地，豪氣地剝完身上的金葉，賠上自己的健康。病中仍上辦公室，仍念著要請阿格麗希再來台灣。
二□二三年，農曆七月，天使把他帶走了。
中秋夜，他靜靜看著吳清源和約翰凱吉下棋，後來忍不住開始說話，說得意氣風發。兩位前輩笑了，寵溺地看著他。他們非常喜歡他，來自台灣的快樂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