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路可走，菜鳥編輯只好親上火線
當年還是菜鳥編輯的我，「何其有幸」遇上了外文書編輯最可怕的噩夢：引頸期盼的譯稿姍姍來遲，打開檔案，竟是「慘不忍睹」。
距離預定出版日不到兩個月，公司又規定每月必須有一定的出書量，當下要另外找到速度快、品質好的譯者，根本是天方夜譚。在沒有其他書可替補的情況下，眼前只剩一條路：自己翻譯、自己編輯。
一個文學院出身的書呆子，要翻譯一本談科技創新的商管書，簡直不自量力。而且那年Google才剛成立一年多，搜尋引擎的資料量和精準度遠不如現在，臉書大神甚至還未出世，我只能含淚翻著一本又一本的參考書籍與字典。
偏偏書中有許多新創的管理名詞，英文看起來既酷且炫，但直譯成中文，只會讓人頭頂一堆黑人問號。「disruptive Innovation」要怎樣翻譯才能讓人一眼就懂，又同時精準傳達原意？
當然，這名詞現在已成為常識。但在將近二十年前，幾乎沒多少人知道。我琢磨了大半個月，最後決定使用「突變式創新」－－如今通用的說法是「破壞式創新」。我承認，這樣的翻譯真是直白多了。
嚴格說起來，我並非真正專業譯者，除了當年擔任編輯的血淚經驗之外，後來都是在工作閒暇之餘偶爾接案，讓自己過過手癮。
對我來說，翻譯書痛苦的不只是語言轉換過程，譯完後的校稿更是折騰人。為了掌握進度，翻譯時往往只求正確，不求文字優美、語氣平順，遇到任何卡關就先跳過，避免拖累進度。等全書翻譯完成後，在交稿給出版社之前，還得經過兩次的校稿（更認真的大譯者會做到三校、四校甚至更多）。校稿時，一方面要把自己當作陌生的讀者，第一次閱讀譯稿內容；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當成斤斤計較的編輯，盡可能雞蛋裡挑骨頭。我永遠記得大學時教授說過一句話：「要讓別人看不出來這是翻譯的文字。」但說得容易，要做到卻很難。
英文和中文的語法結構大不相同，一個句子動輒長達四、五行，裡面有關係代名詞、連接詞、從屬子句、插入語等各種複雜的結構。首先，你得拆解落落長的句子結構，了解句中各部分之間的邏輯，才能真正看懂它在說什麼。英文的部分想通了以後，再將它轉換成大家都能讀懂的中文，這一步驟又不知道要殺死多少腦細胞，因為你必須翻譯出既符合原意，中文又通順的文字。
此外，在校稿時常常得重新調動句子順序，或在不影響文意與正確性下多加幾個字，好讓文氣更流暢，讀者可一氣呵成地看完，而不是像在一條四處有坑洞的路上開車，頭暈想吐。
●一路走來，心底一直有一個人
但有時候，不是文法的問題，而是得通曉各種歷史典故或流行語。現在有了Google大神，這工作「不過是一塊蛋糕而已」（a piece of cake），可問題是很多時候因為自己「不長眼」，看到英文時壓根沒想到是諺語，苦惱了老半天，只好絕望地輸入關鍵字，按下搜尋鍵，然後忍不住拍桌大罵：「Sh*t！原來是這樣！」
像「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意思是「情況很糟」，出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the scales fall from one's eyes」，代表「恍然大悟、看清真相」，出自《聖經》典故。
更讓人想翻桌的，是工作時常會眼花：原本是否定句型，翻譯成肯定句；搞混代名詞指涉對象，把A當成B；看錯單字，process和possess、vital和viral傻傻分不清。
因此，第一次校稿必須逐句對照英文，才能徹底「除蟲」。到了第二次校稿，要確認第一次校稿是否有疏漏之處，同時針對文字進行最後一次修潤，思考是否有更貼切、更生動、更「台灣」的說法；是否有重複使用的形容詞，可以代換其他同義詞；是否有贅字需要刪除，讓語句更精煉。
這二十年斷斷續續翻譯了幾本書，一路走來，心底一直有一個人。為了那本慘烈的科技創新管理書，我聯繫幾位教授學者寫推薦序，卻頻頻吃閉門羹，除了他－－當年擔任元智大學研發長的尤克強老師，爽快地答應了。某天，他特地打電話到公司，問我這本書是誰翻譯的？當下冷汗直流，怎知電話那頭的他開心地說：「因為翻譯得很好，所以想知道是誰。」
他特地在推薦序最後一段美言了幾句，可當時的我實在太害怕，擔心譯稿出現見不得人的謬誤，仗著自己責任編輯的特權，把其中幾句話給刪了。沒想到的是，這本書後來入選2000年政大十大科管好書。
尤克強老師雖是理工背景出身，擔任過MIT科學家，卻熱愛翻譯英詩。一直很喜歡他翻譯美國詩人休斯（Langston Hughes）的短詩《生命》（Life）：「生命可能藏垢納汙，甚至可能痛苦，但生命是自己創造，何不令它美妙。」
2010年尤克強老師因肺腺癌過世，年僅五十八歲。我未曾有機會當面謝謝他，而他永遠不知道的是，電話中那幾句話，讓當年既沒經驗又沒什麼才華的出版界菜鳥，找到了自己在媒體出版業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