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偵／導演有很多種，紀錄片導演是最○○的那一種

文／黃惠偵／聯合報

導演有很多種，紀錄片導演是最○○的那一種。圖／Gami 就跟連鎖咖啡店裡的咖啡一樣，導演也有很多種，其中最邊緣的大概就是紀錄片導演了，因為我們通常不像劇場導演那般充滿藝術氣息，或是像動畫導演那樣具有深厚的美術功底，我們的收入無法跟廣告導演相提並論，也不太可能獲得劇情片導演那樣的名氣。這樣說來，當個紀錄片導演到底有什麼好呢？ 我是在二十歲那年第一次生起想要拍紀錄片的念頭，理由很單純，就是有話想說。不似現在，在我二十歲那會兒想要上網還得透過電話線與數據機撥接，當然更沒有臉書、IG、X這些社群平台，那時的主流媒體是電視台，是有話想說的人最好的發聲管道。 只是我到很後來才知道，紀錄片就算上了主流媒體，依舊是一種沒有聲量的品種，小眾，是紀錄片的DNA。之所以會有這個領悟不是來自收視率調查，而是切身的真實體驗。 記得有一回在戶外的場景拍攝時，無可避免地也拍到了幾位路過的群眾，所以便禮貌詢問他們是否會介意入鏡。他們先是好奇問我是在拍攝什麼節目，當知道是在拍攝紀錄片時，立刻爽朗地笑了幾聲，說反正紀錄片不會有人看，不介意被拍到。說完路人們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留下我站在原地，彷彿能感受到一陣瑟瑟冷風捲起幾片泛黃的樹葉從身邊吹過。 神聖高貴不是光環，而是枷鎖 在台灣，如果提到紀錄片導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關懷弱勢、有理想、有正義感」，似乎紀錄片的創作者都神聖高貴，不食人間煙火，熱愛做功德。與其說這是種光環，不如說是一種枷鎖。要我來說，我會很希望這樣的刻板印象能夠早日除去。 記得我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剛完成的時候，曾經遇過幾個電視頻道以及活動單位來聯繫接洽，他們想要放映我的作品，但要求我無償授權他們播映的權利。他們是這樣說的：你們紀錄片拍完不就是要讓多點人看到，我們提供頻道／活動的時段，讓你們有機會被看見，這樣不是很好？他們的理直氣壯，讓當年仍資淺的我有種要是不答應就是不懂得把握機會的錯覺。 彼時是2017年，雖然現在已經到了2024，但我偶爾還是會遇到這樣的「放映邀請」。 紀錄片導演並不是什麼獨特的物種，我們一如所有人，需要收入來支持生活；也一如所有人，並不特別清高純潔，不該被套上什麼神聖的光環，望周知。 會當上紀錄片導演，純粹就是因為業障重 文章寫到這裡已經差不多用掉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我好像還沒有回答最開始的那個問題：當個紀錄片導演到底有什麼好？如果沒有什麼好處的話，為什麼我還在做著這份工作呢？ 也許，單純就是因為自己業障太重吧。好像我身邊熟識的創作者朋友普遍都有個共通的毛病，同一件事情，其他人看到了可以讓它如輕煙般從眼皮底下飄走，可有些人偏偏就是沒辦法，非得像是反芻動物般，不願將所見所聞乾脆地吞嚥下去，而要反覆嘔出咀嚼徹底，最後還要透過打嗝排出消化過程所產生的甲烷，成為溫室氣體，影響自身所處的世界。我想這行為和真正的反芻動物的差別在於，牠們是出於本能，而我是出於選擇。 當紀錄片導演是一種不讓自己好過，也不打算讓這世界其他人好過的選擇，如果你也有著同樣的傾向，竭誠歡迎你成為這個職業的一員。 作者簡介： 黃惠偵，地方媽媽兼獨立電影工作者。雖然是以紀錄片導演的身分出道，但近期擔任製片的時間比當導演還多，還在參悟這是不是宇宙給的什麼暗示。

森山標子／野兔的生活方式

監修／中山ますみ 圖／森山標子／聯合報

野兔的生活方式。□Schinako□Moriyama 人類一起生活的寵物兔，常被誤認成夜行性動物，但其實為「晨昏性」動物。在晝行性天敵即將入睡的黃昏時分離開洞穴覓食與探索地盤。此時牠們也會巡邏周遭環境，以確認是否有天敵的蹤跡，或是有其他族群的雄性入侵。接著牠們會在黎明返回洞穴，於太陽高照時睡上八到十二個小時。 野兔的天敵──蛇或老鷹皆為「晝行性」動物；狐狸、鼬鼠和貓頭鷹則為「夜行性」動物。 ●摘自遠流出版《兔子的真心話》

丁名慶／離

丁名慶／聯合報

除了不常問彼此「現在做什麼」，還有一個也是編輯們（包括同儕與主管）難得提出的好奇──「在這份工作的未來規畫是？」難以啟齒的可能是一份立足於照看與等待的貼心，又或者是顧慮會不會反而洩露自己的踟躕：真不知如何規畫起…… 「N年後，你想（由今日的基礎累積）做什麼？」和「（如果不做這行了）接下來會去哪裡」虛無縹緲的程度大概差不多。一般共識：專注做好做滿手頭的事、「惜取眼前人」，一有餘暇就好好休息，緩解身心疲憊，才最務實。 而所謂職場──跟自己那麼不同的人們持續磨合、增加認識（或誤解）──就是難免可能漸漸滋生「（通往未來的路）哪裡歪掉了」或「再也受不了」（連想像未來的丁點餘裕與體力都沒有……）的念頭，沒有可商量對象，不知不覺逼近能承受的負能量臨界點。於是猶疑，要心存僥倖，反正目前沒崩潰？還是主動提分手？幸運些的，則是意識到其他更想做的事，不希望錯過的機遇……當然，「留下來」或「再努力一下看看」仍是不該輕易放棄的選項。 離開，包括釐清、表達這個想法，從來不容易──編輯，作為職業倫理中更受期待、被要求要顧慮他人的職類，總希望好聚好散，起碼有機會在待業階段，可能以接案方式合作、掙點收入；甚至有退路回鍋，二度入職。 很多時候，分手願望被駁回，未必是雙方對彼此關係缺乏共同認識，而可能是技術或心理素質問題：老闆或主管早猜透你，極力避免面對你的時機（他們比你更不想面對）；面對情勒，你沒有接招準備，竟錯覺「我還是滿受到重視的」、「他在乎我」，而把理性分析鎖回腦內暗櫃。擔心沒有適任者可交接，卻覺得是自己的責任……結果就是在意志角力的過程裡，先打了退堂鼓。 就我所知，許多編輯同業的檯面上離職理由，最多的，就是誰都難以好好問好好說的「（新）人生規畫」，勞資雙方普遍默契，不必交代得太具體，算是給彼此下台階；有些則是「照顧家中長輩」、「調養身體」、「繼續進修」，讓人不易拒絕、不便查證，彷彿這些不該拖延的人生大事必須離開後才可能真正啟動。 只好退一步（海闊天空），並不是承認自己或某一方是挫敗者。比較客氣且持平的說法，或許是「彼此無法回應對方的期待」。我總是願意相信，離開的人都以自己的定義與方式努力也等待過──這裡面通常埋藏著離開的真正心情；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否則，誰願意打掉重練各種公司次文化或人際關係呢。 最後想提醒的是，雖說剛離開或正要離開，是自我感覺從谷底止跌開始回升的最佳時期，你躊躇滿志，「現在就必須做」的好想法一個接一個，所有人都帶著羨慕與欣慰看你。但是一下子擁有太多自由，來不及消化，沒有自律習慣，沒有具體成果，也可能累積日後反撲的沮喪。也須認清，一群人能做的事，很多時候就是會比一個人能做的事，有更多資源、影響力和延續可能，還有激盪的樂趣、補位需求、格局、視野…… 不過，偶爾有離開的念頭、動力，並真的付諸行動，畢竟是很好的。誰都需要有一段整理人生的空間；更重要的，在離開期間，就不能有推諉給他人（老闆或同事，作者，或公司制度、次文化）的藉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