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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6 第1140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書鮮讀	人民幣的野心／改寫世界經濟的中國貨幣發展史我們與瘋狂的距離／一個神經精神病學家面對精神疾患的反省與診療筆記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女人停止操心一切，男人開始承擔北京零公里／北京千年的血淚史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
	閱讀筆記	呼吸／該發生的最後都會發生

人民幣的野心／改寫世界經濟的中國貨幣發展史

文、圖節錄自聯經出版

圖／聯經出版提供

承載著集體式的遠大夢想，人民幣將帶領中國走向何處？成為人民幣紙幣上肖像的，只有毛澤東一人。穿著中山裝的毛澤東，頭髮梳成七三分，表情平靜，視線望向左上方。人民幣最大面額的百元紙幣，正反面均為紅色，那是革命的顏色。自一九九九年使用到現在的紙幣，是第五套人民幣，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首次發行人民幣以來的第五套。人民幣上頭圖案的變遷，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史。

內容簡介：以中國為起點，陸路從中亞，海路則從東南亞穿過印度洋，經由中東，連繫到歐洲、非洲。這兩條21世紀的新絲綢之路被稱為「一帶一路」，成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經濟、外交政策關鍵字。中國致力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實現在這條新絲綢之路上，權力擴張的遠大夢想。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成為武器。人民幣的發展，不僅關乎中國未來經濟、政治、外交、人民與社會型態的走向，也將成為世界經濟局勢的關鍵所在。身處東亞局勢中心的我們，未來又應該如何因應？

作者介紹：𠮷岡桂子 ，1964年生，日本岡山縣人，岡山大學法學部畢業，曾任職於山陽廣播，1989年進朝日新聞社。曾於和歌山、大阪、東京等地從事採訪活動，並前往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習中文。至2013年3月止，吉岡桂子曾於中國（北京、上海）擔任特派員長達七年，亦曾於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2007年度之客座研究員。2017年5月起，吉岡桂子更以朝日新聞編集委員的身分，以曼谷為據點，持續進行中國與亞洲的各種採訪。著有《問答有用：採訪十九位中國改革派人士》（岩波書店，2013年）、《愛國經濟：中國的全球化》（朝日新聞出版，2008年）等書。

搶先試閱：〈一九七○年代開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進入修復期，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中，開始成為「中國」的代表。〉

一九七一年，季辛吉祕密訪問中國後僅三個月，中國便決定加入聯合國，還獲得了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之初的會員國「中華民國」為了表達抗議，退出聯合國。

中國於一九七二年與日本建交，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建交，推出改革開放政策的鄧小平親自出訪日本與美國，急切地尋求外交上的支援與資金，並導入先進的技術。鄧小平訪日期間搭乘了日本東海道新幹線；訪美時戴著牛仔帽，出現在休士頓的牛仔競技。在東西冷戰期間，鄧小平扮演了「改變中的中國」的推銷員。

中國大陸也在一九八○年時取代台灣，加入與聯合國關係密切組織──美國為最大出資者，並且擁有強大發言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金融秩序中露臉。成功進入IMF與世界銀行，這對高舉改革開放政策，目標經濟發展，從世界導入資金的鄧小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盟國聚集在美國的避暑勝地布列敦森林，一起構思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並且決定成立IMF和世界銀行。

各國代表團以美國的規模最為龐大，其次是如第二章曾經提到的，由蔣介石領

導的國民黨政權的「中華民國」。

明明在第二次世界中獲得勝利，也在國共內戰時取得勝利，但中國雖然大，卻是貧窮的大國。從五○年代到七○年代，中國因為一連串的失政，在大躍進與文革等烏龍球政策下餓死了數千萬人老百姓。八○年代初，將近九成的中國人一天只靠不到一‧九美元的錢在過生活。在八○年代時，中國大陸的GDP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

中國在共產黨政府主導下，決定生產與價格的計畫經濟，提出「自力更生」的口號，遠離外國的貿易與投資，並對於外國的援助深懷警戒，也不接觸國際金融。

加入IMF與世界銀行後，政府提出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四個現代化」政策，幫助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一邊利用國際機構來的背書，一邊積極吸收外國來的融資與投資，在整備好條件的區域實行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先富論」。這是既有本錢也有智慧的策略。

與世界銀行結下深厚的交情是關鍵。

四川省廣安市是鄧小平的故鄉，這裡的鄧小平紀念館裡有張老照片。照片裡位於鄧小平左邊的人是勞勃‧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麥納馬拉曾在太平洋戰爭時轟炸日本，戰後是福特汽車的社長，一九六○年代是甘迺迪及詹森政府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指揮越戰。從一九六八年起麥納馬拉成為世界銀行的第五位行長，任期長遠十三年。照片裡，穿著西裝的麥納馬拉，正低頭看著整個人幾乎陷入椅子中的鄧小平。

該照片的拍攝時間是一九八○年四月，麥納馬拉以世界銀行行長的身份，第一次造訪中國，也會見了鄧小平。一個月後中國成為世界銀行的會員國。照片是第十一位世界銀行行長勞勃‧佐利克在二○○七年參訪鄧小平紀念館時，特地送給紀念館的。勞勃‧佐利克說鄧小平是他尊敬的人。

「我們窮，也失去了與世界的關係。要趕上世界的話，須要世界銀行的支

援。」鄧小平直率地說。

麥納馬拉回答：「希望世界銀行能夠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夥伴之一。」

然而，鄧小平要求得到全面性的協助：「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資金，而是想法。中國現代化是必然的趨勢，如果有世界銀行的幫助，就能加速中國現代化。」

對此，麥納馬拉表現得相當積極：「世界銀行有最優秀的人才，可以幫助中國實現未來的藍圖。」

中國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單位播出了兩人的交談內容。

鄧小平設定一個目標，要在二十世紀末將中國的經濟規模擴大四倍。這是一個表示富裕而容易理解的指標。世界銀行雖然送來了「想法」與「人才」，但中國首先想要的，應該還是錢吧？那是個對集中管理外匯比現在更嚴格的時代。中國一九八○年的外匯儲備金是負十三億美元，經過整個八○年代後，也沒有達到一百億美元。為了經濟建設，稍有一點外匯進來，也很快就見底了。

四川省的地方報紙稱世界銀行行長是「洋財神」，意思是會從外國帶來財

運的神。

世界銀行與中國方距離一下子縮短了。一九八○年秋天，世界銀行派遣約三十人的專家團隊到中國，中國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北京飯店，為這些專家們訂了雙人房型的房間，卻專家們要求：「兩個男人住一間？希望可以一個人住一間。」此外，當用車載著專家們行經晚上的大馬路時，專家們問：「北京的電燈為什麼這麼暗？」這是報紙的報導。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方向在哪裡呢？事實上，那個方向根本在模糊的黑暗之中。世界銀行的專家們一邊摸索問題，一邊詢問負責政策的人、研究人員，一再交換彼此的意見。世界銀行最初給的低利融資是兩億美元。這筆錢完全用於更新中國各地的二十六所大學的設備，派遣教授與學生出國的計畫上。照著要求培育人才的鄧小平的意願去做了。

中國靈活應用了世界銀行給的建議。佐利克做了這樣的評價「中國充份利用了與國際經濟系統的強化關係，根據須要進行改革，是非常合乎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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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瘋狂的距離／一個神經精神病學家面對精神疾患的反省與診療筆記

文、圖節錄自商周出版

圖／商周出版提供

人為何瘋狂？什麼才是正常？誰都無法真正窺探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只能給它一個被理解的機會！跨越「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深淵，才能看見理解與療癒的可能。

內容簡介：個人及社會對精神疾患的不理解與偏見，加上科學與醫療的極限，導致很多時候面對精神病患，我們連最基本的問題都難以解釋︰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感覺？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這麼做？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本書不是指導手冊，而是描述作者身為神經精神病學家的工作。它寫到了我們看得到卻不見得使得上力的事情。它點出了底下的危險與黑暗。正常與異常之間的深淵，是一個無法穿透的國度，讓我們無法理解「瘋狂」（mad）和「精神失常」（insane）的心智。這道深淵也是一種警告，宣告我們無能為力。但它也是一個挑戰。現代精神病學試著透過神經科學來解答一些關於人性的問題，那也是神經精神病學努力的方向。

作者介紹：安東尼•大衛Anthony David ，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心理學及神經科學研究機構的精神病學負責人，擁有四十年執業與研究經驗。同時擔任位在倫敦南部知名的莫茲利醫院以及伯利恆醫院（Maudsley and Bethlem Hospitals）的門診醫師，這兩所醫院是英國頂尖的精神病院。安東尼也是倫敦大學學院心理衛生學院（UC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主任。著有超過五百篇醫學論文，同時是《認知神經精神醫學》（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期刊的編輯。

搶先試閱：〈永遠的草莓地-替身症候群與虛無幻想症候群〉

派崔克熱中體適能和多項運動。他才新婚不久，新聞事業也正得意。然而當他騎著單車，被後方一輛時速五十英里的貨車給撞上時，人生就此粉碎。事後調查推論，可能是派崔克想右轉，而貨車司機沒有看見他打了信號，又或者是司機想要趁機超車。總而言之，派崔克整個人滾過引擎蓋，一頭撞上擋風玻璃。他昏迷不醒，馬上被送進加護病房，腦部掃描顯示多處腦挫傷（腦部瘀血），還斷了一條手臂。雖然傷勢嚴重，但大家都覺得能活著已經是福大命大。

大約一星期之後，派崔克清醒了。他不記得意外發生的經過，但能講話能動作，只是身體左側比較虛弱，而且有點腦袋不清──總是記不得星期幾、自己在哪裡、要去什麼地方。一個月後派崔克開始復健，乍看進展很快，畢竟他在諸多方面都是模範生：三十二歲，體能優異，身材標準，頭腦聰明，個性好相處，不酗酒不嗑藥，沒有特別刺激的嗜好或精神病史。派崔克努力做復健，充分與物理治療師配合。

但一帆風順只是表面。他的記憶力出了問題，反反覆覆詢問自己在什麼地方，也很難記住稍微複雜的指示，連「先做這個，做好以後再做那個」這種程度都不太行。他常常忘記事情，為此感到挫折、甚至生悶氣。幾個月過去，體能方面他幾乎回到以前水準，能走能跑能騎車，可是心理的問題越來越明顯。派崔克的思緒異常混亂，雖然他能說出時間、日期、地點、醫院名稱，他也知道自己是誰，還記得醫生的姓名，但三不五時他會困惑地看著四周，說出「這是真的嗎？感覺像假的」這類話。

後來派崔克康復到可以回家，每週去復健中心兩次就好。妻子維琪一直照顧扶持著他，外人看來覺得他們像是神仙眷侶。維琪在電視臺工作，個性活潑大方，丈夫出事後原本都保持樂觀積極，但漸漸也承受不了，因為派崔克完全變了個人。他變得陰沉、冷淡，還會忽然大發脾氣。此外，他食慾不佳、睡眠差，對什麼都沒興趣，包括不每天洗澡、不在乎自己或新家變成什麼樣子。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讓維琪決心要弄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天她翻出婚禮照片帶去復健中心。維琪想告訴大家：你們每隔幾天見一次面的這個人不是真的派崔克，照片裡的那個男人才是。照片裡的派崔克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從賓客表情看來新郎應該是個幽默風趣的人。那才是她心愛的丈夫。醫護圍觀後只是說：現在還是一樣帥啊，放心，一切都會好起來。要有耐心。治療需要時間。

可惜這些鼓勵的話語非但沒能安慰派崔克，反而將他逼入更深的絕望。當天晚上他就和維琪大吵一架，質問她為什麼要拿那些該死的照片到復健中心去？她到底想證明什麼？鬧到最後他丟出震撼彈：「妳根本就不是我老婆。妳不是真的維琪！」……如果眼前是死後世界或某種地獄，一切反而說得通，看似認識的每個人其實只是被冒用軀殼罷了。派崔克愛的是真正的維琪，她一定還在宇宙中某個角落，所以他當然不能和眼前這個女人同床共枕，否則就是外遇通姦、背叛妻子。

維琪聽完大吃一驚，才發現自己拿婚禮照片給人認識「真正的派崔克」有多荒謬。說穿了，無論照片多精美都不可能完整呈現一個人。可笑的是，夫妻兩人因為不同原因都擔心「真正的派崔克」到底怎麼了。派崔克確實經歷了極為深刻的轉變，並非車禍後的外傷，而是他在他自己的心中變了，或者更精確地說，這個他被否定了。他自身變得虛幻，所處世界自然跟著虛幻起來。

接下來幾個星期夫妻倆都不好過。維琪試圖和丈夫講道理，但不僅講不通，還會起爭執。從派崔克的角度來看，所有新證據都顯示，他以為他知道且珍惜的人生，已經都不一樣了。他覺得很孤單，也意識到近日種種偏離常軌，不是正常人該有的體驗。派崔克撐不下去了，有天晚上他把自己關在客房裡，最後是維琪破門而入，看見丈夫癱在椅子上。他居然將殺蟲劑噴入水杯中打算喝掉，維琪趕快叫了救護車。

派崔克被送入精神病院，診斷結果是重度憂鬱症，所有症狀都吻合，包括情緒極度低落消沉、自殺未遂、缺乏動機和食慾、睡眠障礙等等，簡直大滿貫。醫學上稱之為「精神病性憂鬱症」，意思是發病時伴隨幻覺與妄想。他與現實脫了節。

幻覺與妄想

幻覺（hallucination）的定義很簡單，就是「沒有對象的感知」，當這種認知並非出現在夢境或半夢半醒之際，而且不受當事人自己所控制，就是幻覺。至於妄想（delusion），簡單一點說就是假的信念，但只要多想幾秒鐘──精神科醫師與哲學家多想了幾百年──會發現這樣定義很難叫人服氣。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如果信念成真怎麼辦？你覺得另一半外遇，但手上沒證據，那就當作是妄想好了；後來你發現他真的有外遇，結果又不是妄想了？為了填補這個漏洞，只好說妄想是沒有根據的信念。乍看解決了問題，但如果我說要當英格蘭國家足球隊隊長爭奪世界盃呢？形容為幻想、白日夢、不切實際都還好，稱之為妄想好像就過了頭！反過來說，如果你問我是不是認真的，我會說實現機率雖低，但並非邏輯上絕無可能。有些人相信超自然存在創造了整個宇宙，又要怎麼說呢？沒有明確證據支持這個想法，所以他們是集體妄想嗎？將這種信念視為妄想頗有爭議，作為論述的確吸睛，卻也一竿子打翻許多心理健康的人，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清楚個中滋味。

所以妄想的定義需要加個但書：當事人信念堅定，但該信念未廣受認同也並非出自常見的文化價值。即便如此，爭議不會結束，因為有些信念確實小眾，而且本質上難以證實或證偽。例如，有個人說地球會滅亡，有證據嗎？稍微研究一下天文學或許會同意，但看看其他同樣可信的資料或許不同意，也或許不敢下定論。

此外，還有某些信念只是價值判斷，純屬主觀見解。一個人說自己很差勁，算妄想嗎？精神醫學認為負面自我評價是典型的憂鬱症症狀，過於極端時可稱為妄想。換言之，判斷時考慮了其他因素，而且未必基於認識論；也就是與信念內容無關，反倒以信念引發或累積的後果作為標準。倘若覺得自己很差勁的想法過度強烈、無法改變、占據腦海、造成強烈壓力、甚至產生自殺意圖，當然就是「異常」或「病態」的。

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女人停止操心一切，男人開始承擔

文、圖節錄自有方文化

圖／有方文化提供

首度揭開女性長久以來承擔的無薪、無形、不被重視的「情緒勞動」真相引發百萬女性共鳴，因為真的受夠了！

內容簡介：　◤什麼是情緒勞動？◢▏是女性為了讓每件事情順利運轉而承擔的無形精神負荷！包括成為傾聽者、忠告者、照護者、旅行規劃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掃者、提醒者……，這些工作單獨來看或許都不是大事，但每件事都勞心耗神，並且相互交集，火上加油，終至令多數女性抓狂沮喪。而且，「情緒勞動」不僅無償，而且長期不被多數人（尤其是受惠的家人）所重視、肯定與瞭解。當女性肯定自己從事情緒勞動的價值，找出平衡點，男性也能學會自己營造更充實的生活，及如何關心身邊的人，這樣才能邁向真正平衡的家庭與人生。

作者介紹：潔瑪‧哈特莉 Gemma Hartley ，記者兼作家，文章散見於《魅力》、《女性健康》、《柯夢波丹》、《紅皮書》、《好管家》、《哈潑時尚》、《赫芬頓郵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她與先生及三名幼子住在內華達州的雷諾市。

搶先試閱：〈擁有自己的價值〉

看清我們做的情緒勞動有價值雖然很重要，

但清楚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從事情緒勞動才是關鍵所在。

要為情緒勞動設定一個界線，而不是照單全收。

我讀到珍妮佛．洛伊絲（Jennifer Lois）的研究時，發現有些女性顯然承受超額的情緒勞動，卻一點也不覺得那是負擔。她在著作《家裡就是學校》中訪問了數十位讓孩子在家自學的母親。很多母親不覺得有必要重新平衡夫妻關係中的情緒勞動，即使所有的情緒勞動和家務都是由她們承擔。洛伊絲解釋，原因來自於基督教信仰，再加上調整後的預期。「這種母親觀念愈保守時，愈樂於接納『這就是我當媽的角色』、『這是我的職責』、『這是上帝希望我做的』。」洛伊絲告訴我：「基督教信仰幫她們管控壓力感。」她們的情緒勞動背後有一種使命感，再加上她們本來就預期伴侶不會提供幫助，這讓她們能夠『調整自己的情緒』，使她們覺得情緒勞動不是那麼沉重的負擔。

但也有很多女性覺得，我的文章把她們在夫妻關係中體會到的孤立感具體化了，因為他們的先生拒讀那篇文章，一如他們拒讀這本書一樣。當伴侶不願改變時，我們該怎麼辦？除了我們自己以外，沒有人承認我們擔負的勞務時，我們該如何前進？

我想到二○一五年MetaFilter網站上關於情緒勞動的討論，裡面有一區充斥著女性的哀嘆，她們知道伴侶永遠不會仔細閱讀那些經歷，甚至不會想要瞭解。我們都必須從當前自己的處境出發，也必須承認，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伴侶的支持，也不是每個人的伴侶都願意並準備好討論情緒勞動。所以我們該怎麼辦？在面對失衡下，我們如何找到滿足？難道我們必須「調整自己的情緒」才能找到平靜嗎？難道我們非得放下一切不管嗎？有沒有一個讓雙方滿意的折衷點，讓妳和伴侶對情緒勞動各自抱持不同的看法？

坦白講，當伴侶拒絕分擔應盡的勞務時，我也不確定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平衡。但我確實相信，無論我們從哪個處境出發，都有進步的空間，即使伴侶不願改變，我們永遠可以改變自己。

我寫《哈潑時尚》那篇文章時，不是在尋找情緒勞動的「解決方案」，也不是想要提供一種解決方案。我只是希望我的情緒勞動獲得重視和肯定而已。我想要感覺自己的付出有人看見。那篇文章的每一次分享、收到的每一個「讚」、每一個主動跟我聯繫的女性，都讓我獲得渴望已久的共鳴和理解。最後，我終於在家裡獲得一樣的回應，那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後來我寫了一篇後續文章，談到我家在情緒勞動方面的改變：我先生突然承擔起原本一直由我負責的任務，而且完全不需要我開口要求。某天早上我換衣服時，發現我最喜歡的褲子已經摺好放進衣櫥，那條褲子不是我洗的、烘的，更不是我摺的。我看到冰箱裡快喝完的牛奶在我沒有要求下已經補貨完成的，頓時感受到一陣愛意湧上心頭。這些任務並不麻煩，體力上的分擔可說是微乎其微。這些事情一直以來都是由我負責的，大多時候我並不覺得這些任務對我造成很大的負擔。

令我驚訝的不是那些行為本身，而是那些任務對我先生來說不再是隱形的。我知道，當他開始接手那些原本由我負責的任務時，他終於第一次完整地看到我的付出。他對我的生活和優先要務有了新的理解。也許打從一開始，我想得到的東西就是這些：我想要有「被看見」的感覺，想要感覺自己是重要的，想要知道每天我做的情緒勞動是有價值的。

但萬一我先生不是那樣的人呢，萬一他不僅拒絕承認我的情緒勞動，也拒絕承認這種勞動的存在，那會變成怎樣？如果我不是靠寫作為生的人，無法藉由文字對外表達我的想法，藉此療癒那種希望被看到的傷痛，那會變成什麼樣子？當我們是唯一看到情緒勞動的人時，我們該如何面對？

我的一位採訪對象芭特勒，其觀點是源自一個非常具體的基督教世界觀，但她的言談中有一個東西是我無法忽視的：價值。她接受我的訪問時，一再提到這點。儘管她的先生從不承擔情緒勞動，儘管她是生活在一個不承認情緒勞動很重要的世界裡，她從未忘記自己從事的工作深具價值。我花了整本書的篇幅來主張情緒勞動是有價值的，以及我們的伴侶、社會、更廣泛的文化都應該重視情緒勞動，但這個等式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部分。

我們必須開始重視自己內心的情緒勞動。

沒有人承認這項工作有價值，精神負擔持續隱於無形，而且這項工作雖然必要卻吃力不討好時，我們必須想辦法暫停下來，肯定自己從事的情緒勞動。我們必須堅信這項工作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若是毫無價值，我們就不會做了。如果這項工作不是為了讓世界繼續運轉（讓家人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讓友誼變得更深厚，讓家裡變得更有效率，讓孩子感覺更舒適），我們就不會做了。我們的社會中持續流傳著一種根深柢固的有害觀點，認為女性老是浪費時間擔心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然而這種觀點與事實相去甚遠。我們偶爾會太拘泥於細節，但大致上來說，我們之所以關心那些細節，是因為我們知道那些細節會使周遭世界變得更好。

我們之所以投入情緒勞動，是因為我們關心，而且我們關心的事情很重要。這種說法並不會因為下列因素而變：妳的伴侶是否記得妳叫他為寵物預約獸醫；妳的伴侶是否幫小孩更換尿布，還是坐在沙發上無視孩子身上飄出的屎味。妳承擔情緒勞動時，妳帶來的價值與他人無關。妳自己看到了那份工作，把它承接起來，而且妳很重視它。

我們的情緒勞動是一種資產，它讓我們深入參與生活、家庭、孩子、親友。從事情緒勞動不只是為了維持事情的順利運作而已，它也讓一切保持聯繫，從我們的社交關係到我們的組織系統都緊密相連。情緒勞動技能讓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看到全局，幫我們及所愛的人過得踏實安心。情緒勞動不是一種需要逃避的負擔，而是一種強大的技能，可以讓我們和周遭的人生活得更好。

我們需要創造空間，讓男人和女人都能體驗情緒勞動的力量和價值。我們可能以為自己的微觀管理是一種愛的表現（通常是），但也剝奪了我們所愛的人為自己的生活充分承擔責任的機會。他們需要創造自己的系統，建立自己的情感連結，確立自己的優先要務，而不是在別人為他們打造的生活中遊走。我們不該再把自己塑造成犧牲者，應該開始設定界限，不再讓情緒勞動壓垮我們，而是善用那些技能，把生活過得更充實。雖然我們常把情緒勞動視為純粹服務他人的活動，我們也可以利用那種技能，把自己照顧得更好。我們可以自問：「什麼事情可以讓我感到舒適快樂？」就好像我們有意和無意間為周遭人所做的那樣。妳可以規劃放鬆活動，為妳喜歡的活動騰出時間，投入平等的關係（妳知道妳付出的情緒勞動和得到的一樣多），規劃為妳帶來快樂、培養感情的節慶派對（但是，如果規劃派對讓妳覺得壓力很大，也許妳應該放棄一些完美主義）。我們可以把想要展現的情緒勞動列為優先要務，捨棄那些對我們無益的勞動。我們不僅可以在個人生活中這麼做，在外界也可以這樣做。我們可以在職場上運用情緒勞動的技能，而不是讓主流文化告訴我們，我們的方式不是最好的。關注細節讓我們更有優勢，指派任務是我們的強項。我們觀看全局時，把每個人的舒適和幸福牢記在心中，可以激發創新。如果其他人無法看到其中的價值，那是他們的損失，而不是我們的損失。但是對我們而言，我們應該在瞭解那些情緒勞動的價值下邁向未來，也就是你必須確切知道情緒勞動在何時何地對我們及所愛的人最有益。

北京零公里／北京千年的血淚史

文、圖節錄自麥田

圖／麥田提供

只有一種沒有我執的活貨，就是那些橫死前已經癡呆的可憐人，北京城可說比其他地方更盛產這樣的活貨。集權之所在、也是暴力和殺戮之所歸——一方「北京零公里」地標，埋葬數代亡魂。

內容簡介：以北京作為「方法」，叩問何為歷史？陳冠中彳亍歷史廢墟，揀拾斷爛朝報，宛如「拾荒者」。《北京零公里》思維之勁爆、想像之奇詭，少有人能出其右。這部小說為北京城作傳，始於遼代，終於共和國新時代，上下近千年，正史、野史、祕史無所不及，甚至包括科幻鬼魅驚悚元素。陳冠中大膽糅合各種文類和風格書寫北京，自然令人側目。但他並非故作驚人之舉，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京城考掘學。他要探勘「小說」北京的極限。

作者介紹：陳冠中 ，他於1976年在香港創辦《號外》雜誌，擔任出版人一職至1999年。1980年代從事電影編劇和監製工作。1995年他參與創辦台灣超級電視台，並為北京《讀書》月刊境外繁體版的出版人（1994年至1997年）。2008年至2011年他出任國際綠色和平總部的理事，現為香港大學名譽院士、台灣《思想》季刊編委。陳冠中1952年出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四十歲後分別在台北住了六年、北京二十一年，現來回香港和北京兩地。

搶先試閱：〈槍聲已從各方傳到零公里的廣場〉

從五月中旬開始，廣場上多了外地大學生和陌生的面孔，估計外省有一百多所高校的學生進京，人數一度高達四十萬。五月二十日的戒嚴令出來之後，各地進京的戒嚴部隊被市民圍阻在郊外和街頭。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遊行者，過新華門時，高喊李鵬下臺者有之，打倒鄧小平之聲也有之。廣場上白天有十萬人，晚上增至三十萬。各界支持者和本地外地高校學生在廣場人來人往，長安街每個路口都有市民和學生把守。五月二十三日雨中還有數十萬人參加遊行。之後幾天，廣場人數減少，外地學生回去的比進城的多。到二十八日，大小商店恢復常態，市面平靜。在剛到北京的外地學生普遍反對撤離的情緒下，廣場學生的自治聯合會推翻了之前的於五月三十日撤離的決議，堅持留守，雖然廣場上長駐人數已由高峰時期的三十萬減至不足一萬。拖到六月初，廣場上豎起了民主女神像，帳蓬也換新的了，但學生已疲備不堪。廣場上的各類組織誰也不聽誰的，之前十來天之中，各種翻來覆去的撤退和不撤退的決議和呼籲，沒能讓北高聯學生、外高聯學生、工人自治聯成員和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絕食團以及各特別行動隊取得共識，一致進退。戒嚴第十一天六一兒童節晚上，四月底才從美國回來的劉曉波在北師大門口發表絕食演講，翌日六月二日下午劉曉波與四通集團的周舵、師大周報前編輯高新、台灣歌手侯德健一起加入學生絕食行列，替已在降溫的廣場添了把火，準備以絕食接力的方法，跟黨中央打持久戰。兩萬人在紀念碑前圍觀他們發表絕食宣言。

思芒知道自己夠無聊，跟在白衣女孩和高大男生的後面，像在盯梢。從後面看，眼前的女生更像思芒夢想中程叢林畫中的白衣女孩。她的走姿體態扭動也是思芒喜歡的。思芒忍不住盯著看白衣女孩的小細腰和黑色寬腿褲沒掩住的小翹臀。出了廣場，高大男生就不拍照了，兩人急步不停。到了東單路口，高大男生把白衣女孩送上了麵麵包車載走，然後自己走到對面馬路，上了一輛有司機等著的菲亞特小土豆轎車，坐進駕駛位，揚長而去，那個司機則徒步離去。他是萬元戶？三資企業高管？港臺記者？華僑子弟？高幹子弟？思芒在順德倒爺那邊走貨有過見識，看出這個半熟臉撚樣掛在脖子上的，可是一部有內置電子閃光燈、自動對焦、全自動變焦功能、三十五釐米單鏡頭反光的日本賓得最新款照相機，怪不得他在廣場拍照時那麼顧盼自雄。不過當年廣場上有不少記者和市民，脖子上都掛著進口單反相機在拍照，行為上並不突兀。

思芒帶著瓶小二和花生米回到六部口家，打算小喝幾口睡一覺，明天又是另一天，明天再說。但明天不是一般的一天，明天是六月三日。不用等到天亮，淩晨一時許，廣場上高自聯、工自聯的廣播站，先後發出緊急呼籲，戒嚴部隊已開始全面進城，從多條道路向廣場進發，市民百姓和學生在各處阻攔軍隊，多地發生軍隊跟民眾的衝突。萬餘名年輕士兵沿長安街徒步跑向天安門廣場，遭市民攔阻。餘思芒在嘈雜聲中驟醒，酒意全消，飛奔至長安街，只見從六部口到對街的電報大樓路邊，全是市民，包圍著士兵，軍車都被隔離墩圍住，原來軍隊已來到了他們家門口。中南海正門西側外，四輛坐滿便衣軍人的大客車受困，輪胎給放了氣。他轉到西單十字路口一看，一輛滿載士兵的大客車也被團團人海圍住了。首都電影院附近更有三輛大客車被圍困，輪胎也給放了氣，其中一輛是裝載輜重的，學生上車拿出槍枝，像展示證據般排放在車頂示眾。破曉時分，學生在新華門前展示從各處的進城部隊手中繳獲的軍帽和軍靴。廣場上學運之聲廣播站宣佈：「我們勝利了！瞧，學生和市民聯成一體。」

思芒那天一直在廣場和西單一帶走動，見哪兒有風吹草動就去哪兒，沒有再碰到白衣女孩和那個高大男生。三十年後，思芒才會在北京再遇到這位白衣女孩。至於那位單反相機不離身的半熟臉高大男生，思芒很快將會意外地和他打個瞬間照面，銘心刻骨，沒世難忘。

下午一時許，在六部口的馬路中間，數千市民又截住了一輛大客車，車上滿載著槍枝彈藥。幾個青年站在客車頂上，用帶刺刀的步槍挑著鋼盔向周圍民眾展示檢獲，不時向圍觀者打著V型勝利手勢，車頂上還架著一挺機關槍。下午二時三十分左右，數百名武裝員警向六部口聚集的人群施放催淚瓦斯，並趁勢以警棍驅散人群，迅速奪回並轉移了槍枝彈藥。衝突中有平民頭破血流，一個小孩被催淚彈的爆破炸掉了一條腿，小孩的母親站立著大哭不知所措。民眾中有人投石還擊，武裝員警退入中南海西大門內。

下午五時許，三千名官兵突然從人民大會堂冒出來，往廣場推進，受市民和學生阻擋，雙方對峙。六時下班時分，長安街人山人海，人多到騎自行車的都只能推著車走，有些車後座上還帶著孩子，大家心照不宣的聚攏在長安街，三五成群的討論交換白天的消息。到晚上八時，長安街依然燈火通明，人頭湧動，人民大會堂西側的戒嚴部隊退入大會堂建築內，對峙的群眾高呼勝利。這時軍方直升機在廣場上空盤旋。民眾來去如潮水，不到九時，市民回家或去外圍攔截軍隊，廣場以外，偌大的長安街只剩下千把人。思芒這時候也回了家，邊吃剩飯邊向被禁足的亞芒講述今天的見聞，最後加了一句說：今天算是見證了歷史。耳邊，新聞廣播發佈警告：市民今晚不要上街。

晚上十時過後，氣氛大變，消息已傳開，離廣場五公里的木樨地，軍隊真槍實彈開槍了。思芒已經再回到街頭。在電報大樓和西六部口的長安街路段上，一輛軍車和兩輛公共汽車擋在路中，正在熊熊燃燒。在廣場西北側，思芒看著北京急救中心的救護車，拉上了在木樨地受傷、送到廣場急救站的傷者，又息笛開往西南方。廣場有人喊道：不是橡膠子彈，是炸子兒！此時從西邊進城的二十七軍，沿途向在住宅樓上臨窗張望的市民開槍，掃射了途經的部長樓。

十一時三十分左右，一輛裝甲車全速疾馳闖過廣場，沿長安街往東、駛向大北窯方向，有人趁裝甲車被護欄卡住，向它投擲了幾個燃燒瓶，裝甲車開足馬力碾過護欄逃去。

槍聲已從各方傳到零公里的廣場。

淩晨一時許開始，高音喇叭重複廣播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的緊急通告，稱首都今晚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凡在廣場不聽勸告立即離開者，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大部分市民和一些學生開始離開廣場。此時戒嚴部隊已經包圍了廣場，部隊一支在前門箭樓以北、毛澤東紀念堂以南的廣場上，一支在歷史博物館北門和台階上，一支在人大會堂內候命，另外十幾輛軍用卡車到了金水橋。思芒也回到六部口家中。

亞芒早已經醒了，穿好了衣服，留意著哥哥的動靜。廣場一部分撤出的學生到了六部口與市民再度匯合。思芒聽到人聲又坐不住要出門，亞芒立刻跟上說，哥，我也去，我要見證歷史！繼母楊秀玉並沒有睡，馬上伸頭出房門說，亞芒，去啥地方？弗許去！思芒代弟弟回答說，我們就在家門口看看。說罷兄弟倆就竄了出去。

家門口，最熟悉的地方，最陌生的場景。是夜，不說其他地方，在零公里周圍，東邊的長安街，一百多輛坦克和軍車轟隆隆地由東往西行駛，車頂有士兵持衝鋒槍，哪兒有動靜就射向哪兒。靠近廣場東側的南池子和北京飯店前有市民遭槍擊而死。西邊電報大樓前，坦克一輛挨著一輛，市民用磚頭投擲或大喊一聲法西斯，立即會遭到亂槍射擊回應。在六部口，士兵開槍掃射抗議市民，多人死亡，屍體倒在長安街的行道樹下，有男有女，受傷市民躲在各個巷子。西單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排長被打死，屍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上。

夜未央，在西單路口，思芒和亞芒，跟著十多名附近居民，躲在路邊幾輛側翻的麵麵包車後面，抻著頭，使勁的張望長安街上幾十米外的坦克和一隊一隊的步兵，他們在向廣場推進。「我為什麼要做這種蠢事？說什麼咱們在見證歷史、歷史就在咱們眼前發生、我整個一大傻逼！前兩天我還嘲笑亞芒只會吃，不長個。不長個就不長個，看不著就看不著，我發哪門子神經，做這麼多餘的動作？我拉了一把亞芒，不等亞芒回應，貓腰下蹲把他架到了脖子上。那個瞬間，那個不真實的瞬間，一切不應該發生的錯誤糾結在一起的永劫不復瞬間！我正順勢蹬地要起身的那刻，感到左上方有光閃了一下，我的頭微側向左，剛好瞄到左身旁一名高大的男子，正在矮身往下蹲，他剛按過有內置閃光燈的相機的快門、咧著嘴臉上還掛著傻笑，我馱著亞芒正往起站，我上他下，打了個照面，我沒想到要阻止自己站起來，其實根本也來不及不站起來，我剛一收緊屁股肌肉，一聲爆響，震人的撞擊力讓亞芒從我的脖子上倒飛出去，我也被震翻，頭背撞到地面，四腳朝天。那一刻我已經意識到，我害死了弟弟。」余思芒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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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

文、圖節錄自時報出版

圖／時報出版提供

薪資停滯、買不起房，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動盪全球的氣候危機隨之而來！最壞的災難時代，如何扭轉為人類生存的最大機會？

內容簡介：每一次大規模的全球災難，都是一次人類集體意識反省的機會《刻不容緩》收入十八篇以研究和報導為基礎的長篇文章，記錄了氣候危機從遙遠的威脅演變成燃眉之急的經過，也證明這位當代思想家極具開創性的洞見和哲思。在這個海平面上升、仇恨日益劇烈的年代，每一次大規模的全球災難，都是一次人類集體意識反省的機會。這本書以撼動人心的呼聲籲請眾人轉變，提醒我們若未能起身行動，將會帶來無可挽回的後果。我們需要新的政治，我們需要新的經濟模式，唯有大膽、釜底抽薪的行動，能喚醒我們為人類的生存奮戰──趁現在還來得及。

作者介紹：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獲獎無數的記者、專欄作家、當代重要思想家及公共知識分子。著作包含國際暢銷書《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及《不能光說NO》。她是《攔截》（The Intercept）新聞網資深顧問、典型媒體中心（Type Media Center）海鸚寫作學者（Puffin Writing Fellow），並為《國家》（The Nation）和《衛報》（The Guardian）撰稿。克萊恩同時擔任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媒體、文化和女性主義研究的首位葛洛麗亞．史坦能講座教授（Gloria Steinem Endowed Chair），也是氣候正義組織「躍進」（The Leap）的共同創辦人。

搶先試閱：〈資本主義vs.氣候〉

就是沒有辦法拿一種誹謗集體行動、尊敬完全市場自由的信仰體系，解決一個需要空前規模的集體行動和積極約束市場力量才能解決的問題。市場力量，正是當初造成這場危機、現在又讓它雪上加霜的因素。

二○一一年十一月

第四排的男士有問題。

他介紹自己名叫理查．羅斯柴爾德（Richard Rothschild）。他告訴大家他要參選馬里蘭喀拉爾縣（Carroll County）的縣長，因為他已做成結論：對抗全球暖化的政策其實是在「攻擊中產階級美國的資本主義」。他對群集華府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的討論小組提出這個問題：

「這整個運動有沒有可能是一座綠色的特洛伊木馬，肚子裡裝滿紅色的馬克思社經教義呢？」

這裡是哈特蘭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的第六次氣候變遷國際會議（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對於竭力否認「人類行為正使全球暖化」這個壓倒性科學共識的人士來說，這是最重要的集會。在這裡，羅斯柴爾德的問題是明知故問。就像在德國中央銀行官員的會議上問希臘人靠不靠得住一樣。儘管如此，討論小組不會放過這個告訴提問者他說得有多正確的機會。

企業競爭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克里斯．何納（Chris Horner）專門以麻煩的訴訟和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釣魚式盤問」（fishing expedition）來騷擾氣候科學家。他調整了桌上的麥克風。「你可以相信這和氣候有關，」他幽幽地說：「很多人也這麼相信，但那不是合理的信念。」過早泛白的髮讓他看起來像右派版的安德森．古柏（Anderson Cooper），何納喜歡引用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真正的問題不在這裡。」真正的問題，顯然是「沒有哪個自由社會會做這個議程要求的事……第一步是去除這些叨叨絮絮、一直擋路的自由。」

依照哈特蘭的標準，「氣候變遷是竊取美國自由的陰謀」是平淡無奇的主張。在這為期兩天的會議中，我將得知歐巴馬支持在地經營生物燃料提煉廠的競選承諾實為「綠色社區主義」，就類似「毛澤東要家家戶戶在後院設置煉鋼站」的計畫（出自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派崔克．麥克斯［Patrick Michaels］）；氣候變遷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掩護馬」（出自前共和黨參議員、退休太空人哈利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還有環保人士就像阿茲特克的祭司，犧牲無數人的性命來安撫神明、改變天氣（出自否認派權威網站ClimateDepot的編輯馬克．摩蘭諾［Marc Morano］）。

但最重要的是，我將聽到第四排這位縣長所述意見的各種說法：氣候變遷是一座設計來廢除資本主義、以某種生態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特洛伊木馬。會議講者拉瑞．貝爾（Larry Bell）在他的新書《腐化的氣候》（Climate of Corruption）裡說得簡單扼要：「氣候變遷跟環境狀況沒什麼關係，跟為了重新分配全球財富的利益而桎梏資本主義、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比較有關係」。

沒錯，當然，有種託詞是，這些代表駁斥氣候科學，是基於對數據資料的見解嚴重分歧。會議發起人也不遺餘力地模仿可信的科學會議，稱這次集會為「修復科學方法」甚至採用組織頭字語「ICCC」，只和世界氣候變遷權威：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IPCC」差一個字。但這裡呈現的科學理論都很古老，而且不被採信很久了。也沒有人試著解釋為什麼每一位講者說的內容好像互相矛盾。（到底是沒有暖化，還是有暖化但不成問題？如果沒有暖化，那太陽黑子致使溫度升高的討論又是怎麼回事？）

否認派不是因為發現什麼隱祕的社會主義計畫才認定氣候變遷是左派的陰謀。他們嚴格檢視了世界必須做些什麼以符合氣候科學所要求那麼激烈、急劇地降低全球排放，而做出這樣的分析。他們斷定，唯有採用與他們「自由市場」信仰對立的方式徹底重整經濟政治秩序，才能把全球排放降低到那種程度。如英國部落客及哈特蘭固定成員詹姆斯．德林波勒（James Delingpole）指出：「現代環境保護理論成功地推動許多親左派的理念：財富重分配、較高的稅、更強烈的政府干預和管制。」哈特蘭的巴斯特說得更直接：對左派來說，「氣候變遷完美無比……因為氣候變遷，我們該做左派想做的每一件事」。

這是頗令我為難的事實：他們沒有錯。在我進一步說明前，先讓我徹底做個澄清：如同全球九七％氣候科學家所表明，哈特蘭一派在科學方面錯得離譜。經由燃燒化石燃料和燒毀我們的森林釋放到大氣的吸熱氣體，已經致使氣溫上升。如果我們不在這個十年結束前轉換一條截然不同的能源途徑，一定會迎來痛苦的世界。

雖然哈特蘭一派喜歡召喚共產主義的幽靈來恐嚇美國人的氣候行動（一場哈特蘭會議的嘉賓，前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說，試圖阻止全球暖化，就類似「共產主義的中央計畫人員企圖掌控整個社會」。），但真相是，蘇維埃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對氣候而言是場災難。它和資本主義一樣熱情洋溢地吞噬資源，也和資本主義一樣滿不在乎地嘔出廢棄物：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捷克和俄羅斯的人均碳足跡甚至比英國、加拿大和澳洲還要高。雖然有人指著中國炫目的再生能源計畫，主張唯有中央集權的政權能完成綠能工作，但中國的指揮控制型經濟仍持續與自然全面交戰，包括極具破壞性的大壩、超級高速公路和以榨取為基礎的能源計畫，尤其是煤礦。

回應氣候威脅固然需要有人願意進行所有層級的產業計畫和強大的政府行動，但有些最成功的氣候解決方案是引導這些干預工作，將權力及掌控權有系統地分散、下放給社區層級，不論是透過社區掌控的再生能源、生態農業，或真正對使用者負責的運輸系統。

這就是哈特蘭一派有充分理由害怕之處：要做到這些新的系統，就需要切碎主宰全球經濟三十多年的自由市場意識型態。

呼吸／該發生的最後都會發生

祁立峰聯合報

《呼吸》書影。（圖／鸚鵡螺文化提供）

推薦書：姜峯楠《呼吸》（鸚鵡螺文化出版）

我應該跟大部分台灣讀者一樣，從電影《異星入境》認識姜峯楠（Ted Chiang）這個作家，他僅有十五篇中短篇小說作品，但拿下四座雨果獎、四座星雲獎。我初看這電影，就被其中的外星高智能生物、星際國際關係與語言學震懾，這是何其新穎又鉅作的世界觀啊。

在原著〈妳一生的預言〉裡，有著七隻觸角的外星生物「七腳族」，每一面長了一顆眼睛，因此他們沒有所謂的正面與背面，而他們的文字與地球所有表音表意文字全然不同。七腳族文字類似「招財進寶」四個字盤根錯節成了一種新圖案。當一個句子發展成一篇文章，主詞受詞時態全部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幅巨大的圓形圖案。當語言學家終於學會七腳族的文字時，她發現他們的文明是一種預言式存在。並不是七腳族可以預言未來，而是他們的過去現在未來同時發生，並存在一張巨型圖案上。

當然，我覺得原著有著濃厚的詩意與形上學，這顯然仍不符合好萊塢，因此在電影改編裡，添增了各國角力，語言作為武器，以及智能生物希望幫助地球人在未來度過劫難等等解釋。

事實上，姜峯楠風格的科幻是不需要解釋的。他的短篇往往戛然而止，卻又餘韻無窮。像《呼吸》裡的〈商人與鍊金術師之門〉，巴格達裡有一座年拱門，穿越之後，可以選擇到二十年前或二十年後。這其實是姜峯楠小說裡的某種套路，該發生的最後都會發生，歷史無由更改，或說正因為我們試圖更改過去的現在進行式，成就了看似新的卻其實又是唯一的未來。他有好幾篇作品都在探討這般由康德、黑格爾反覆辯證的「自由意志」。

在〈天註定〉這個僅一千多字的極短篇裡，姜寫了一個發明叫「預知器」。當你要按下預知器的前一秒，預知器的紅燈就會亮起。許多人試用後發瘋了，得了「不動不語症」，因為人的意志都在上帝或某種高層主宰中，再也沒所謂自由可言。同樣概念也在〈虛擬生物的生命周期〉，遊戲公司開發出類似寶可夢的「數位寶」，作為人類的寵物伴侶。但隨玩家減少伺服器關閉，鐵粉決定將他們的數位寶複製並終生為伴。這是AI到極限的思索。而我最喜歡《呼吸》的短篇應該是〈焦慮是因為自由令人眼花撩亂〉，描寫一種稱之為「平宇訊」的筆電，人們可以搜尋平行宇宙的另一個自己，跟他對話，討論在做了平行時空選擇之後的另外一個自己過得如何？

我們以自由意志做了選擇，但看似南轅北轍的人生，卻又若合符節地相似，這可能是人之為人最無力也最沉重的寓意——即史詩裡所謂的「命運」。我覺得姜峯楠的小說相較於硬科幻，更存有一種對人類文明的哲學反思。而這其實也是科幻的基源。我們因為生理構造、環境，甚至氣候、大氣壓力等等，變成如今的模樣。如果一切重來我們能有所改變嗎？會否建構出另一種思維模式與文明？這可能是科幻小說家藉著想像與幻設，真正希望詰辯的大哉問。

‧垃圾比魚多台灣海洋在求救
2019年春初，黑潮開始針對台灣受創最嚴重的東北及西南海域，進行史上首次跨季度海洋調查。經歷400多個日子與十多次航程後，初探調查結果在日前出爐。此刻，他們迫切的想告訴所有人：大海，在求救。

‧紫禁長塹天子腳下的門禁
除卻故宮、天壇和天安門廣場，一道道蜿蜒於高丘低壑間的長城古老建築群，無疑也成為東、西方遊客抵京之際，必定躬身造訪的歷史景點。千百年來天子腳下的門禁，於今正式向全球開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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