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名單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多元、超然、創新。容納了不同專業背景者，是多元；顯然有打破藍綠框架的努力，是超然；裡面有不少金頭腦級的另類人物，是創新。這張名單顯然是憑龍應台的個人情面組成的，但漂亮的董監事名單，與想要把公視變成ＢＢＣ，絕對不是一回事。

「公視」要像個「公視」，至少要脫離政治黑手的操控。這場公視董監事換屆風波，已經鬧了二十個月。主要的原因，是扁政府想要用他「派進」公視的人馬，「占據」、「掌控」公視，結果還因人事糾紛鬧上了法院，這場圖窮匕現的人事醜劇，遂成為公視開台十四年來「收視率」最佳的「節目」。

龍應台不像是會用政治立場「占領」公視者，而這張新的董監事名單也差堪信任其不至於用政治色彩來汙染公視。這應是新的公視董監事至少應當為社會作出的貢獻，亦即讓「公視」像個「公視」，不能再淪為政黨或政治流派的分支機構。

然而，這只是公視精神與形象的療傷與再造，至於新的董監事在公視的節目內容及社會效益上能有什麼興革，其實仍然令人悲觀。基本的問題是：以台灣的經濟及社會規模，能不能支撐一個叫好又叫座的公視？正如各地到處可見以「文化」為名的「蚊子館」，公視的宿命是否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

倘係如此，何不改成節目製作坊，或以公帑獎勵民間的秀異節目，這或許比維持一個不死不活的公視要理智得多。沒有幾個觀眾的公視，與沒有幾個旅客的機場何異？

谷開來案不只是一件殺人案，同時也摻雜了權貴貪腐、豪門汙亂、路線鬥爭、心腹背叛、乃至高層政治角力等因素；其間情節之錯綜複雜及詭異邪辟，令人聞之背脊發涼。今天谷開來案走到公開審判的地步，至少是嘗試以司法途徑而非黨政私刑處置，值得正面看待；但中共在審判谷開來之際，外界其實同時也在審視中國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及中共高層領導的有效性。

目前谷開來案最大的爭議，在於案件是否僅追究谷開來涉嫌毒殺海伍德的刑事部份，卻將其餘全部切割而去。包括谷開來和海伍德之間的不正常金錢往來，薄熙來在此案是否事先知情或事後包庇，乃至薄家其他沸沸揚揚的濫權腐敗問題，是否均將略而不提？亦即，是否起訴僅限谷開來及從犯勤務員張曉軍，目的在將究責範圍限縮到最小；若只將焦點對準謀殺事件，則顯然意在避開高官貪腐濫權的政治糾葛。如此一刀切割，表面看似乾淨俐落，其實卻是欲蓋彌彰；而若將內幕層層剖開，不僅薄熙來無所遁逃，中共統治階層恐都要同蒙其羞。

薄熙來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及重慶模式「唱紅打黑」的英雄，其妻偕同家中勤務員共謀殺死有金錢糾紛之外國友人，就算他事前未參與謀劃，若事後竟一手為之遮掩，其濫權包庇之罪難道停止黨職處分就可以交代，而不需要接受法律制裁？包括王立軍因知曉內情為逃避追殺而投奔成都美國領事館，其凶險驚悚較之電影情節猶有過之，這些段落，難道能像默片一般無言地帶過？

正值十八大領導班子更替前夕，中共希望降低此案的政治衝擊，自不難想像。但對外界而言，重要的不是時機，重要的其實是處理態度。這麼一個涉及多層面的案件，選擇先從殺人案下手審理，當然符合「先易後難」的原則；但如果半年多來的沸沸揚揚，卻僅以一個殺人案杜各方的悠悠之口，而不追究濫權、貪腐問題，那毋寧太過簡化，也不合乎比例原則。

辦殺人，當然比辦貪腐容易；但光究辦殺人事件，就無法觸及體制內部的真正病灶，也就難以對其他黨政官員產生警惕作用，更不會形成一個法制立威的典範案例。就這麼一個重量級的案件而言，如此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便終難脫避重就輕之譏。果真如此，再怎麼公開審判，都令人覺得只是藉法律儀式遮掩不堪聞問的政治真相罷了。

目前外界對此案的臆測，谷開來最重可能被判處死刑，仍可上訴；但在歐洲國家反對死刑的情況下，也可能以其具有「精神疾病」為由，而訴請死緩。至於薄熙來，最後則可能是開除黨籍處分。這樣的劇本，當然是根據中共一向的政治文化所編寫；但人們也期待實際情節不會如此刻板，一切皆依黨中央既定安排發展，而能有些出格的變化，為中國大陸的法治開闢新境。

第8次江陳會未演先轟動，最受關注的是兩岸簽署投保協議後，真能為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權益提供充分保障？比較而言，過去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權益保障，僅能依賴大陸公布的「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單方面提供保護措施，我方政府無置喙餘地；大陸台商如果遇到經貿糾紛或投資權益、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情事，只能透過海基會函請海協會協助，轉請大陸相關部門處理。兩岸投保協議為雙邊協議，不同於過去大陸單方面立法，雙方主管機關將依協議建立聯繫平台及相關協處機制，落實執行協議，對台商投資權益提供制度化保障。

以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為例，一般國際投資協定通常不會有特別具體規定，最多僅在「最低標準待遇」中做原則性的規範；大陸與其他139個國家所簽訂的投保協定，也都沒有。兩岸投保協議對台商及所屬員工、眷屬人身自由受限制的刑事案件，提供24小時內通知家屬（或所屬企業）的國民待遇；並會透過兩岸已經簽署的「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所建立的「主管機關通報」機制進行通報。這些機制的建置，超出國際慣例，對台商在大陸的人身安全提供更大的保障。

爭端解決機制之安排，是兩岸投保協議受到關切的另一個重點。依投保協議建立的新機制，與現行機制最大的不同在於仲裁方式。過去，依「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規定，台商若要選擇仲裁方式處理投資人間（P2P）爭端，只能選擇由大陸的仲裁機構協處。新的機制明定，在合意的前提下，爭端當事人雙方可自主選擇兩岸（包括台灣、大陸、香港）的仲裁機構，以及雙方合意的任何仲裁地點，由具有專業知識的國際仲裁人士進行仲裁程序。

針對投資人與大陸當地政府（P2G）發生的爭端，投保協議提出5種爭端解決方式供選擇，分別是經台商協會協助雙方直接協商、透過海基海協兩會請上一級政府單位出面協調、經由雙方主管機關在投保協議建立平台協處、共同請公正的第三方調解，以及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等，較現行機制僅得依大陸法規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有所突破。

綜合而言，兩岸未簽署投保協議，台商在大陸人身安全和投資權益保障，只能透過大陸片面提供，存在極高的不確定性；兩岸投保協議簽署後，雙方主管機關將建立聯繫機制，協同處理權益保障事項，制度化的加持可提供台商更大保障，值得肯定。

美中不足的是，有關24小時通知家屬的機制，涉及國安等事由被排除，家屬探視權、律師會見等基本權益事項也都沒有明確處理，可能造成人身安全保障的漏洞，未來應進一步協商加以完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證所稅案，雖已完成三讀，但過程中引發的反彈，以及未來執行的效果，都讓外界難以樂觀。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更在法案通過前重批政府「有勇無謀」，並強調在經濟不景氣時增稅是最不好的時機。馬政府被批，並非證所稅的概念不對，而是沒有提出好方案，加以選擇了一個壞時機，簡單說就是沒有「謀定而後動」。若套用蔡英文的邏輯，即出手前沒有好好「想想」，爭議幾十年的大問題卻倉促上場，難怪引來罵名。

推動證所稅積極的前財政部長劉憶如因該案而下台，現在批時政更加沒有顧忌了。最近她為文回顧早在去年六月她擔任經建會主委時，就在行政院會呼籲留意全球景氣趨緩，各部會應及早構思因應；隨後，政府歷經七個多月開會研商，政院在去年十二月已通過「經濟景氣因應方案」，但方案還未執行，如今面臨全球經濟更為嚴峻，政府的對策卻還停留在一場又一場「研議會議」與「舉辦座談會」。這個例子裡，政府是「想太多」嗎？為何至今還拿不出立竿見影的行動對策？

在朝如此，在野亦未必高明。論述是蔡英文的強項，但她四年黨主席任內提出的「十年政綱」，如今束諸高閣；兩岸政策除了「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誰還記得什麼具體內容？她卸任黨主席前說「要在互動中了解中國」，至今可有「互動」？她在總統大選中最不願聽到的「空心蔡」稱號，難道不就是因為「想太多，做太少」？

奧運五環的符號圖騰，代表五大洲團結的象徵及體育競技的榮耀。而這股由西方開始延展至東方的運動賽事，除了表象的運動競技，其內顯的含意，更為一股東西對抗、國力展現、文化生活與消費模式的形構比較。

當劉翔在雅典奧運奪金，為中國正在崛起的大國氣勢加持，劉翔成為打破長遠奧運意識運作下的「神話」。這面神話金牌，原本只象徵中國人也能在短跑沙漠中突圍，然而，因為投入者的主動參與，以及隨著國籍、種族、經濟等不同文化經驗與社會符碼加以解讀，「劉翔符號」開始轉意與多義。

「劉翔符號」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投射，劉翔象徵的是「民族符號」。這次倫敦奧運，劉翔的背號「一三五六」，數字被中國網友轉義，代表著十三億人、五十六個民族，光榮卻又沉重的民族符號；於是乎，央視的轉播員在十幾億的觀眾前流淚播報，網友在社群網站中投入了各種意見輿論戰。

「劉翔符號」是奧運精神包裝下，商品與廣告行銷最有利的保證，劉翔象徵了「商品符號」。奧運金牌所帶來「包裹式」的經濟支撐力，早已跨越整個奧運競賽單純為和平與友誼的象徵，奧運更是選手經濟的加冕、國力的象徵、媒體轉播的搶奪，與商業品牌大量置入與擴張的良機。北京奧運劉翔因傷退賽，贊助商損失約達台幣一百四十億元，這次倫敦劉翔一跌，廣告目標又將流失。

奧運精神的消費，某種程度是以「精神的」享樂主義為主軸，這些廣告行銷與選手金光閃閃的功名為配角，這是奧運文化消費的淺規則，也是花費高額門票與在電視前觀看消費者的參與模式，而劉翔便是這個消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符碼。

在藍綠政治惡鬥中，公視第四屆董事已經延任超過六百天，府院及執政黨長期失職怠惰，讓關切公視發展者痛心。因此，龍應台部長相對快速地再次提出公視董監事人選，並且納入包括歌手、作家等許多文化業界的「明星」，在行政效率與想像格局上，都值得肯定。所以社會也期待，審查委員們能夠拋棄政黨成見，秉持專業儘速完成審查，讓台灣的公共媒體邁進嶄新的格局。

不過，明星光彩並不是公視能夠依憑的力量，而許多產業界人士的新名單所昭示的「文化產業」方向，也不盡然是公共媒體的任務所在。公視當然是影視與文創產業的一環，但公共媒體更要照顧國內各族群、弱勢團體、不同公民的傳播權益，也需要培育非商業的、非主流的多元文化，才不辱「公共」之名。

更重要的是，要證明提名這些明星面孔的公視董事不是譁眾取寵，文化部需要更多的實質政策，讓公視成為「文化國力」的推動者。其中的重要指標，首先是立即修改公視法，擴大公共廣電媒體的經費與規模。我國公廣集團的預算只有卅億，僅僅是鄰近南韓的廿分之一，日本的百分之一，更不用與英國的ＢＢＣ相比。如果台灣的文化國力，不該只是日韓的「小指頭」，那麼文化部首要就是提出增加公廣經費的公視法修法，並且提出前瞻的財源規劃。

其次，要讓台灣影視產業能夠乘著公視飛向世界，也需要更清楚定位的境外頻道與影視產品發行管道規劃。增加經費之後，公視可不僅以台灣本地觀眾為足，更可透過境外頻道等作法，協助國內影視創作者向海外市場發展，朝「華人ＢＢＣ」的目標邁進。此一遠程目標，需要文化部協同ＮＣＣ等單位共同規劃配套措施，例如透過向商營媒體徵收「影視與音樂基金」等作法，才能夠引導資金流向內容製作，提高台灣影音產品的品質。

現階段最要緊的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情，準備迎接高一新生活。

雖然是高分低取，但是只要好好把握高中求學生涯，充實自我，在繁星推薦這一役上，還是可能揮出漂亮的全壘打。

在多年前有所謂的十八分錄取大學現象發生後，各大學為了美化其錄取分數，紛紛提高採計科目和加權比例，更為離譜的，有好幾所大學科系的錄取分數超過六百分以上，比台大等各類組的所謂「第一志願」還高很多。

現在大部分的大學科系能夠採五科或六科的就儘量採計，而可以加權兩倍的就加兩倍，換算結果就會有超過五六百分的分數出現。相對地，一些只採計最低三項，甚至沒有採計倍數加權者，其錄取分數可能就會相對地低。

因而，現在大學錄取分數，並非原始的錄取分數。在考前或選填志願時所謂的落點分析，也絕不是當初大學放榜時的錄取分數，而是有一個還原到原始分數的算法。

事實上，多年來高教改革，已讓大部分考生擺脫傳統以分數為主的選填志願方式，而重視興趣、能力與志向，並且會參酌學校的辦學績效。以此次本校各科系錄取分數和志願來看，發現其差距很大，有些學生是以前十志願來選填，有些則是四、五十的志願來選填；而在錄取分數上，最高者有差距到兩三百分，最低者也有三、四十分。可以看出，學生選填志願是多方面的考量，這點是有利於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讓各大學可以發展其特色來吸引學生。

不過，遺憾的是，媒體未能細看錄取分數所採計的科目及加權比例，就公布所謂的「最低」錄取分數，不僅不客觀，也會造成學校很大的傷害。以本校外文系為例，只採計三科且都未有任何加權，其他學校相同科系只要採取加權或多採計一科者，分數自然就會比較高，但這卻不是原始分數。

其實若要真正算所謂的最低錄取分數，應該以平均分數來採計會較客觀些。準此，本校外文系勝過其他十餘所學校外交系。但就教育本質而言，計較分數高下，意義畢竟不大。

事後媒體多用高ＥＱ、「巧妙閃避」來形容他面對這尷尬問題的回答；其實，林書豪心裡的答案清楚不過了。但問題不在答案，而在問題本身。長久以來，台灣社會習於要求他人公開表態，從性向、婚姻、宗教信仰、國族到政治傾向，都要說明自己的價值認同，這在政壇尤其普遍。沒想到，連林書豪也難逃厄運，而他不過是一名職業球星，完全跟政治沾不上邊。

這種到處追問「你是不是台灣人」，就算國籍不同，也要設法找出蛛絲馬跡確定對方「跟我同一國」的心態，背面映照出的影像，其實是對自己的缺乏自信。也因此，才需要透過這種強迫式的認同，確定自己的存在價值與特別之處。

除了國族與政治，台灣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被逼著表態的，還有婚姻議題。有時初次見面的人，若有人到了適婚年齡卻仍單身，免不了要遭在場人士群起「關心」：「為什麼不結婚？」「你一定是太挑了啦！」就只差沒問對方「到底是不是同志？」非得逼得對方表態，方才甘休。

每年媒體總喜歡以各系最低錄取分數，為科系做排名，然後再使用「傳統熱門科系」這種「定義不明」又完全仰賴「觀感」的模糊詞彙去解釋科系排名。

當「地理系」分數逐年攀高時，似乎沒有報導會指出「地理系」是現在的熱門科系，反倒全都怪到「台大情結」之上；可是新聞卻也從來不去平衡報導這些所謂的「冷門科系」中分數特別高的錄取生。

再者，報導的立場大多傾向否定「台大情結」，可媒體卻又喜歡以錄取台大的人數去為各高中做排名。

這些每年都出現、每家媒體都報導的新聞，造成了「議題設定」的效果，導致閱聽人接受這種簡陋的論述，甚至據此對高教進行評論，真是十分弔詭。

今年的颱風蘇拉依舊如此。秀林、阿里山、宜蘭諸多山區路斷屋毀，隔絕無援。「把他們強迫遷下來吧！」許多人呼籲說：至少都比年年修路救人省錢省事。

回答這個問題，我想舉雪霸山上一個ＹＡＧＩ為例證。她今年應該一百零六歲了。一○一歲的時候，她的孫女在山下和男人生了一個女兒，因為男方不願意扶養，滿月不久，就帶回山上，ＹＡＧＩ靠著老人年金，買奶粉餵曾孫女。等她六、七個月時，錢不夠用了，就餵她米湯。平時她在山野間收一點地瓜、芋頭、竹筍過活。有時撿到野靈芝，就像中了彩券。這樣，她把曾孫女養到了五歲多。試問，如果在山下，她要如何過活？

山上沒電有泉水，山下她沒錢交水電費；山上她有機會摘野生竹筍或靈芝，山下她一百多歲，去那裡找工作？山上她採地瓜野菜，山下她飢餓了，去什麼地方找食物？不僅是因為她年紀大，平地的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了，何況是人生地不熟的原住民？

是的，山下不會有土石流，但天天都是生存的威脅。山上有土石流，但只有颱風來的時候才有危險，平時還能種菜摘果生存。試問，土石流威脅大？還是山下的生存威脅大？這選擇難道不夠清楚嗎？

對都會的中產階級來說，或許這只是像小說裡寫的「飢餓遊戲」，但對原住民來說，卻是艱難的「生存戰爭」。很悲哀，很無奈，但很現實。

另一個典型的例證是請偏遠地區的小朋友來台北看演出。二○○八年金融海嘯後，文化界曾有人建議：要搶救文化展演的蕭條，要平衡城鄉差距，讓文化為全民共享，政府每年應撥出經費，購買兩廳院或其他展演場所的門票，提供偏遠地區的學生來觀看，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分享文化的果實。對文化團體而言，這也是最實際的支持。

這立意非常良善的願望，做起來卻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對偏遠地區孩子來說，這不只是看一場展演，而是一次長途的旅行。要支助一個花東、高雄的孩子來台北看展，門票有了，但旅費呢？看完夜間演出無法返回南部，要在台北過夜。住旅館、吃飯都要錢。這些錢，遠遠超過一張表演藝術的門票，那個偏鄉家庭出得起？更難的是，能不能找到老師來承擔照顧責任呢？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然而，缺乏底層生活體驗的都會人，實在很難想像匱乏的悲哀，也很難想像生存的艱難，會逼使人走向危險的邊緣，在邊緣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