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冷血隨機殺人的案例，台灣並不多見。三年前，失業男子黃富康從南投北上，假藉租屋名義殺死初次謀面的房東，更循址追至對方家中將其妻兒砍傷，堪稱是國內隨機殺人首例。落網時，他聲稱是從日本暴力漫畫得到的動機，殺人是為了「轉運」，把自己的噩運轉出去。

兩起殺人案反映的問題不可小覷。兩名兇手都沒有前科，殺人不是因為一時情緒失控，不是因為仇恨或利益衝突，只因個人境遇不佳，便尋找素不相識的對象下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無辜受害者。兩人作案前都經過思考策畫，從容下手，事後均無悔意，彷彿殺人只是像電子遊戲中殲敵一樣的事。

在一般人看來，這兩案兇手都很「變態」；但變態一詞，已不足以解釋此一冷血現象。兩人都沒有明顯的精神疾患，卻在光怪陸離的漫畫及網路世界受到病態的誘導；加上失業因素的催化，做出泯滅人性的事，而不覺得愧疚。無論是為了「想吃牢飯」而殺人，或為了「轉運」而殺人，都只殘留「生存」的欲望而失去「為人」的意義了。

目前台灣的行動寬頻服務，還是屬於第三代行動寬頻（３Ｇ）的網路。而４Ｇ與３Ｇ最大的差別，確實在於上網速度。３Ｇ的連線速度，在最佳的狀況下平均為一•五至二Ｍ左右，而４Ｇ行動寬頻則號稱可以到達一○○Ｍ以上。其他的細節不說，４Ｇ光是連線速度，就數十倍於現在的３Ｇ。就像從細水管換成粗水管一樣，一旦改以４Ｇ連線後，行動上網的速度必然會出現跳躍式的改善，也因此各界對於４Ｇ發照充滿了期待。

行動寬頻需要使用無線頻段，但因無線頻段數量有限，因此政府往往會將無線頻段劃分成好幾個大區塊，每個大區塊再細分為若干小區塊，每個區塊就像一個房間，做為發照的基礎。正因為頻段稀有，但需求很高，因此包含台灣在內的各國，都是用拍賣的方式來決定取得這些房間使用權的業者，同時又可增加國庫收益；過去３Ｇ執照拍賣的總得標金，便高達新台幣四百八十九億。

目前看來，４Ｇ執照的發放也會用拍賣來進行，而政府與業界也開始討論各種房間大小、拍賣方式及執照張數等技術問題。然而，目前最欠缺的，不是這些技術問題的討論，而是政府究竟想利用４Ｇ發照達成甚麼樣的政策目標。

４Ｇ發照可以帶來好幾種不同的效果。除了增加國庫收入外，執照的數目及是否保障新業者的優先權，也可能帶來促進競爭的效果。但是，千萬別忘了，當初提前發照的初衷，是為了提升上網速度，提供消費者價廉又物美的行動寬頻服務。然而，這些目標彼此可能存在著衝突牴觸的關係。例如增加國庫收入，意味著複雜的拍賣投標設計，以求拍賣金額可以飆高，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業者付出高價取得執照後，必然會將這個成本反應在價格上。

其次，過去政府基於以為業者多就是競爭高的迷思，喜歡把頻譜分割成很小的區塊，以增加執照數量。但ＷＩＭＡＸ的經驗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分割不當只會犧牲效率，且無法達到規模經濟，不利產業發展；何況在技術上，４Ｇ要達到高速上網，每個房間不能過小，才能達到最適效率。因此政府現階段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設計出複雜的拍賣機制，也不是如何把頻段盡量切割，而是要想清楚４Ｇ發照的核心目標到底為何。目標清楚，機制自然就會成形。

回到上網吃到飽的問題。由於行動寬頻的速度是分享式的，因此越多人在同一個區域同時上網，速度就會變慢。透過上網價格分級制度，大家不會毫無忌諱的使用頻寬，即可能減少資源被霸佔的情形；或者，增加行動寬頻基地台的數量及胃納量，也同樣可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打破上網吃到飽的做法並非唯一的方式。再者，必須注意的是：打破上網吃到飽後，最高等級用戶的價格，必然要超過目前吃到飽的價格，否則便不會有效，但業者是否可能藉此變相漲價，屆時恐怕連政府也搞不清楚，必須謹慎。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十八大召開以來有幾個值得關注的看點：一、與前幾屆中共黨大會的政治報告不同，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以專章的方式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約占總篇幅的十分之一；二、中共最高權力結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編制由9人恢復到了7人，刪減的兩個職務編制是備受爭議的文宣與政法委；與此同時，由嫻熟財稅金融的王岐山出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三、十八大閉幕未久，新總書記習近平與即將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即分別在第1次集體學習及相關會議中發表了談話。習近平指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導致亡黨亡國」；李克強則提出了3個觀點：一是「紅利說」，指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二是「專業說」，指出改革，「既需要政治勇氣與膽識，同時還需要智慧與系統的知識」，三是「創新說」，指改革「既要有頂層設計，又要有基層創造」。綜合這些觀察，可以看出十八大之後的中國大陸，正呈現出兩個新氣象：反腐；改革。

首先，中共領導高層顯然十分清楚當前大陸的腐敗問題已到了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地步了，否則，就導致「亡黨亡國」。而要認真面對，就必須推動全面尤其是包含了政治體制在內的改革，但政改牽涉甚廣，難度又高，必然先有切入點，反腐應該就是一個最好的切入點。反腐有成，即可獲民意廣泛支持，進一步針對既得利益者進行改革。反腐不僅需要決心、魄力、膽識，還需要專業，尤其是財稅與金融方面的專業，王岐山顯然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其次，經過了30年的高速發展，有利於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形勢正在出現變化：全球化趨勢面臨了諸多阻力，保護主義方興未艾，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正在瓦解，各國迫於負債壓力不得不厲行財政緊縮，換言之，過去有利於中國出口的全球化形勢不再；與此同時，勞動力的低廉優勢也正在消退之中；還有，環境生態的嚴重惡化也終於讓執政當局了解到環保生態的重要，換言之，長期因透支環保而享受到的低成本出口優勢也不可持續；與此類似的，還有對弱勢者如勞工與農民權益的忽視同樣不可持續，凡此諸多「紅利」的喪失對中國今後的經濟增長顯然不利，唯一能夠抵消這些喪失的紅利，就是改革，因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過去受惠於體制的不斷改革，每改革一步，就釋放更多的經濟能量，而顯然中國的體制相較於發達國家，離完善程度尚遠，亦即表示，中國還有極大的改革空間，這即是「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之意─此即為「紅利說」。

再者，累積了數十年的經驗，大陸執政當局顯然也深刻意識到改革除了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及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之外，也需要專業，也就是智慧與系統的知識，這在改革愈來愈進入到深水區後尤其如此─此即為「專業說」。

與此同時，改革永遠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僅有賴於一批專家在中央執政部門進行所謂的「頂層設計」，由於大陸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國情複雜，因此也同樣需要重視地方與群眾的探索與創新─此即為「創新說」。

這擔心絕非杞人憂天。國民黨雖有馬英九主席表現出對廉政的高標準要求，而民進黨仍陷入黨外時期慣性思考的倒退嚕，可是雙方在此話題上彼此嘲諷攻擊，極可能會讓民眾感覺，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啊！藍綠都把黨籍縣市長的涉貪議題，轉移焦點到誰比較高標準處置，誰把問題推到政治打壓等方向時，到底對於「從政同志」涉貪這件事，藍綠打算如何矯治？有沒有共識要求司法嚴辦到底？才是民眾密切觀察的重點。

我們別忘了，就在這月中要改選國會的日本，正面臨民眾對政治冷漠的苦果。日本陷入長期景氣低迷，「失落的十年」不斷延長，各政黨縱橫捭闔，互有起落，卻始終無法提出振興日本的藍圖。反之，政治人物涉貪或性醜聞等層出不窮，搞得民眾日益對政治冷感，甚至疏離。投票率逐漸滑落，人民對誰執政不感興趣，其結果便是右翼政團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崛起，走向劣幣驅逐良幣的危機。台灣朝野豈可不慎乎！

台灣經歷兩次政黨輪替，十幾年來政治變化不可謂不大。民進黨執政八年，出了貪腐總統，反省過什麼？至今碰上黨籍政治人物涉貪或被起訴，例如這次張花冠，黨內卻老是在玩控訴政治打壓的戲碼，看不出長進多少！民進黨的貪腐總統，為國民黨重返執政提供絕佳舞台，但清廉自持的馬英九，仍阻擋不了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的貪腐，防堵不了南投縣長李朝卿的官商勾結，這又是為甚麼？

曹淑芬／文字工作者（台北市）

一位七年級的台大法律系畢業生，應徵法務助理，雇主一開口的22Ｋ，讓他有「被羞辱的感覺」。

目前冰河期的就業大環境，加上高房價與通膨壓力，確實讓社會新鮮人的壓力雪上加霜。

但若以法律助理或會計助理而言，除非拿到證照並成為事務所合夥人，偏低的薪資，在十幾二十年前早是常態。一位目前執業的女律師，告訴筆者，十年前刺激她非考上律師不可的動力，即是薪資只有一萬六千元。

她在偏鄉開設的安親班雖讓她大發利市，但是逼迫別人念書的痛苦，最後乾脆轉成逼自己念書的力量。最後她在司法官及律師考試皆高中榜首。

我的孩子補習理化，筆者不斷接到一位台大電機畢業生的溝通電話，這位優質的行銷兼教學老師，熱忱、用心都讓筆者感動，如他所言，台大的招牌，也許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中，是一塊扛不動的反向壓力，但這位老師卻用謙遜的態度，調整想法，讓自己的工作充滿意義。

天要下雨，是個人無力改變的，但是面對雨天，趕快去找把傘避雨，會更重要。不然一直在怨懟的心情下，還可能會有憂鬱的情況產生。

讓自己的作法及想法，在不同情境下權宜調整，確實是全球化挑戰與經濟不景氣下，更重要的學習，這也是我們學校一直缺少的ＥＱ教育。

雨後，也會天晴。樂觀、有彈性的人，會看見彩虹出現在雨後的天空。

張慈安／大學生（新北市）

一名台大畢業生對月領22Ｋ感覺「被羞辱」。筆者為七年級生，對此也有「被羞辱」的感覺，因為這加深對七年級草莓族自我感覺良好之印象；且將薪情當作考量工作的唯一價值。

態度不同，心情就會不同。當工作僅是工作時，不景氣的環境的確會讓「薪」情很blue；但如果工作就是興趣，甚至將工作視為一種使命時，工作的過程中自然會帶來快樂與成就，這些絕不是高薪就能夠輕易換來的。

林德熙／大學生（台北市）

一名台大法律系畢業生對月薪兩萬二的待遇不滿，他應先自問：相較於其他求職者，自己有何優勢？

高等教育普及，若仰賴國立大學學歷就想享有比其他求職者更高的待遇，那恐怕只是自抬身價，最後被自己的學歷光環給壓垮。

目前薪資水準就是如此，這名台大畢業生不肯做，或許還有許多與他同等學歷的人搶著應徵呢！畢竟大學生，甚至碩士、博士太多了。

江寧／自由業（南投市）

筆者為七年級前段班，不少朋友能找到的工作好一點的是行政助理，不然就是到工廠擔任三班制的作業員，或成為便利商店的計時時薪人員，起薪都在22Ｋ上下徘徊，甚至更低；有些人更只能賦閒在家。

即使還待在職場的，許多人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累得像狗，薪資卻未見增長；筆者不少朋友根本看不到未來，只能準備公職考試，試圖擠進人人稱羨的窄門。

希望政府提出可解決「薪酸、窮忙、無業」的有效方案，不要步上希臘、西班牙等國的後塵！

筆者不是貶抑兩位先生，而是他們若在當下，也只能徒呼負負。這裡所要談的不是藍綠惡鬥，而是政府制度。

李國鼎常被喻為「台灣經濟發展奇蹟的締造者」。趙耀東於中鋼期間曾開除一百餘位違反紀律者，「公務員不圖利他人，難道要圖利自己？」此話便出自其口。

當時政府制度尚未妥為建立，施政、用人均有諸多彈性，有想法、具開創性、敢得罪人的官員因此能夠大開大闔，施展抱負。現在人事與主計等規定已將官僚的彈性牢牢限制，遑論政府採購法在防弊時所帶來的耗時費工以及品質上劣幣驅逐良幣的可能性。

公家單位任用、晉升或獎懲、資遣人員必須依法行政，然而相關人事法規多如牛毛，曾有負責人事的朋友笑說連他們自己都「不省人事」了。現在任用事務官幾均由國家考試也就罷了，主管對於表現極佳者，最多只能給予考績甲等或者記功嘉獎，只有特例才能給予更多實質獎勵或破格晉升；對於表現不佳者，即便有勇氣將考績打低，還要符合公務員考核要點、保障法等多項規定，有時被打低等者提起申訴、被停職或免職者提出救濟等冗長程序，還會影響主管正常工作。

主計法規似乎是不信任使用政府經費的人，要求各式單據文件以證明錢真的被合法使用，有時主計人員謹慎自保，再加上不成文規定要求支用者遵守；更有甚者，只要沒有前例或雖然法律沒有明定但無違法之虞，原則上都不同意。公務員如果認真負責、有創意的話，一定常為單據及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而耗掉不少時間和精力。

一個悲劇，其實卻是兩個不幸家庭。被害男童父母親離異，由父親扶養，周末才與母親和姊姊相聚，事發當時方小弟正在等待媽媽接送，卻未聽從父親的叮嚀，進入遊樂場。

曾姓兇嫌同樣也是生活在單親家庭，個性孤僻，經濟狀況不佳，身旁親友鮮少關心，致使一位社會邊緣人以最慘無人道的手段求得在牢中有溫飽的日子。

單親家庭中必須由一方家長負起照料的全責，這是一沉重負擔。在生計和照料必須兼顧的情形下，政府對於單親孩童的照料問題應有更多對策方案。除了孩童的照顧疑慮，孩童對於新生活的不適應以及心理上的挫折更需要關心，於孩童心理建設上予以協助。

我國現制可短期約聘外國人，但待遇不高。如今為網羅更多優秀國際人才，初步構想薪水到頂十三萬元，其實也不算太有競爭力。唯延攬名指揮等國際大師，可專案研議更高待遇。

看看外國例子。二○○五年英國公務員收入排行榜，前三名都超過百萬英鎊，第一名是倫敦市交通局長基利的一百十五萬英鎊，約六千多萬台幣。當時首相布萊爾年薪只排到第八十八名，不及基利的六分之一。

基利不是英國人，是個老美。他是哈佛大學碩士、公共運輸專家，還進入中情局當過特工。離職後，他歷任麻州海灣運輸局ＣＥＯ、波士頓副市長、紐約運輸局ＣＥＯ；因成功重整波士頓和紐約的公共交通系統，大大出名。二○○一年倫敦市長利文斯通和基利簽下六年高薪合約，延聘他改善倫敦交通，能爭取到奧運主辦權，基利是重要「謀士」。

在擔任倫敦交通局長期間，基利獲得充分授權，直接向市長報告，全力整合運輸系統。基利將公車票價降低三成，大膽開徵擁擠費，百分之四的倫敦人放棄私家車，搭公車人次增加五成。其他口碑包括：使倫敦壅塞減少二成五，每年減少七成道路傷亡，降低一成六碳排放，使公車時速提高四成六，腳踏車數輛增加四成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