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滾燙的政治氛圍中,國民黨考紀會昨天貫徹了主席馬英九的意志,對王金平做出「撤銷黨籍」的處分,此舉不僅將使王金平失去不分區立委資格,也將因此失去擔任國會議長的資格。關說案發展至此,法務部長曾勇夫和立法院長王金平相繼下台,撼動社會人心;試問,民進黨對柯建銘仍要保持漠然以對嗎?姑且不論馬英九這次堅持開鍘是聰明或是魯莽,或在政治上是得是失,這一槍開出,絕不能看成只是瞄準王金平個人而發,而是對準了整個政壇積重難返的關說惡習的當頭一擊。如果立法院長為人說項,便要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如果法務部長接受關說卻未依規定登錄,便要丟掉烏紗帽;這樣的殷鑑,對所有政治人物都應該是莫大的警惕。
亦即,從今而後,任何政治人物試圖利用職位向行政人員或司法部門關說,即使沒有利誘、要脅、或取得對價關係,都不能不想想王金平今天的下場,那是賠掉了一生征戰沙場勳章的莫大代價。相對的,任何行政部門官員或司法體系人員未來在接獲政商人物的關說請託時,都有理由斷然拒絕,並依程序向上級進行通報,這是他們確保自己執行職務能正直無私的大道。
也唯有從這樣的角度著眼,民眾才知道要如何看待接下來詭譎莫測的政治風雲。不可否認,關說事件演成如此高層的政治變局,不僅在野黨選擇站在王金平的一方,執政黨內更是異聲四起,在在增加了馬英九處理此事的阻力。再加上「陰謀論」、「公報私仇」、「東廠濫權」等種種議論,也使得馬英九這次「鍘王」的動作,平添不少議論。
最明顯的對照是,王金平的圓融通達,使得多少政壇內外朋友願意站出來幫他講話,使他看起來雖理不直也能氣定神閒;相對的,馬英九和黃世銘的高調寡和,磨刀霍霍之餘,便被認為太過決絕而不近人情。但這也是政治的吊詭:「是非」與「人情」之間,常常處於一種拔河的狀態,若過度強調人情,便不免模糊了是非;若過度強調是非,又不免消損了人情,馬英九和王金平所代表的正是兩種不同典型。
然而,在民主法治體制下,將「是非」和「人情」放在同一個天平上來衡秤,卻是一種危險行為。因為,「人情」和「人脈」的積累,常常是靠著「灰色地帶」的經營而來,它本身有時就是牴觸法治的行為。甚至可以說,台灣今天民主政治之所以無法提升,主要就是卡在這樣「人情過度旺盛」的瓶頸,而使法治困陷在深沈的人情流沙中,而無法向前推移。也因此,人們如果拋開「政治鬥爭」的思維,而從「法治化」的觀點看待鍘王案,或許不難找到積極的意義。
從政治現實看,「馬王心結」當然不可能不存在;但從政治理想看,人們更關心的不是兩人恩怨的拉扯,而是台灣欲進不前的情勢要如何打破。王金平的議長職務一旦發生位移,朝野對峙的均勢將發生排山倒海的變化,政治局面必將愈發險峻;但至少目前不戰、不和、不死、不活的僵局可以打破,政局也就有改造的希望。其關鍵則在,人民希望國家往什麼方向走下去?
平情而論,馬英九此次處理王金平案不無值得商榷之處。第一,剝奪一名國會議長的資格是何等大事,過程之中,言詞拿捏是否準確、程序是否周當,皆有再斟酌的空間。第二,馬總統指關說案是台灣「民主法治史上最可恥的一天」,未免言過其實;至少,比起陳水扁以總統犯下之貪瀆案,此案堪稱小巫。第三,執政黨對於考紀委員的身分過度保密,馬英九不僅在會前對「懲處規格」提出呼籲,再又親自臨會發言,就程序正義而言,恐生議論。
無論如何,馬總統在低迷的政治氣氛中,選擇以不惜震盪政局的方式對王金平開鍘,以樹立「反關說」的法治標竿,顯示了他奮力一搏的決心;這既是凶險絕倫的一擊,也可能是他為台灣法治起沉疴、掃積弊最勇敢的一役。重要的是,接下來要面對的一波波反撲,他除了要保持冷靜,也必須設法號召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