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出口衰退的原因，當然不會只是像財政官員所說的「受中秋連假影響」。中秋僅多放一日假，還提前補上了班，影響不可能如此劇烈。至於閣揆受抵制無法進行施政報告，特偵組的監聽浮濫引起非議，乃至關說案如何是非不明，也都不可能立即對出口構成衝擊。

出口衰退的主要癥結，是朝野政黨從未將「拚經濟」當成政策競爭的基調，而民眾也從未將經濟表現當成評比政黨效能的主軸，人們對浮光掠影的政治鬥爭似乎更津津有味。以至於一件關說案可以繁衍出洩密案、違憲案、非法監聽案、台版水門案等，政客們用問題來掩蓋問題，把整個政府全拖進泥淖；至於誰該解決問題，解答在哪裡，則無人關心。

政治的角力，是以爭取個人或政黨的短期斬獲為得計；但經濟的本質不同，它必須理性選擇政策的路徑與工具，審度內部的公平性和外部的競爭力，才能產生均衡的總體效益。但以台灣政治「噬血」和「速食主義」的特性，恰恰是反理性、反客觀，也是不利於經濟的。當各國都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我們的應對在哪裡？

在歐洲不景氣中，台灣今年稍早的出口尚能維持，是拜亞洲的好景所賜。但九月我對大陸出口衰退八•四％，對日本衰退十一％，對東協衰退九•九％，全數逆轉。馬政府與其繼續在那裡囁囁嚅嚅地宣示「保二」，不如召開一場全國經濟會議，邀請各界共商大計；否則，台灣究將伊於胡底？

國民黨對「假處分」撤告，但並不表示已放棄對於此一政治是非的探究，馬英九仍說「國會議長涉關說司法，非常負面、嚴重，需盡速釐清是非」，亦即不放棄在本訴中論個黑白。

本訴尚待三審定讞，因此，無論本訴勝敗如何，對王的任期皆已無影響；但是，本訴在各審級的審判中，仍將對「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作出一個重要的判例，其焦點的議論是：政黨自治（國民黨撤銷王金平黨籍）及國會運作（王金平因保有黨籍即必然造成保有立院院長身分之後果）是否符合「可司法審理性」（justiciability）。

「可司法審理性」是憲法學上關於「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的一個重要概念，意指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有些事務可接受司法審理，但有些事務卻非司法機構所宜審理，亦即所謂「不可司法審理性」（non- justiciability）。

先回顧二○○二年民進黨開除不分區立委邱彰案。是年舉行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邱彰圈選了民進黨的候選人洪其昌（事後證實），但拒絕依黨團指示「亮票」，於是民進黨以「違反黨團議事運作」開除了邱彰的黨籍。邱彰告到法院，法院在三日內即予駁回，理由是「法院不干涉政治，開除黨籍是政黨內部事務」。此一判決顯示，法院認為政黨自治屬於「不可司法審理性」的範圍。而法院所稱「法院不干涉政治」，亦即「司法審查」中所說的「政治問題原則」（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這被視為「司法自制」（judicial restraint）的必要範圍。

在「三權分立」的架構之下，法院對於某些「政治問題」採取「不可司法審理性」的立場。其理由之一是，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最大的差異是在，政治部門往往由選舉產生，且在「責任政治」的原則下必須承負政治責任；但司法部門卻非選舉產生，亦不必負政治責任。因此，政治部門的作為若涉「統治行為」，司法即應「自制」而不「介入」，以尊重「責任政治」的運作。倘司法貿然介入，「責任政治」即告解構。再者，司法介入，可能造成「司法政治化」的結果，破壞了「三權分立」；另有學者指出「當司法介入（政治）的惡害大於司法不介入之惡害」，即應知「司法自制」。

可將邱彰案與王金平案作一比較。法院在邱彰案上主張政黨自治符合「不可司法審理性」，足證在我國司法體系內亦有此種思想；但在王金平案，地院及高院兩合議庭的六名法官，卻明白介入已經完成黨內程序的黨紀處分，且不迴避「司法政治化」的後續嚴重效果。再者，邱彰只因「拒絕亮票」而被開鍘；倘若邱彰亦以強制罪或妨害自由罪控告民進黨，難道法院亦應維護邱彰的「私權」？但法院卻完全不介入邱彰與民進黨的爭執，逕以「法院不介入政治」駁回邱彰之訴。相對而言，在王金平案中，高院合議庭公開說：「司法關說的是非對錯是普世價值，不在本案審理範圍」。這句話其實顯示，合議庭明知此案是「政治問題」，否則怎會說「司法關說的是非對錯是普世價值」；且亦知法院不宜介入「政治問題」，否則怎會說「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凡此，皆可見本案的本質符合「不可司法審理性」。但是，本案的裁定卻逾越了「司法不干涉政治」的界際，造成了「司法政治化」的後果。

本案涉及「司法關說的是非對錯是普世價值」，並涉及政黨自治，亦涉及總統及行政院長的「統治行為」，又涉及立法院長身分的停續，更牽動了憲政正義及國家安危的重大影響；這若不是「司法審查」上所指的「政治問題」，什麼才是政治問題？但是，審理王金平假處分案的六名法官卻儼然凌駕了政黨自治、總統與閣揆的「統治行為」、並挾持了整個立法院，難道這六名法官是太上總統？太上黨主席？未來，法院在審理王金平案的本訴中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將涉及「亮票」的邱彰案視為「政治問題」，卻將涉及憲政利害如此重大的王金平案恍若視作一樁超商打工仔的工時糾紛或一樁離婚官司。這種司法，會不會是恐龍的行跡？

江院長說大家不能只看名目上的薪資數字。由於2001年起法定工時由每周48小時縮減為2周84小時，相當於薪資調升12.5%，2005年7月開始的勞退新制又要企業提撥月薪6%以上的退休金，相當於加薪4%，所以江院長認為若把這兩種變相加薪納入，實質薪資比16年前仍有成長。這項來自經建會的分析，雖然從數字看是正確的，但就政府的責任來看，即有兩個不恰當的地方。

第一個不恰當的地方是由受僱人員生計的角度來看，儘管每小時的實質薪資並未減少，但因為工時減少所以每月的薪資確實減少，政府官員不能不注意每月總收入減少對生計的衝擊，而只強調每小時薪資的上升。

第二個不恰當的地方是，實行那兩種政策之後的兩三年薪資仍在上升，實質薪資的下降主要是發生在2008年之後，亦即那兩項政策施行多年之後，所以近年薪資的下降並不宜歸因於那兩項政策。民進黨8月舉辦八年執政檢討會時，即指出其執政八年薪資是上升的，而考慮工時政策後，時薪更提高達13.32%，若再考慮勞退新制，有些人可能提高達20%，相對比較，近五年實質薪資則下降了3.21%。在民進黨已有如此清楚分析之後，經建會在9月間和江院長近日沿用同樣的理由來為薪資問題辯護，而略去近五年實質薪資卻是下降的情況，恐有誤導人民之嫌。

主計總處補充經建會的分析說，經濟成長不如以往，產業附加價值率低，以及勞動市場全球化才是薪資不漲的主因。江院長也說要訂定完整的產業政策來創造就業機會以提升薪資水準。這是比較正確的主張，但政府似仍未充分瞭解其中的影響機制。

主計總處說的前兩個原因其實也是第三個原因所造成。主計總處正確指出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釋出龐大低工資勞動力，而抑制其他各國的工資，我國和中國大陸經貿關係密切，因此所受影響較其他國家大。這影響主要乃是透過產品被低工資國家替代及產業外移而實現，因此其過程中就會出現產品售價和附加價值下降、以及生產和經濟成長率低落的現象。所以歸根究柢，全球化帶來的低工資國家競爭才是根本原因。

江院長所說的創造附加價值雖是正確的方向，卻是針對薪資下降過程中的現象而非根本原因，因此其具體政策可能無法正確解決根本問題。正確的具體政策其實早就有了。13年前經建會就曾指出，在全球化之下，只要低工資國家會生產的東西我們就很難和他們競爭，因此我們發展別人沒有的知識來擺脫低工資的競爭，以避免工資被拉下去。只要好好落實當年提出之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的精神，多生產別人不會生產的東西，售價自然不會一直被往下拉，附加價值和工資就可以較高。

然而，近年來政府的產業政策卻常把外國已發展成功的產業當成主要發展目標，也要把低工資國家的產業吸引回來。這類發展方向難免陷入價格競爭，並不容易拉高我們的工資。江院長也把產業更開放當成主要策略，但開放造成的競爭雖然可能使一部分企業更努力而進步，卻也可能使很多企業和員工因為競爭不過外國而關門、失業、或降低售價及薪資。這也是近年薪資下降的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若關心勞工及薪資，開放政策也要更仔細的評估。

但在另個社會新聞的場景，即日前高雄恐怖電梯奪走母子二條人命的事故中，檢察官勘驗現場，死者家屬哭求務必查出真相，給個公道。市井小民遇到不甘心、不服氣、受冤受害的事件，多少仍仰望檢察官擔負起「青天大老爺」的作用。僅此一點，能否令檢察官在工作生涯中時時提醒自己，莫忘打擊犯罪、追求正義的初衷？

檢察官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最理想的功能，也許是像日劇「HERO」裡面木村拓哉的角色，不畏權勢，不懼上級壓力，誓言捍衛被害者人權。又例如美國司法案件中，由檢察官起訴、擔任原告的案子，多用「people vs. 被告」來顯示，意指檢察官代表的是「人民」。

但現今的台灣，不要說檯面上正上演著總長受辱、特偵組存廢的爭議了，早在這次事件之前，民間即不時針對「檢察官治國」表達不滿。檢察官的負面形象，包括鮮少律己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定罪率低卻又一再濫訴（以致於「速審法」可說是專為限制檢方濫訴而訂定），檢察官體系內曾有「上上級」壓力之說而促成檢改會等內部改革要求…。這次所謂的「九月政爭」，事件之始的關說案已暴露出原法務部長和檢察長不避諱和王金平「互動」之事，而之後的演變又凸顯特偵組辦案的連串程序缺失，結果不僅傳言檢察官派系內鬥，甚至引發是否「特務治國」的議論。

走到這一步，黃世銘去留事小，甚至特偵組存廢都非關鍵問題。檢察官一日不改濫權、濫訴、「上上級」壓力等習氣，只會繼續留下是否「國家機器打手」的疑問，種種行徑竟彷彿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檢察官若想要重振形象，就算當不當成hero，至少莫忘自己應是代表people這一方的基本職責。

立委是偉大的，一般的小檢察官是動不了他們的，連法務部長、檢察長都要接受他們的關說，只特偵組才能動得了這些袞袞諸公諸婆；逮到了這麼好的機會，不把特偵組廢了，我立法委員還真對不老天爺咧。不廢了他，我晚上都睡不著覺。

其實，最該做的是，把這些喊著要廢特偵組的立委，請到陽光下，先弄清楚，看看是不是乾淨，有沒有超貸，有沒有關說，有沒有司法黃牛，有沒有任何不法行事；這樣才清楚，這些人倒底有沒有資格要喊廢特偵組。

一旦發現，這些立委是因為本身不乾淨，或是又是有別的利委的關說請託要廢，所以才要廢特偵組，那個事情就大了；立委當然可以修理人，但其碼要自己屁股乾淨，不能到處拉屎吧。

問題來了，如果不小心，發現這些諸公諸婆們有這些精彩的光榮事蹟（立委關說不是很光榮的嗎？），怎麼辦？

噓…小聲點，別讓立委們聽到，又來關說了。

從九月政爭發展至今，每個台灣人民想必是五味雜陳。九月政爭的起源是司法關說案，後來衍生的監聽風暴、洩密疑雲，又捲入藍綠政黨鬥爭，倒閣、罷免暗潮洶湧，讓這場政爭宛如八點檔連續劇台灣霹靂火，欲罷不能。

如果我們是路人甲，可以笑看這場高潮迭起的政治大戲；但你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慶祝國家生日，你會有國家主人的驕傲嗎？會有民主社會的光榮感嗎？

可以想見國慶大會的場景，媒體已準備好放大鏡，聚焦在馬王的互動，觀眾都忘了制度問題才是這波政爭的關鍵。

嚴格來說，法律的縱容疏漏是九月政爭風波擴大的重要關鍵！在台灣，司法關說行為竟然無法可管，除非有對價關係（如收賄、司法黃牛），否則對司法關說者難課以刑責。

台灣要走向完善的民主政治，司法獨立是無法妥協退讓的價值。朝野當務之急，應是放下政黨鬥爭的算計，向西方民主國家看齊，修法制定「妨礙司法公正罪」。對於關說司法者，課以相當的刑責。對於被關說之司法人員，應依照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否則應課以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

舉例而言，特偵組處理王柯司法關說案時，未當成司法案件，而認定屬行政不法，因此直接向總統報告，乃延伸了後續洩密以及憲政分權的問題。如果我國司法關說在法律上屬刑事罪，特偵組必須依法偵查起訴嫌疑犯，不必向總統報告。而國民黨也不必訴諸黨紀鍘王，只要依照黨章等待一審判決結果，再行處置，也不至於橫生枝節、變形走調，陷入動盪不安的政治僵局。

九月政爭發展至今，已經從制度（司法關說）的是非之爭，糢糊焦點，移轉為個人與政黨間的鬥爭，令有識之士憂心。馬王之間的互動交手固然比較吸睛，但在國慶日，我們應該將九月政爭做個階段性的總結，重新整裝向前出發。

建議馬總統以國家元首的高度，跳脫政爭泥沼，在國慶文告中，提出一些有利國家深化民主、提升正面能量的制度改革：包括制定「妨礙司法公正罪」，以杜絕司法關說；建立透明與課責的監聽法制，以杜絕違法監聽；以及推動國會改革方案，提升國會議事效率。

這些改革訴求，以深化台灣民主為願景，將「馬王政爭」拉回「制度改革」的主軸，將危機轉化為向上提升的力量，推動國家向前走，讓今年的國慶有激勵人心的正面意義！

馬英九堅持大是大非是垂直思考模式，他不能在司法關說案的立場上和稀泥，如此將會讓民眾認為總統沒有是非。王金平認為他是立法院長必須調和鼎鼐協調，為讓法案通過與民進黨總召必須要有交集，這是水平思考模式。

行政院長江宜樺已主動向王金平致意，希望王金平不要放在心上。王金平表示，對外界誤會，他心裡感到難過。

事實上在政治世界裡，沒有所謂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馬王改變一下想法，對台灣未來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馬王在國民黨裡身處棍子的兩端沒有對錯之分，何不擺脫束縛，重新出發，全力拚經濟，才是台灣人民之福。

歸根究柢，最主要原因在於檢察權無力防止政治力介入，如何建立獨立於政治的檢察體系，實在是建立法治國家的主要課題。

依現制，代表執政勢力之法務部長，雖依法僅有一般行政事務決定權，具體個案非法務部長所能過問。惟法務部長掌握所有檢察長之任免權，部分政客又不知尊重司法，檢察首長升遷調動充滿政治考量，不管能力如何，多以服從性高者任之，政治力乃得藉以操弄刑事程序發動權，結果是否干涉司法，全憑部長及上級政治人物一念之間，致司法公信力大受傷害。

檢察權為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接壤，制度設計上一方面必須顧及法務部長之行政權，使其得以貫徹其刑事政策；另方面則應維持檢察系統之獨立，杜絕政治力干涉司法權之行使，以免職司刑事追訴之檢察官淪為打擊異己之政爭工具。而加強檢察機關內部民主化，為避免政治勢力以控制檢察首長人事權方式干預司法的最佳方式，故應強化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的組織與權限，增加檢察官互選代表之名額，並在特定資格限制下，將各級檢察長之任命，委諸檢審會提名後由部長同意任命，檢察首長之免職亦須先徵得檢審會之同意。如此檢察權的司法獨立性方能與法務部長的行政監督機能保持平衡，以糾正政治力對於檢察系統過度控制的弊端，強化檢察體系的公信力。

另外，若將檢察系統與監察院合併，檢察院院長（或仍稱監察院）、特別檢察官及監察委員均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且四年一任，不得連任，分別專辦特別重大繁難刑案及彈劾案件，將可防止行政權、立法權向檢察系統作不當之施壓，使監察委員及檢察官更能超然中立、勇於任事，使檢察政策及監察事務處理能更注重全體民意。

調整檢察體系歸屬及法務部長對檢察首長的任免權是當前建構公正司法最重要的步驟，捨此無法期待每位法務部長及其上級長官都能自我克制而不干預個案，儘管政權有輪替，只是影響司法之政治勢力產生變換而已，檢察機關處理政治敏感度高的司法案件，不僅不能使大眾信服，有時連「自己人」也不免有所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