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為國家出賽也就罷了，謝淑薇難道也不想為自己熱愛的網球運動而戰嗎？當代表團成員都已進駐選手村，謝淑薇卻在那裡大發無名火，把四年一度的盛事搞得烏煙瘴氣，讓人掩目。她也許承受了許多委屈，但用個人情緒來汙染其他選手的士氣，甚至害雙打搭檔失去出賽機會，都是不符運動精神的自私表現。

看謝淑薇的措詞，所有怒氣幾乎全針對國家而來。一般運動高手要退休，只會說告別「體壇」；而謝淑薇則指名道姓要退出「台灣網壇」，一副從此與台灣割袍斷義的姿態。她甚至嗆說，「我不是國家養大的，我是民間養大的」；但國家也好、民間也罷，不都是台灣資源嗎？

謝淑薇高調退賽，多少也折射了政府和奧委會的官僚本位，因此雙方一再為資源分配爭執不下。事實上，教育部上月將奧運金牌獎金一舉提高到三千萬元，即充分說明其投機心態。對平時的運動缺乏耕耘，卻只想利用「重賞」讓國家沾光，這種急功近利對全民運動有何助益？

今年奧運出現一支由十個不同國家難民組成的「難民隊」，他們雖失去國家的眷顧，卻仍為追求體能的極致而參賽。沒有國家亦不怨尤，謝淑薇不妨想想。

這次的課綱爭議，主要是馬政府時對課綱「微調」所引發；其中，又以歷史課綱中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定位為主要焦點，這當然又與藍綠政黨各自的統獨立場有關。問題是，就課綱而言，我們要如何撰寫及面對歷史呢？是要隱藏自己的失敗、誇大自己的成功呢？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對歷史移花接木進行美化或醜化呢？除了尊重多元的歷史記憶，還有什麼其他可貴的價值呢？

事實上，課綱審議的重點，不應只是多元史觀的平行呈現，也不只是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更要檢視論述邏輯是否嚴謹，是否與現實社會的觀察圓融契合，是否前後沒有矛盾扞格。如此，才不至於寫出一套顛倒是非、破綻百出的課綱，把孩子弄得一頭霧水，又達不到教育的功能。

美國的教育課綱，之所以「演化論」佔絕對優勢，並不是因為創造論支持者的歷史記憶不深刻，而是因為創造論沒有辦法對許許多多的生命現象提供圓融的解釋。也因此，課綱的審議，檢視其論述的圓融，恐怕比尊重多元更重要。如果只是要多元尊重，那麼，各行各業販夫走卒都應當參與課綱審議。但是若要檢視推理思辨的圓融，找學生審議課綱的不恰當，就非常清楚了。

進一步說，現代社會永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教育不是要把這些龐雜的見解灌輸給孩子，而是要訓練他們有自行梳理、分析的能力。台灣社會之民粹，就在於政治人物幾乎沒有能力在思辨深度上說服別人，最後只好淪為「輪流向不同群體道歉」的形式。

行政院長林全稍早在立法院答覆慰安婦問題時說，「有些慰安婦是自願，有些是被迫」，這樣的回答，就完全反映了「只有多元、沒有深度」的民粹弊病。表面上看，「有人自願、有人非自願」當然是可能並存的兩種不同歷史記憶，也是兩種平行的多元史觀；但稍一深思，便知不是如此。

借高利貸的人幾乎都是「自願」去借錢的，而民法二○五條之所以禁止自願借款的高利貸，就是因為當事人自己所謂的「自願」，背後往往背負著許多違反基本人權的無奈。所謂「自願」，應當是指人在擁有充分自由的情境下，說出「我願意」三個字；但是，借高利貸的人往往卻是處於極大的經濟壓迫下，所以國家不能接受「借高利貸是自願」的觀點。

同樣的道理，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被殖民者的人權是受到壓迫的，他們並未被賦予「人生而平等」的權利。也因此，即使當他們聲稱「我願意」時，代表的恐怕是一種心痛的無奈，或者根本未曾意識到自己有拒絕權利。尤其是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被殖民的台灣底層婦女，要說她們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抗拒日本軍方的強徵，恐怕值得懷疑。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強稱慰安婦有多少人屬於「自願」，有什麼人道史觀的根據？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可以用新的觀點來檢視並反省歷史。但日本的殖民統治或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都不會因此而減少其錯誤之責任。在人權價值面前，也不會因為有人說慰安婦是「自願」，讓日本的侵略與強徵作為合法化；那麼，林全的「自願說」到底所為何來？如此是非不分，反映的又是什麼史觀？

學生要審查課綱固不可思議，但政治人物自甘淺薄，貽誤教育，實更可悲。

為了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自去年以來，大陸央行先後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基準貸款利率各六次，並運用各種政策工具調控市場流動性，結果出現信貸數據異常現象。資料顯示，狹義貨幣M1（即流通中貨幣加上活期存款）高速成長，漲幅從去年3月間的2.9%，逐月快速增加至今年6月高達24.6%，創下六年來最大增幅，但同期間，大陸經濟成長速度卻沒有明顯提升。M1增速與經濟成長背離的現象，在大陸過去20年間從未出現過。

此外，過去一年多，廣義貨幣供給M2（即M1加上儲蓄存款）的成長率則一直維持在12%左右，跌破2013年的水準，也未達到政府設定的目標，且與M1漲幅的差距逐漸擴大。

M1與M2增速差距擴大且背離經濟成長的異常現象，顯示大陸所增加的貨幣，大部分都被存入銀行成為活期存款，而沒有導向投資。今年1-6月大陸製造業投資較上年同期成長3.3%，是過去十幾年來最低；同期間，民間投資漲幅更小，僅2.8%，較上年同期減少8.6個百分點，可見企業的投資意願相當低迷，大陸試圖透過增加貨幣供給提振經濟成長的效果並不彰顯。

大陸央行注入大量的流動性，民間企業不為所動，寧可囤積現金，投入短期、高收益儲蓄產品，或進行財務投資，不願意投資實體經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投資報酬率偏低且不斷下降，其次是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例如同時追求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目標造成政策矛盾、宏觀調控政策反覆、人民幣匯率波動等。因此，有專家形容，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提振企業投資意願，大陸似乎已陷入某種程度的「流動性陷阱」。

短期內，期待民間投資快速反彈回升，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目前實體經濟投資報酬率仍繼續滑落，同時經營環境不確定性有增無減，企業觀望的心態不變，加上經濟基本面乏善可陳，銀行業不良貸款迅速增加，銀行業界瀰漫著惜貸氛圍。

關於外需，由於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大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等問題仍困擾全球，全球貿易增速停滯不前，大陸出口衰退之勢短期內很難逆轉。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仍低於榮枯線50水準，在英國脫歐、國際保護主義上升之際，全球經濟成長前景面臨的下行風險已明顯上升，因而再一次下調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面對國內外經濟情勢諸多不確定性，下半年大陸經濟工作或將以「穩增長」為優先，而「穩增長」的工作重點則在於擴大總需求。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政策基調儘管仍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由於近期以來企業已然陷入「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的擴張效果極不確定，政治局會議又罕見地提及「抑制資產泡沫」，顯示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的態度將更謹慎，因此，短期內或將更重視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現階段採取激進減稅的空間不大，較有可能的是稅制結構調整，其中，房產稅改革、企業所得稅減免等是值得關注的領域。此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可考慮從增加政府債券發行，提高財政赤字著手。今年穩增長專項建設基金規模將達1.3兆人民幣，主要針對重點基礎建設項目，如防洪工程、城市地下綜合管線，以及攸關民生的基礎設施等，都是台商可以留意的領域。

這種數位文化生活的溝通，首重流行。

受到社群媒體的介紹或催眠，讓這款手遊成為「反射式」的流行模仿，不管是抓齊所有精靈的玩家、宅男宅女走出房間，或是闖入禁區、跌倒受傷等誇張個案，都讓更多模仿者隨流行而走，滿足自己融入數位化社會的需要。

想想曾經流行過的臉書開心農場、憤怒鳥，到現在的寶可夢，大家的話題都在談，你若不能「融入」，就易被「排除」在圈子外。

其次，溝通後便開始「深化行為」，開放遊戲後，將會面對各種現象面（擴增實境遊戲介紹）、環境面（遊戲地點涉及的公私領域衝突）、行為面（各類有趣或危險案例），到心靈面（遊戲快感、成就、沉迷、失落）等涵化而成的文化現象。

最終，遊戲現象產生「反思」。如美國導演奧立佛史東日前痛批寶可夢的流行，讓智慧手機產生「侵略的新境界」，可能導致數位化極權主義，因為遊戲軟體的座標建立和互動，進行大量隱私資料探勘；擴增實境雖將低頭族拉出狹窄視野，卻把風險放大到更廣大的空間中，虛擬與真實的拿捏，總在苦果發生後才會警惕。

瑞士網球好手辛吉絲，戰績赫赫，十六歲就取得澳洲公開賽冠軍，此後一路順風，攀登世界第一；但一九九九年法國公開賽卻是她揮之不去的夢魘。

辛吉絲當時十八歲，世界排名第一，在決賽遭逢另一網壇傳奇葛拉芙，當時有退休之意，這場爭戰其實勝負已有定見。辛吉絲拿下第一盤，第二盤又破了對方發球局，勝利幾成囊中物；卻為了一個球，辛吉絲認為是誤判，而與裁判爭執，氣憤之餘，竟走到葛拉芙的場地查看球印；此舉非但犯規，且惹惱了觀眾，全場一片噓聲，辛吉絲情緒受到干擾，被逆轉輸了第二盤，到了第三盤更是一敗塗地，把冠軍拱手讓給葛拉芙。

賽後頒獎典禮，辛吉絲情緒崩潰離開球場，留下觀眾錯愕等待，幸而辛吉絲兼教練的母親冷靜處理，到休息室把女兒勸回球場，雖然她哭著在母親臂彎中出場，但終究沒讓事情惡化到無法收場。

事後球評認為，辛吉絲是被寵壞的孩子，辛吉絲之前擁有五座大滿貫冠軍，此事後未再得任何大滿貫金杯。十八歲的孩子心智尚在成長，走過多年抑鬱與調適，現在她改打雙打，目前雙打排名世界第一，但是那段往事必然是她心中的痛，也是最不願意回顧的事。

辛吉絲有位偉大母親，從小培養她成傑出運動員，在她最需幫助時，做出最正確的指引。希望謝家以此為戒，謝爸爸也能為女兒點亮一盞明燈，做出正確的引導。

風靡全世界，追逐「寶可夢」現象昨天也延燒台灣，讓智慧型手機玩家穿梭在虛擬與現實間。國外屢屢傳出玩家為捕捉寶可夢而身曝險境。科技發展，雖然滿足了人們的想像與需求，虛擬與真實交錯，對玩家心理層面的影響，不容小覷。

胡娜發跡甚早，十六歲就拿到中國成人網球冠軍，基於她運動員性格，內心渴望參加國外職業比賽，只是胡娜的想法不見容於當時中國封閉的體育環境，一直無緣進軍職業比賽。

胡娜在一九八二年第廿屆美國聯合會盃網球賽的個人第二場比賽前離隊，隔日申請政治庇護，八個月後取得美國政治庇護。

胡娜的出走，單純是為了能在國外頻繁參加職業賽事，提升個人水平，因為留在國內無法為自己的網球生涯提升更高層次。申請政治庇護，她如願了，但是她的做法引來大陸一片撻伐。

胡娜退賽牽連當時同行的教練及隊友，隊友被摒除於國際賽事，國家隊同年禁止了海外訓練及交流。

這次為了教練名額，謝淑薇與網協槓得不可開交，最後搞到棄賽收場，不但牽連隊友、球隊，甚至中華奧運代表隊的士氣都賠掉了。謝淑薇是大滿貫賽賽事選手，相信她的不滿事出必有因，雖然沒那麼理直氣壯，卻很實際，只是她的做法和當年胡娜一樣，激進也牽連了隊友。

在出走事件多年後，胡娜後來受訪表示，如果她知道她的退賽會傷害其他人，她絕不會出走，讓那麼多人受到牽連。

奧運精神就是藉由運動賽事修補人與人間的裂痕，體育高層何不利用這次機會修補與運動員之間多年的裂痕，亡羊補牢。

現場有不少穿著看似和服，卻是琉球傳統禮服者，他們是琉球菁英士子；石垣島屬琉球，對李談石垣島歷史，充滿期待，故盛服而來。

一百多年來，台灣和琉球命運同樣悲情。對日本而言，台琉是童養媳與養女。日治時期兩地均有媚日者，琉球媚日者認為比台灣早十六年，且經「琉球處分」強制，比台灣更接受明治新文化，對台灣人充滿優越感；但琉球具民族自尊者，卻羨慕台灣人未經「琉球處分」強制，仍完整保留中國固有文化。

戰後，琉球有人主張「沖繩歸屬中國論」，與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更有島民連署陳情蔣委員長「與那國歸屬台灣」。如今琉球人雖幾乎決心為日人，但也清楚自己並非本土日人。福島核災，民眾抱怨政府救災不力最夯的一句話：「難道把我們當沖繩人看嗎？」可見一斑。

李登輝大談「台日兩國生命共同體」「台日本屬一國變兩國」，琉球菁英當然大失所望。我則在想，李如此掏心親日，呈現的是整體「台灣人的悲哀」，還是個別「悲哀的台灣人」。

蔣經國辭世，李登輝接任前兩、三年，我任職縣黨部書記，感受到有極少數黨政軍情高層對李接任不甘與不服，更耳聞有頂級權貴夫人對曾文惠冷淡與失禮，所以李登輝寫「台灣人的悲哀」，我雖遺憾，卻不忍苛責。

李卸任翌年，應李登輝之友會邀請，在東京大倉飯店演講，現場擠得水泄不通；對讓國民黨敗選，並被逐的李登輝而言，找到了溫暖與掌聲。○二年又應邀到應慶大學演講，因大陸阻擾，逼日駁回其簽證申請，真不知是台灣人的悲哀，還是日本人的悲哀。

演講流產，反造就李在日的人氣高峰，李出版「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並附原擬在應慶大學發表的「日本人的精神」講稿，日人爭相傳閱，談論。

自日本與大陸因釣漁台主權之爭，關係惡化；李登輝自毀人格，重創國格，一面倒挺日，當然日本右翼開心，安倍如獲至寶，以李為師，成全李去年在日本國會演講。

這場演講，讓李在日人心目中形象重挫，因「武士道解題」一書，表現的是深諳中日文化的正人君子；國會演講內容，卻像個耍詐得逞的卑劣小人。

李登輝石垣島開講，不能說聲望下跌，三百人場地仍是滿座；但接待規格今非昔比，媒體版面大縮水，日人希望李是鐵桿挺日的台灣人，但李卻想從「諂媚的台灣人」變為「曖昧的日本人」。

日人認同的同胞，必須先法律認同；民國四十一年，中日代表葉公超與河田烈訂的和平條約第十條，明訂像李登輝這樣即使有日本血統，也不能成為日本人。

李登輝一再「打明」（日語交心告白）日本基因，日人不會動容，只把李定位為「悲哀的台灣人」。

日本友人告訴我，最頭痛台灣媚日者的三段表白，一是極盡醜化中共及國民黨；二是極度稱許日本對台建設；三是卑微期待日人認同。這種人，日本知識分子都會冷眼以待。

日本旅台作家本田善彥「台灣人的牽絆」一書對這些悲哀的台灣人，轉彎抹角地告知：「日本人是不會相信的，別低估了日本人的智慧。」

像李登輝一樣個別的，悲哀的台灣人，卻因不合情理的媚日，讓有些國家的人輕視、歧視台灣人，形成「整體台灣人」的悲哀，則讓人無奈！

由於文化是一種集體的意識形態，是社會深層價值的依歸。中華文化的精髓在於儒家思想。儒家講求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言之就是「內聖外王」之學。也就是先重視內在的修養，提升自己的道德層次後再來推己及人，成就經世濟民的外王功業。然而隨著「去中化」的推行，中華文化在台灣逐漸式微，這些以「至誠為本體」，以「仁愛為中心」，以「禮義為規範」的思想已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實與功利。年輕人個人權利意識高漲，追求的是飛黃騰達、增加財富，但對於如何遵守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卻沒有透過教育從人格上做潛移默化的培養。

近年來媒體新聞上充斥著各種匪夷所思的犯罪行為，兇殺案件，正是因為我們背離了以倫理為基礎的中華文化，才導致人心不古、社會脫序。當「三綱五常」不再是國家的普世價值，「禮義廉恥」也不再是人民的行為準繩，我們又如何期待人民對國家有所認同，對社會樂於奉獻，對同胞給予關懷，對家庭擔負責任？過去我們最自豪的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當去除中華文化之後，台灣人溫柔敦厚的氣質將不復見，這句讚美也將成為絕響。

文化上的「去中」導源於政治上的「去中」，但事實上「政治」不應該等於「文化」。從現實來剖析「中華」這個概念，可以分為「政治」、「經濟」、「文化」三種不同的面象，應該獨立對應。政治上目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治，是從一九四九年之後就存在的事實，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部分。面對兩岸微妙的情勢，我們要學會生存的智慧，不輕易生事挑釁，以維持台海和平做為最大的目標。經濟上，過去在亞洲四小龍時代，台灣曾是「中華經濟圈」的代表，但在大陸崛起之後，優勢已被北京取代。基於現實利益考量，我們不可能無視中國，至少他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也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貿易國。即便現在政府提倡南進，也不能漠視多年來西進的成果，應該要運籌帷幄，審慎處理，利用我們在文化、地理及語言上的優勢，增強兩岸的合作，維護甚致增強台灣的實力。最重要的在「文化」上，過去台灣曾自詡為中華文化的中心，我們應該珍惜並發揚光大老祖宗所遺留下來的寶貝，並將之做為淨化社會人心的利器。不應為了政治的認同或取向而犧牲了中華文化、儒家思想，走向「文化台獨」的偏鋒。

文化應該是個加法，越累積越豐富，但「文化台獨」卻是個減法，只會造成人民心靈的失落失根，以及社會的失態失序。面對台灣當前的亂象，我們應該重新檢示傳統的價值，復興中華文化精髓，從教化人心、安定社會出發，找回台灣社會固有的倫理與美德。繼而用豐富的文化寶庫，來蓄積台灣的軟實力，做為我們立足世界的重要利基。

中華民國自一九三二年選派劉長春參加洛杉磯奧運以來，已經有八十四年的奧運參賽史，在國際奧會這個大家庭裡，算是「元老級」的會員了，但可惜由於受大陸打壓造成的政治干預，我國不僅無法參加一九七六年蒙特婁和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且連帶喪失亞運和各種國際運動賽會的參賽權利，造成長達十年的「體育黑暗期」，嚴重傷害我國當年體育運動發展。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在美國底特律機場轉機時，我國代表團被加拿大政府通知禁止入境，原因是加國總理杜魯道因與中共建交，竟罔顧國際奧會憲章規定，及對國際奧會的承諾「無論如何不阻止或限制選手參加比賽」，強悍指示加國外交部拒發簽證給我國代表團，此舉非僅創下奧運史上惡例，也讓我一生憧憬的「奧運夢」為之破碎。直至今日，每當看到中華代表團風光出征，我都不免感慨造化弄人，時光不再。

這幾年，運動選手的權益爭議日益高漲，功利主義逐漸蔓延，這原本無可厚非，畢竟運動生涯有限，多獲取一些利益也是理所當然。不過，選手也須思考，從事運動究竟是為了興趣、理想、榮耀，還是金錢？如果選項只是「金錢」，或是優先考量「金錢」，這樣的選手，運動成就終究不會太高，原因是缺乏內在動機的行為，無法取得心理層面的正向激勵，光憑外表誘因，只能達成有限的表現。就像以往挖角來的傭兵，雖可得到獎牌，卻永遠都不會有「光耀門楣」、「為國爭光」的激情與感動，更別說「為國捐軀」的忠誠了！

里約奧運前，傳出網球選手謝淑薇退出國家隊，揚言永遠不代表臺灣參賽，而且宣稱沒有得到政府的資助，但體育署立刻打臉，說她入選國手以來，已經領取上千萬元補助等等。

謝淑薇未來如何我不知道，除了祝福她一生順遂之外，也希望這場風波不要傷害我國代表團的士氣和團結；畢竟謝淑薇的發言，已經造成負面觀感，尤其過去男、女網球選手都有類似抨擊和怨言，而且多挑在「表現不錯」或「大賽前夕」砲轟政府，讓人有「恃寵而驕」的聯想，對網球界和體育界都是極大的打擊。

我在田徑場長大，深知運動選手的辛苦，但也更加惜福感恩，因為教練、師母更辛苦，比賽場上的裁判們也比我辛苦，而且他們沒有掌聲、沒有獎金、沒有升學輔導，也沒有出國機會。選手是在別人的付出與犧牲中成長、成名、成功，我們沒有抱怨的權利，只有不斷感激周遭每一個善待我們的人。

事實上，謝淑薇的負氣嗆聲可說是積怨已久，從不滿奧運教練分配方式到不想住選手村，再延燒到與中華奧會副主席蔡賜爵的爭執，一連串的怨氣讓她自覺受到「國家霸凌」，終於引爆體育界的震撼彈。優秀網球選手通常四處奔波參賽，花費也較高，是相當吃力的運動項目，但選在奧運開打前爆發情緒，不僅影響比賽心情，也拖累國家形象，還是不足取。

日本少棒選手在每次訓練後，都要列隊脫帽向球場鞠躬道謝，感謝球場讓他們順利平安完成一次練習，這是多麼值得學習的心態啊！

四年一度的奧運競賽展開，祝福我們的國手們心無旁鶩、全力拚搏，為國家榮耀和個人美好前途而戰，奧運金牌就在眼前！加油！

新政府一定體會到人才難求，出包的部會首長，迄今並未被引咎「請辭」負責，否則政事恐又多延宕二、三個月，雪上加霜。盡管如此，執政團隊如果戴罪立功，學會「謙虛、謙虛、再謙虛」，對日後推動經濟改革，應有助益。

新政府在凌亂中，已勾勒出契合現實的經濟結構性改革計畫，基本上，從三個面向著手：創新能量不足、經貿過分依賴單一產品（ＩＣＴ）與市場（中國大陸）、與人口快速老化。

我國雖是ＩＣＴ硬體的生產大國，以成本管控取勝的代工營運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必須改弦易轍，加強創新。行政院「五大創新產業加二」的構想，就是希望加強創新的力道，軟硬兼施，擺脫代工的宿命，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創造就業，拉抬薪資。

推動新南向政策與尋求加入ＴＰＰ，是要解決貿易過分依賴單一市場與產品的困境，避免經濟過度受到外力衝擊，大陸經濟打個噴嚏，台灣經濟就會感冒。推動年金改革與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在解決人口老化對經濟的衝擊，並開拓灰髮族的商機。

有改革必有爭議，新政府重點在於盡其溝通、協調能力，化解爭議，務求改革符合民意，留住企業，投資台灣。最近的一些突發事件，令人感到開拓外銷市場，必須打群架，管控風險，是政府無可避免的責任。過去三個月的紛紛擾擾讓新執政團隊學會謙虛，學會傾聽產業的意見，應有助改革的推動。未始不是好事一樁。

「五大創新產業加二」之中，綠能產業是非核家園的基礎，如果沒有發展綠能，非核只是以碳代核，對解決地球暖化，沒有助益，台灣南部的太陽能與中部的風力都相當豐沛，值得開發，但開發綠能，亟需電業自由化，這是挑戰性高的基礎工程，需要精準的規畫。

此外，國防創新不只是「國艦國造」，更是要善用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究成果帶來的技術移轉，創造龐大的商機，有助吸引大咖廠商參與創新活動。先進國家的創新有很大宗來自國防工業，值得我們學習。中部精密機器本是台灣的強項，現在再加物聯網，如虎添翼。

「亞洲矽谷」計畫最引年輕人注意，也引起最多爭議，爭議之點在於如何建構亞洲矽谷的生態體系。

創投曾是台灣經濟強項，後來式微，物聯網、大數據、資安等概念的興起提供絕佳的機會重啟爐灶。

台灣創投的式微，問題在於創投規模太小，投資相對保守，只集中在成熟期，但沒有初期的投入，當然沒有成熟期的案件可供創投投資。亞洲矽谷應該致力早期創投生態體系的建立，這個生態體系的平台是否實體或虛擬，應是次要的爭論點，但對於無殼的年輕人，一個方便的集散地總是吸引人。

創新就業的任務能否達成，要靠兩個元素，首先是整合各界的意見，新的執政團隊的溝通、協調能耐很快可以見真章。

雖然生態體系的建立是創新政策成功的關鍵，但這是高風險的計畫，如果沒有政府資金的投入，「五加二」政策只淪為紙上談兵，難以說服民間部門積極參與，過去幾年因為預算限制，政府及公股機關固定資本形成支出對ＧＤＰ成長率的貢獻為負，不但影響經濟成長動能，甚至影響創新活動，報載，今年預算，政府公共支出的投入將有較大幅度的成長，這是令人樂見的消息。（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開幕式少不了巴西獨有的森巴風情，馬拉卡納足球場更是巴西體壇的聖地，在這個舉辦兩次世足賽的球場，雖然場外仍有巴西民眾的抗議，巴西也只迎來四十五個國家元首進場觀禮。帶著上帝的見證，爭議不斷的里約奧運，在七萬人的參與之下，還是揭開了序幕。

中華代表團排在第一百八十四順位進場，身穿藍綠色外套、螢光色運動衫，在掌旗官女子馬術好手汪亦岫微笑揮動中華奧會會旗下進場，十八種運動共五十八位台灣健兒，陸續登場角逐最高榮譽。

里約在開幕式為各國選手準備希望的種子，讓選手們將種子播在南美洲首度舉辦奧運的土地上，象徵生命起源的種子，也帶有奧運會步入需要「重生」轉折的意義。

昨天起，里約奧運官網就逐日掛出各國代表團的獎牌排行榜，由於禁藥疑雲滿布，賽會期間或是以後，會有多少英雄從榜單上被取代？當英雄廣受質疑時，代表這個舞台的公平性已經淪喪，令人更期望里約奧運可以看到「乾淨的榜單」。

二○六個國家地區的運動員陸續出賽，在競技場下的另一場「禁藥戰爭」卻早就開打，俄羅斯隊爆發禁藥醜聞，險些被全國禁賽，無法在里約亮相。後來，國際奧會將決定俄羅斯選手的出賽權，下放到國際運動總會，才讓部分清白的俄國選手踏進里約。

國際奧會一向強調打擊禁藥，處分也越趨嚴厲，但還是很多選手敢於挑戰，用不當方法提升運動成就。開幕前夕，就有愛爾蘭與希臘選手藥檢未過關，直接宣告禁賽。國際奧會針對北京、倫敦兩屆奧運的樣本複檢，發現運動員用藥的情況「非常嚴重」。

國際奧會主席巴哈宣稱，未來運動員的藥檢樣本將保存十年，並且可以隨時取出複驗，對於違反規定的選手處分也不再由國際奧會負責，將交由獨立的體育仲裁法庭宣判。但他未對俄羅斯採取全面禁賽的舉動，也飽受多方批評。

國際奧會打擊禁藥的舉動，本屆奧運只讓俄羅斯田徑隊吃盡苦頭，雖然有撐竿跳女王伊辛巴耶娃等名將出面要求，不該連清白的俄國選手都被禁賽，但國際田總依然把俄國選手拒於里約奧運門外。

「不環保」的奧運會讓民眾質疑選手的表現，對真正苦練的選手也不公平，如果國際奧會不施鐵腕，當越多的選手被質疑是否違規？或是若干年後被驗出作弊取消獎牌，這對奧運五環的純淨形象，又將是多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