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習俗，讓人不解。廟方將供品送給民眾自是一番好意，但若能設計更合宜的方式，例如規定民眾只能徒手拿取，或由廟放發放小紙袋裝納，水果山其實可以供更多人享用。如此一來，廟前不必出現難堪的推擠場面，也能讓更多民眾體會普渡的意義，形塑社會相互體恤、扶持的文化。

民粹派或許會說，這個習俗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傳統習俗必須保持其原味。但是，只要看看供桌旁幾乎沒有女性和兒童立足之地，即可知這項作法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公平、尊重和禮讓文明，也不符合宗教的慈悲、憐憫、扶弱的精神。

事實上，有些寺廟的「搶頭香」習俗，乃至祭孔的「拔智慧毛」，也都有這類「助強抑弱」的暗示，變相鼓勵蠻橫爭奪。包括台北行天宮為了環保祭出禁香禁供令，原是進步作法，但不僅跟進者有限，更遭到「對神不敬」之譏，還扯出「為了都更」的陰謀論。移風易俗之不易，由此可見。

寺廟對台灣民間風氣影響很大，若能適當調整作法，對社會能產生正向引導作用。總之，不能使風俗變成鼓勵強凌弱，搞到大家都覺得沒趣。就像政府處理勞工爭議變成獎賞抗爭，則將何以為繼？

近月來，《電業法》修正突然變成一項顯學，這樣的變化，主要是蔡英文總統主張廢核，新政府因而將修改電業法視為推廣再生能源與推動能源轉型的關鍵。另一方面，在網路傳播效應下，不少公民團體認為，修改電業法將導致台灣電業的「財團化」；至於台電工會則擔憂電業法將造成台電公司裂解，導致員工工作權不保。由於多個話題同時發酵，電業法修法已成為當前政壇的熱門議題之一。

大家不妨先冷靜思考：為何要修改電業法？這點先想清楚，我們才不會因為各界不同立場、不同出發點的爭論，而模糊了推動電業法修改的初衷。修改電業法的核心精神，是推動「電業自由化」；在這個精神下，有「一個前提、三個目的」必須確認。那就是，在電力穩定供應的前提下，達成提升電業經營效率、增進用戶權益、營造友善分散式的電力發展環境。據此觀察，蔡政府目前主張的新電業法方向，已明顯違背了自由化的精神。

依新政府規畫，未來《電業法》將明列發電燃料配比規定，朝再生能源發電占百分之廿、天然氣發電占百分之五十與燃煤發電占百分之卅的目標邁進，所有發電業者都必須符合這項要求。問題是，上述發電配比究竟適不適合台灣，有沒有實踐可能，以及要如何實踐，政府並沒有經過嚴謹的調查與研究，就逕自規定發電業者要合乎此一規定；這種強制規定的作法，恐與推動電業自由化的精神背道而馳。

電業法的修改是為了實現電業自由化，確保有意投入電業的參與者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進而打破電力寡占結構。理論上，若能吸引更多投資人進入電力市場，藉由競爭機制提升台灣在發、配、售電上的效率，配合民間需求端的自由選擇，將可讓台灣在整體能源使用上達到更佳效率。

政府光訂出目標是不夠的，還必須畫出前往目標的路徑圖，外界才能判斷此路是否可行。問題在，新政府滿口非核、綠能的口號，卻遲遲無法提出實質的細部規畫。尤其，當外界一再質疑能源結構調整勢必造成電價上漲，經濟部長李世光一味強調「電業法修訂跟電價上漲完全沒關」，卻說不出所以然。我國電價變動受燃料成本牽動極大，調整發電比例，怎麼可能不影響電價？政府計畫將天然氣發電比重從現在的百分之卅五大幅提升至五十，必然會影響發電成本；經長說兩者無關，只是在迴避問題。

部分公民團體與網民反對修《電業法》，主要是曲解修法方向所致。網路上流傳不少錯誤訊息，指電業法一旦修法，台電賺錢的發電廠將賣給財團，只留下不賺錢的輸配電業。這其實是可以輕易戳破的謠言，因為此次修法並未涉及台電的「民營化」，台電也不會因此而被迫出售電廠。但因為政府扭曲了修電業法的初衷，公民團體則誤解了修法方向，導致此一爭議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

要落實電業自由化，政府不宜也不應在《電業法》強行增設發電燃料配比，欲藉此達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與能源轉型的目的，其實犯了「倒因為果」的錯誤。政府應做的，是效法德國制訂能源綱領的類似方式，從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去擬定能源配比與實踐路徑，再藉由電業法引導業者投入。簡言之，政府必須先設立符合我國國家安全需求的能源目標，再透過電業法引導官、民資金投入；現在的作法，則是目標和手段倒錯。

投資是總體經濟中有效需求重要的一環，對GDP有直接的貢獻，當然應該要重視。其實投資的重要性還不止如此，首先，投資代表資本存量的增加，是資本的累積，投資增加代表未來生產能力擴大。其次，投資也代表技術進步，因為企業會買新的機器設備，含有新的技術在內；換言之，投資可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第三，新的投資代表企業有生產上的需求，因為新購買機器設備，也需要僱用更多員工，對於創造就業也會有所助益。因此投資增加代表社會總體經濟活動的全面提升；反之，如果投資不前，就表示民間經濟活動奄奄一息，這可能正是目前台灣經濟的寫照。

為什麼上半年的投資會大幅減少呢？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說：投資是企業的動物本能。也就是說，只要企業聞到有賺錢的機會，就會想要擴大投資來賺錢；反之，如果沒有賺錢的機會，或是企業感覺經濟環境不佳，就會裹足不前。新政府在今年元月選舉取得完全執政，但是執政團隊給企業的信心顯然不足，到目前為止最明確的政績是拚轉型正義、通過黨產條例等，但對最重要的經濟動能出口連17黑，卻完全拿不出任何解決的方法，也不知道該如何去拚經濟，因此企業投下不信任票；也就是，大多數的企業不願意再進行投資。

其次，再看最近政府的許多措施基本上都是反企業的，包括華航罷工案與最近的高速公路收費員案，政府面對抗爭的勞工，結果都是全面棄守。雖然華航是國營企業，對民間企業沒有直接影響，但是有樣學樣，民營企業員工是否也會群起效尤？另外，一例一休、七休一及每年多放七天假等勞資相關議題，新政府一再變更立場，不只是髮夾彎，甚至是迴紋針形狀，相信絕大多數的企業面對如此反覆的政策，一定都是無所適從。

第三，兩岸關係及與其他國家洽簽FTA，或加入TPP或RCEP更是毫無進展。自小英總統520就職演講，大陸定調是沒有填答完的試卷後，兩岸關係就陷入急凍的情況。一方面大陸觀光客人數驟減，另方面，許多銷往大陸的農產品也大幅減少，這些都對台灣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雖然新政府要推動新南向政策，但是不論是經貿關係或是市場規模，新南向政策最多只能當做是兩岸經貿關係的補充，而無法代替可能因此而損失的大陸市場。

最近，民進黨政府放出訊息，希望與大陸合作爭取東協市場，新南向政策與大陸的一帶一路可不必是競爭的。但另一方面，民進黨部分人士又在鼓吹加入聯合國，在現階段兩岸關係如此不信任的情況下，此種做法還能希望兩岸在南向政策上進行合作嗎？企業界看在眼裡，又做何想法？他們還會願意在台灣投資嗎？或者，他們至少還會再等等，等到兩岸未來關係有個明確的走向，再來決定投資方向，這可能才是企業最安全的抉擇吧！

阿娥說起，她阿姆常交代他們兄弟姐妹：大人大種，嘸通（不可以）教壞囝仔大小，要他們言行舉止都得注意。「這個叮嚀似乎應該送給新政府呀！」

她一說，大家除感慨連連外，也都有共同煩惱：新政府到底要給社會大眾及下一代什麼教育？

在我們那年代，執教鞭前，教授總一再叮嚀：不只做經師，更要做人師；教授課業固然重要，但教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更重要。因此到教學現場，便認真的從灑掃應對進退的生活規矩，及仁義禮智信的行為準則教起。

於今，年輕的老師們也努力在教學中融入這些，但整個社會進行的是反道德教育，讓他們教起來備感吃力。

「總統心中可有教育？」慧君一說，大家只有嘆息。

是呀！因國防演練戰車翻覆受傷，與死神拔河的傷者，竟以三軍統帥之姿，命令他好起來；荒謬之餘，更有些悲涼，因為這可是我們的總統呀！

國道收費員一案，說得好似解決前朝問題，後來被戳破是收拾民進黨前朝捅出來的簍子；但這不算什麼，最讓人難過的是，說一套做一套，已讓政府威信盪然外，對法律的隨意解讀或因人設事，更讓人既痛且恨。

阿真說：「若學生問漁民登太平島事件，適法性何如？該不該懲處？」「再問為小白被殺而道歉，卻說飛彈誤射害死船長是最小傷害，人與狗命孰重？」「續問法律嚴懲酒駕，希望給百姓一個行的安全，但對即將派駐國外愛將酒駕，卻只輕描淡寫說做了壞示範，酒駕因身分地位有別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真是假？」

我只有想到這些，還有其他關於教育現場的諸多價值觀混淆的問題，都待我們去面對。「呀！學生這樣問，我也不知該如何回答！」阿娥皺著眉嘆氣。

在一旁的阿麗提到，他們之前的校長有一外號叫「天兵校長」，說話老出差錯，例如訓導處請衛生局人員來進行菸害宣導，校長引言時要抽菸同學舉手，眼見沒人舉手，他竟故作幽默說「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抽菸，你們抽菸不要在學校抽喔！我教你們只要在家裡躲在棉被裡抽，不要被抓到就可以。」當場學生大笑，老師嚇得眼睛瞪大，都站了起來。隔天家長來抗議，主任們只好拜託校長少開口，還好隔年他申請退休，免除大家的擔憂。

大家聽得驚詫也覺得好笑，笑完又回到原點，開始感慨品格教育愈來愈難教。

「真希望總統不是天兵總統，真希望她能想想她的每一作為，都影響教育至鉅，把教育放在心裡呀！」君才說完，突然午後雷陣雨，隆隆雨聲中，大家默默喝著咖啡，今天的咖啡特別苦！

接著，辜氏有備而來出示一張他分析台灣二○○○年至二○一五年的遺贈稅稅率稅收關係圖表，結論是台灣稅率降低為十％後，稅收反而提高，而且迥異以往，遺贈稅不再短徵，而是較預算超徵（辜氏未明言數字，事實上以遺產稅率修正前後七年比較，適用五十％稅率的七年稅收一九九三億元，至於適用十％稅率的七年稅收竟也有一九六四億元，稅率差四十％，但稅收所差有限）。最後辜朝明表示，聽說台灣新政府要提高遺產稅稅率，他建議務必要謹慎，應以歷史或他國經驗為師。

巧的是，同一時間德國也在為遺產稅問題爭辯。二○一四年德國憲法法院認為遺產稅法中對繼承家族企業免稅的規定違憲，要求修法改革。經過反覆冗長的辯論妥協，也於上月通過新法，為支持經濟發展，對家族企業繼承維持免稅，但附加較嚴格的條件（一定年限內調薪、資遣的限制），但是因為在過程中主張採取十五％單一稅率的綠黨，在各邦中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一般認為修法只是應付舊法被憲法法院裁定六月卅日失效面臨空窗的緊急措施，未來還有好戲可看，有趣的是，在高稅率（遺贈稅）多寬減的德國，意識形態偏左的綠黨卻主張低稅率的簡化稅制，其務實態度值得注意。

回到台灣，原不主張加稅的新政府，因反對長照以保險支應，為開拓財源，故轉而主張提高遺產稅稅率，以取得長照所需資金，另一方面也可呼應消弭貧富差距、世代公平的訴求，好像左右皆逢其源。

但行政院長於就任前接受電視台專訪，曾抨擊二○○九年遺產稅稅率的調降，認為「使富人財產迅速累積，形成大戶炒房」，聽來鎖定遺產稅率，好像也非單純著眼於長照財源，多少也有另一種「轉型正義」的味道。其實各國經驗顯示，遺產稅率偏高時，所謂「富人」無不竭力避稅，財產常有技巧性的名義變更，稅收反而短徵。美國布希總統二○○一年曾修法提高遺產稅起徵額，並降低稅率，但也以二○○九年訂出新法為條件。因此在此期間內，國會聯合經濟委員（ＪＥＣ）曾提出研究報告，指出在歷史上，美國提高稅率時，稅收占ＧＤＰ比例下降；降低稅率時，該比例提高。其原因也不複雜，報告中也指出，遺產稅與他稅不同，是一種voluntary tax，只要有心就很容易規劃避稅，會被徵稅的，只是部分財產或是不及規劃者，甚至是無力或無心規劃的中產階級。

最近廿年來，國內數度為遺產稅的存廢或稅率有所爭辯，高稅率的主張者，認為遺產稅可避免世代不公平、消除不勞而獲或將以前的避稅一次收回等等，但反對者也會說，財富很多來自本身的努力，其中也有家屬的貢獻，甚至現代許多高薪專業人員其財富純來自稅後的勤勞所得及省吃儉用，雙方論戰其實都不似美國前述ＪＥＣ或CONSAD Research的長期實證研究，來得有說服力。U.S. Trust的研究也指出，七十七％的富豪來自中產階級以下家庭，換言之，致富不當然與遺產稅有關，實證研究反而顯示關聯性不大。

我倒不是建議國內要針對遺產稅與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做一項長期研究，因為可以想像台灣經不起長期的內耗辯論，不過許多國家不課遺產稅（例如：奧地利、葡萄牙、澳洲等），德國左派政黨竟主張偏低的單一稅率，都指出遺產稅，基於「自願稅」的性質，係不穩定的稅，如果提高稅率高於避稅成本，稅源會更不穩定，以不穩定的財政收入，做為長照財源，不僅可能不足，反而會顯示政府不注重長期照護的需要。

長期照顧法公布周年，明年將要施行，長照2.0的口號也已喊出，還是趕快選一可靠財源儘早推動吧！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若有適當法源與財源，我相信兩部官員早就依法辦理，不會有此沉痾。我在公務機關多年，看過不少同仁沒有「依法行政」而身陷囹圄。公務員最怕把情理擺中間，法律放兩邊。

威權時期，官位夠大長官或許還可一手遮天，罩住聽話屬下；但民主社會即使貴為總統，也要受法律究責，莫說政黨輪替後，狗屁倒灶的弊案無所遁形，即使民進黨長期執政，監委、檢調單位也會追究不法。

國道收費員如何補償救濟，可以討論，但連便當費都計入費用，難道不抗爭他們就不用吃飯嗎？既然是「社會問題」，何不由行政院本部自行解決？

林院長是政務官，隨時可以因政策下台，但基層公務員，一輩子兢兢業業，希望不要因長官不合法指示，雖擺平抗爭，卻丟了自己的退休金。

回首近日各項奧運賽事，實精彩之至；不過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不論是看門道，或者看熱鬧，欣賞的是有一百廿年歷史積累的奧運賽事的價值；即便潛藏虧錢陰霾，爭取主辦依然前仆後繼，顯現奧運有著不容抹煞的魅力。

事實上，四年一度奧運是國際運動的最高殿堂，各國運動員及傳播媒體無不使出洪荒之力，求取最佳表現。在科技推波助瀾下，除運動員競技更白熱化外，場外媒體報導也儼然是專業速度與傳播運動內涵的較勁。

回想四年前，多數人尚借電視媒體收視賽事；當今卻是人手一機，奧運實況達到動態同步且無遠弗屆之境界。

回想當年，里約經過五次申辦始如願；然七年過去，在外界不看好，甚至看衰下，里約奧運終將圓滿落幕；其間雖有不愉快插曲，但這對國際奧會、巴西，乃至參賽各方而言，有如一場三溫暖式的嚴酷考驗慶幸即將圓滿結束。尤以，此屆乃國際奧會主席巴哈上任後之首次奧運，令世人藉由里約奧運之經驗，前瞻四年後的東京奧運，顯然是國際奧會所需駕馭之深度考驗。

再者，運動迷在觀賞賽事，多領略到科技深植於奧運等競技殿堂，包括運動員之強化裝備、競賽裁判之高速影像追蹤設備，及高效能之運動服裝等等；另一方面，媒體界更以先進之傳播網路與高科技影像設備，持續的更新賽事訊息。換言之，奧運儼然是一場高科技之競賽更不為過！

當奧運所注入的周邊元素愈來愈多後，不禁令人好奇：奧運的下一步會是什麼？二○二○東京奧運又將呈現給世人何種驚喜？尤其，日本在歷經多年的經濟低迷後，東京奧運無疑被視為是一劑強心針、抑或是催命符？想必森巴的熱情褪去後，桃太郎之毅力已蓄勢待發且精銳盡出，以力挽長年沉陷谷底之經濟。

或許有人認為，辦奧運賠錢，是因主辦城市必須大興土木興建場館，經費更是節節高升，成為財政惡夢；然而，倘大興土木能改變舊城市之風貌，並引進資金及工作機會，從而活化、留下遺產、創造新的經濟價值，不啻是奧運的附加賣點。

究其要務，乃奧運東道主須擅於財務槓桿運籌帷幄，始能免於徒留天文赤字而黯自神傷。

本屆奧運，尚能看到與以往不同之景象，即網路媒體的滲透力；它把主辦城市里約遭受茲卡病毒影響、環境汙染、治安問題等，毫無保留、零時差的放送至世人眼前，讓城市赤裸裸的攤在陽光下，也給未來奧運東道主省思：如何展現美好城市之風貌？

本屆奧運亦首次出現難民運動員與獨立運動員，這種新型態運動員，凸顯國際奧會未故步自封，能本於人道體察國際現實環境而權變，並藉由運動競技，體現另類之公平正義。

對照里約奧運之精彩表現，台灣運動代表隊在本屆奧運場上，除了奪得一金二銅佳績外，場外之國際媒體報導亦讓觀眾目不暇給，同時豐富了國人對奧運賽會之認知。另一方面，本屆奧運所引發國內各界關注之議題，亦提供國家運動主管機關、運動界以及全體國人須嚴正省思的課題。

從里約奧運會獲得之啟示與經驗為何？各國運動界傾國家力量光速進步時，我們也應傾國家之力進行運動組織的全面診斷、整治及整併，唯有透過脫胎換骨的組織專業改造，台灣運動界始能跟上先進國家之前進腳步。

今年奧運開幕式音樂會的人文藝術，讓世人感動不已；沒想到比賽中，出現如許令人省思的小插曲。兩位選手展現了對個體的慈悲為懷精神；提示我們「共生」的理念，選手互勉學習做善良人的「根本」，比榮獲豐碩成果，名揚世界都重要。

世界各地都在觀賞奧運精彩賽事時，這小插曲更凸顯奧運另一層隱喻的正面意義，也就是比賽不是只有輸贏，選手除了技藝，他個人的舉止、想法、生活價值觀，才是充分展現該國的教育氛圍，對人本價值觀的重視。

如果，孩子們從出生就被灌輸只在乎考試、比賽成績，在這氛圍中長大，把所謂比賽認為是，為家人為國爭光，就是要把對手比下來，只要能夠拿獎就是贏家。這些填鴨式、以成績學歷掛帥、光宗耀祖的年代，仍然隱隱然存在於國內，但是又不見得可適用在當今時代的變遷。

近年來，地球災難不斷，危機意識激發了人們另一種正面思考；各國開始努力朝「共生」教育新生代。面對世界各文化基本的認同及尊重的理念，如何教育大家，認知一切從「善良」根本出發，不分族群與歷史仇恨，才是奠定國家未來是否仍能保持競爭力，跟上世界潮流趨勢。也就是朝著「善念」「共生」才能共存的方向，一步一腳印去落實；才能培養身心健全的人才，一國的「風範、風度」。

在亞、奧運舞台，國光獎章一向只獎勵獎牌得主，總是聚焦奪牌機會最濃的舉重、跆拳道及射箭。教育部體育署去年修訂時，特別關愛傳統三大類（田徑、游泳、體操），這次連同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加碼，等於對三大類祭出每面金牌四千萬元的史上最高額獎金，立意甚佳，卻乏人納入口袋。

事實上，這種懸賞根本不可能落實在真實的體育人生，因為三大類競爭水準頗高，我國選手只能望之垂涎。

翻開奧運史，我國在三大類的金牌數掛零，兩面獎牌都是田徑選手所得：楊傳廣（一九六○年在羅馬，男子十項銀牌）；紀政（一九六八年在墨西哥，女子八十公尺跨欄銅牌）。

楊傳廣和紀政當年都是叱吒風雲的明星選手，分別多次打破世界紀錄，他們和奧運金牌無緣，更何況是後進。

田徑被譽為「運動之母」，亞洲選手在奧運摘金屈指可數，第一金是日本織田幹雄的男子三級跳，接著是南部忠平的男子跳遠，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年代；爾後，日本多半是靠馬拉松選手打天下。日本男子四百公尺接力隊這次在里約鍍銀，成為新亮點。

至於中國大陸，名噪一時的男子跳高朱建華，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磯僅獲銅牌。由王軍霞、曲雲霞領軍的遼寧女子長跑「馬家軍」，榮景也如曇花一現。

衡量田徑和游泳的競爭態勢，亞洲選手想要穿金戴銀或掛銅，簡直是終極挑戰。以「風速女王」王惠珍為例，她於巔峰期時，靠二百公尺建功，一九九一年在英國雪菲爾榮獲我國史上第一面世大運金牌，一九九四年贏得廣島亞運冠軍。然而，王惠珍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納奧運的兩個項目（一百及二百公尺），都只通過預賽的考驗，第二輪卅二強複賽時就遭淘汰，未能晉級十六強，更別提八強決賽了。

至於競爭水準和奧運同等級的世界田徑錦標賽，我國只有一人晉級過決賽（一九八三年在赫爾辛基，李木財的男子跳遠）。

游泳方面，我從未造就出世界級選手。體操方面，「雙馬王子」張峰治曾在英國伯明罕獲世錦賽跳馬銀牌，接著在美國水牛城世大運得到雙銅，他後來跳機未歸，體操從此後繼無人。

由此看來，奧運三大類獎牌對我國選手而言，真的高不可攀，期盼政府能降低獎勵門檻，注入一股動力。

從台灣飛到南半球參賽的中華代表團，先有網球選手謝淑薇拒絕出賽的風波；在全民還在享受舉重女將許淑淨、郭婞淳穿金摘銅的喜悅時，卻傳來另位摘金希望林子琦捲入禁藥疑雲。

賽事後期，羽球女將戴資穎無緣前八，再傳贊助商與選手及協會之間的商業贊助風波。今年的奧運對中華代表團而言很不平靜，負面新聞蓋過了中華代表團目前拿下一金二銅的獎牌榮耀，美中不足。

林子琦如果用藥屬實，則嚴重損及代表團形象，寄望代表團立即處理，將真相公諸於世，讓社會大眾明白。戴資穎的球鞋風波，則暴露協會與選手之間對運動贊助界線的認知落差，在各種運動高度職業化的同時，未來如何協調溝通，這對相關單位也是一種經驗。

至於謝淑薇與網協之間的爭執，更不應奧運落幕而不了了之；團本部要求選手遵守紀律，選手希望有更多權益，雙方鬧僵，謝淑薇選擇退賽，寫下我國奧運參賽難看的紀錄。

一連串的遺憾沖淡了其他選手辛苦努力奪牌的驚喜，也占據不少媒體的版面，對其他付出心血備戰奧運的教練選手實屬不公。再加上籌備不力的里約籌委會，本屆奧運從開幕至今負評不斷，這趟「里約大冒險」讓台灣團本部疲於奔命。

代表團賽前喊出「三金二銀一銅」總獎數的超高目標，實屬不易，再受到諸多外在因素干擾「未戰先疲」。尤其一向被賦予奪金重任的跆拳道隊，本屆空手而返，一牌未得，讓代表團獎牌數增加的希望破滅、落空，鎩羽而歸。

有遺憾，但也有驚奇；今年我國代表團參賽種類創新高，更有多數國手都是初體驗，雖然帶著生疏的經驗，新人們卻展現高度企圖心。

比賽過程落敗、落淚都牽動全國人心，從這些選手的淚光當中，讓我們看到他們對自我的期許與不放棄的精神，女桌鄭怡靜、陳思羽、黃怡樺的淚水，角力女將陳玟陵受傷退場的不甘，跆拳道小將黃懷萱落敗的不捨，這些挫敗都沒有讓我們的選手退怯。

爭銅失利的跆拳道女將莊佳佳說得很好，「其實我百分之百發揮了全力，我很喜歡奧運的氣氛，我的第一目標就是享受舞台。」運動場上有輸有贏，勝不驕敗不餒，才是運動精神最高表現。

令人慶幸的是，在里約奧運賽場上，這批參賽國手雖未能爭金奪銀，但讓國人看到他們向上的能量，這才是最珍貴的資產。

以倫敦奧運為例，「伊斯蘭合作組織」五十七會員國中，只有八國贏得金牌，十九國列名獎牌榜。本屆奧運至今，伊斯蘭國家表現，暫以哈薩克及烏茲別克較亮眼，分別奪得三金及二金，人口最多的印尼只得一面金牌。穆斯林在運動場上弱勢因素，值得我們探討並引以為鑑。

伊斯蘭國家普遍缺乏體育文化，學校不重視體育，各級政府無經常性的運動賽事，不易發掘有潛力的運動員。

急功近利的重金收買歸化運動選手，特別是油源豐厚的阿拉伯國家，以巴林參加本屆奧運為例，九名男田徑選手及七名女田徑選手，無一出生於巴林，他（她）們都是來自肯亞、衣索比亞、奈及利亞或摩洛哥的傭兵，其中十九歲來自肯亞的Ruth Jebet贏得女子三千公尺障礙賽第一名，這面金牌是巴林參加奧運史上第一金。

召募歸化選手參加奧運及奪得獎牌，能否提升全民運動意識及培養體育文化，仍有待觀察，但已引起其他國家的質疑。

基於宗教及習俗，伊斯蘭國家不鼓勵及支持女子運動員參加奧運。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有了第一位女性穆斯林參加，直到上屆敦奧，在國際奧委會壓力下，沙烏地、卡達及汶萊三國始派女選手參賽。本屆奧運他們仍派出女子隊，其中以沙國短跑選手Kariman最引人注目，出賽穿上只露臉部的服裝，以十四秒六一跑完一百公尺，贏得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及外國媒體的報導，但沙國媒體幾乎看不到相關消息。

第一位獲得奧運金牌的女子穆斯林，是摩洛哥的Nawal El Moutawakel，在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奧運，她贏得四百公尺跨欄金牌。退休後，她是首位女性穆斯林獲選為國際奧會委員，但摩洛哥宗教及保守民眾，至今仍無法接受其穿著短褲在數萬男性面前現身賽跑。

在奧運獎牌競爭上，體育強國的女子運動員撐起半邊天。美國在倫敦奧運共獲得四十六面金牌，其中女運動員贏得廿九面；里約奧運美國派五五○名選手參賽，其中女性二九二人，超過一半。但在伊斯蘭國家代表隊中，女性選手只是綴飾，如卡達在三十八名選手中，女性只有二名。

我國歷屆奧運成績總是不如預期，原期待明年世大運的舉辦能提升全民運動，以及創造不受性別、族群、宗教限制的體育文化，但大巨蛋風風雨雨已澆濕了民眾的熱情。

希望政府、民間及企業相關當事人能以大智慧解決難題，藉世大運成功的舉辦，讓我國跳出奧運場上的弱者困境。

她還在欣慰沒有白疼他，孫子晚上要睡覺前，跑到房間來撒嬌說：「奶奶明天早上帶我到植物園去散步好不好？而且要跟爺爺借手機喔！」

隔天，祖孫到了植物園，小孫子抓著手機不放，小聲說：「奶奶妳陪我抓寶好不好？」她一時沒會過意來，問說抓什麼寶？小孫子說：「就是最近大家都在抓的寶啊！」

祖孫倆硬是在植物園繞了兩個多小時，小孫子才滿意，把她累得腰痠腿疼。她跟我說，真不知道那個「寶」有什麼魔力，連幼稚園小鬼都迷成這樣？還會跟我耍心機。

我回朋友說這樣還算好的，至少有大人陪伴，就怕有些小朋友迷上抓寶，又遇到有心人，萬一遭到拐騙就不得了了，家長千萬要注意小孩的「抓寶安全」。

許多人對「隔代教養」的印象，多半有管教與代溝的負面認知，少有正面評價。

探究隔代教養成因甚多，諸如經濟壓力下的雙薪家庭、單親家庭等；再者，透過長輩介入，面對兒孫的困境，也較能心平氣和處理，甚至扮演緩衝溝通橋梁。「隔代教養」的正能量由此而生。

面對高齡化社會到來，若能善用長者智慧經驗，讓長輩成為兒孫成長過程的正面價值，適時、適量依靠祖父母的經驗養兒育女，也讓爺、奶「含飴弄孫」，發揮無窮「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