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聯會何以搖擺不定，外界難以知悉；想必不少成員嚥不下「財產充公」還得「俯首認罪」這口氣，不惜粉身碎骨也要討個公道。但內政部和黨產會的關係，則更令人好奇：堂堂第一大部，怎會變成黨產會的馬前卒？葉俊榮討債未遂，隨即遭到綠委一陣撻伐，批評他不適任。難道，內政部竟變成了黨產會的附隨組織？

蔡政府的荒謬，在此顯露無遺。追討黨產原是為了「轉型正義」，而轉型正義是為了追求歷史的釐清與和解。不料，落到黨產會手裡，此事就只剩下「討債」與「清算」，眼睛裡只有白花花的銀子和可憎的敵人。這種態度，比起它痛恨的蔣家政權還要粗暴百倍。

再說，黨產會不過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編組，卻集行政、調查、審判、催討、沒收的大權於一身，簡直是超級憲政怪物。而這樣一個任務編組，竟可大剌剌差遣內政部長去幫它跑腿，當它討債的打手，還怪罪他催討不力。其間的權責僭越與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蔡政府充斥著習法的官員，卻也充斥著濫權踰法的行為，真是個表裡不一的世界。

去年八月，蔡英文的支持度在八一五大停電後跌破三成，後來靠著「林下賴上」的閣揆異動，好不容易使人氣回溫。賴清德上任至今正好滿五個月，但隨著政府施政爭議不斷，蔡總統的支持度又降回三成的新低，賴揆的聲望也跌至四成許，來到死亡交叉邊緣。賴清德出任閣揆，民進黨固可將先前的施政爛帳推給林全；但是，如果賴內閣也拿不出可看的政績，執政黨又要把責任推給誰？

賴清德當初就任，僅任命了副院長施俊吉、國發會主委陳美伶、秘書長卓榮泰等少許職位，其餘幾乎全接收了林全內閣的人馬。如今看來，賴揆親自布局的落子似乎失之準確，而前人遺留的團隊，用起來亦不得心應手。如此一來，政府施政難以展現效能，亦無法以專業能力服人，這些全反映在民意的疲軟上。政府的用人與施政績效原本應成正相關，而今賴清德無法再靠這支團隊繼續應戰，跡象已極明顯。

問題是，蔡政府的組建，卻存在三個嚴重的盲點，使它無法像一個正常政府一樣地積極延攬人才為其所用。第一個盲點，是綠營的排他性。民進黨對於人才的屬性如省籍、顏色、派系、成分等，不僅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並往往毫不留情地批評攻擊；這使得專業人才視進入政府工作為畏途，深恐一不小心即弄得遍體鱗傷。這是一個雙面刃，一方面是民進黨嚴重排斥「非我族類」進入政府，另一方面是愛惜羽毛的幹才不願涉險進入政壇，兩者皆拘限了蔡政府對外攬才的可能性。

第二個盲點，是蔡英文的同溫層太窄。蔡總統的意識形態光譜固較一般傳統民進黨員更寬，但她的小資出身、學術背景和自命左派的色彩，其實也大大局限了其往來之同溫層。從幾次府、院、黨人事異動，乃至相關公營事業的人事任命，她挪來移去的幾乎都是那幾顆棋子：以其總統競選團隊為核心，鮮少再能向外增擴。基本上，競選與治國是截然不同的事，總統實際擁有偌大的責任和權柄，若只能靠著小圈圈的同溫層人馬彼此相濡以沫，在缺乏不同聲音的刺激及挑戰下，極可能失去因應外在情勢的敏感度，甚至造成嚴重誤判，這是很危險的事。

第三個盲點，是民進黨「黨大於國」的褊狹心態。從黨外時期開始，民進黨即一再指責國民黨是「黨政不分」；但觀察民進黨兩次執政的心態，卻是更赤裸裸的政黨利益掛帥，把國家社會的公共利益拋在腦後。既以爭取本黨的利益為先，政府團隊需要的本事就不是專業能力或高瞻遠矚，而是服從和識別黨意的本能，以及鬥爭對手、製造衝突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內閣團隊表現「突出」的，多半是嗅覺靈敏的政治動物，以及懂得奉承、缺乏自尊的政客，其餘閣員則但求無聲無息而無過。這樣失衡的團隊，或許滿足了執政黨的需要，但民眾怎麼可能滿意？

如果民進黨覺得內閣裡的「老藍男」太過礙眼或尸位素餐，不妨藉著改組，一舉將他們悉數清除。如此一來，政府政績欠佳誰該負責任，功過也就比較清楚。無論如何，這次內閣異動，可能是挽救蔡英文聲望的最後機會，她恐怕不能再像先前那樣以走馬燈的手法來布局。如果能延攬幾位超越藍綠的專業人才入閣，打破沉悶的政治氣氛，那是上策，她便有力挽狂瀾的機會；如果只是不痛不癢地移動一下棋子，那只是苟且了事。請給人民一點驚喜吧！

「地方創生」源於日本，是安倍政權在2014年9月內閣改組後提出的政策，又稱為「在地安倍經濟學」。日本提出地方創生的背景，一來是過去政策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出生率下降造成的人口減少危機與人口往東京單點集中的長期問題，二來是以「脫離通貨緊縮」為目標的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箭效果遠比預估小且緩慢，地方經濟的波及與帶動效果有限，因此希望提高財政支出的力道與準度，直接瞄準地方，來刺激、活化地方經濟活動。

的確，從社會經濟的環境背景來看，台灣也面臨人口結構高齡化、城鄉發展落差不均等問題，因此參酌先進的日本所提出的「地方創生」政策，對台灣地方經濟、均衡發展應該有些效果。

但台、日問題不盡相同，借重日本政策不能只是依樣畫葫蘆的山寨版「地方創生」，更重要的是必須了解日本推動地方創生政策背後的脈絡、所做的準備，及相關的配套措施，才能真正達到均衡台灣、地方創生的永續發展效果。

事實上，安倍提出的「地方創生」並非原創，是2005年小泉內閣開始實施的「地域再生」的改版。舊版的地域再生實施效果不佳的原因，除了中央沒有每年匡列補助預算及嚴格審查、管考地方計畫成效之權利外，最關鍵的原因在於愈是偏鄉的地方自治團體就愈缺乏中長期、總體的城市規劃、人口流動與地方經濟發展規劃的知識以及規劃人才，也導致地方自治團體在爭取中央補助時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結果。

因此，改良版的地方創生，不僅在《地域再生法》中創設了地方創生交付金、地方創生應援稅制，讓中央對於地方的財政支援補助金預算編列、對企業提供稅制優惠更加明確化，提高中央財稅工具的操作空間，地方、民間參與的誘因。

更重要的是，在提供財稅支援的同時，也建置了地方產業結構與人流、金流的地域經濟分析系統 （RESAS），以及提供專家媒合、派遣中央公務員進駐、大學教授陪伴多樣化人才支援、輔助管道，還有後續執行的評估評鑑機制，要讓不同規模、條件的地方自治團體都能具備規劃提案、爭取地方創生補助的能力。日本地方創生計畫，並不是一個新瓶裝舊酒的地方財政輔助政策，而是結合資訊、人才與財政的地方經濟版三箭，不只給地方魚餌，也給了釣竿，更找來了師傅教釣魚的技巧。

台灣自政黨輪替以來，執政團隊為求人民信任、表現政績，常陷入政策無感恐慌症，因而不斷提出新政策、新口號，近年更是常拿國外的政策口號來套用，如參考英國搞創意來發展文創、參考德國的工業4.0來發展生產力4.0、參考美國來打造亞洲矽谷。好的政策固然值得學習，但病徵相似，病因未必相同；病症相同，用藥方式也未必要一樣。事實上，日本地方自治實施已經70年，歷經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的改革，地域再生計畫實施的經驗與觀察，才提出「地方創生」計畫。

因此，台灣的地方創生計畫必須有脈絡地理解台灣特殊的地方自治經驗與生態，再結合資訊、人才與財政三方面的整體規劃，真正做到「不只給地方魚餌，也給釣竿，更找來教釣魚技巧的師傅」，才有可能真的解決地方經濟與區域均衡發展問題。

內政部公布一○六年全般刑案發生數廿九萬三二四七件，較一○五年減少一五八四件、減少零點五％，破獲率九十四點八二％。其中以公共危險罪（含酒後駕車）占廿二點九一％最多，毒品廿點一四％居次，竊盜十七點三％第三，詐欺七點七一％，四案類合占六成八。

統計數字透露訊息有三，一是警察在查緝重點犯罪的工作部署已有成效，二是毒品犯罪與許多財產犯罪相關聯，連帶提高其他犯罪的發生數，三是社會經濟景氣不佳，相對剝奪感嚴重，「悶經濟」的犯罪症候群大量出現。

九成四的高破獲率，代表警方將許多資源投入於政府宣示的打擊公共危險與毒品等犯罪類型，已初具成效，更凸顯警方對此類辦案的態度應屬「積極且敏感的」，因此獲致此等結果。

另一方面毒品犯罪件數雖占全般刑案發生數的第二名，惟許多實證研究發現，毒品犯罪行為與暴力、竊盜、詐欺均有高度關聯性，因此毒品犯罪被破獲數量增加，高關聯性的其他犯罪類型的被破獲率亦會連動增加，這正說明政府要對毒品犯罪嚴加查緝的主要原因。

至於因社會經濟景氣不佳所導致的犯罪類型，如公共危險罪、竊盜與詐欺等，並非單靠警方取締得以平靜，此乃經濟與社會結構問題之所在，正好告訴政府，「悶經濟」是會導致犯罪的！

無論是一例一休、年改問題、長期低薪等問題，都會讓社會有所怨懟，甚至提高對貧富不均的恨意，孳生反社會心理和行為，這部分是本次統計給予經濟、勞動等部門最好的建言，如果經濟不搞好，社會難維穩。

另本次統計的弦外之音，儘管警方在查緝政府打擊的重大犯罪獲得成效，從犯罪預防策略觀點來看，警方僅做到了「大循環／巨觀」的犯罪防治，如回應政府宣示政策、立委監督，及降低警方遭致輿論苛責聲浪等所做的「策略性部署」。

反觀民眾擔心的社會滋擾，如夜間飆車噪音取締、家暴與性侵害、地痞流氓滋擾、破壞環境與汙染、侵占馬路的路霸等「小循環／微觀」的犯罪或社會秩序維護事件，受到須會同其他部門合力查緝與可能有地方民代關說等因素，對一般民眾關切的滋擾問題上，則較沒有在統計數字背後予以回應，此或許道出警察執法力有未逮的限制因素。

不過這並非藉口，如果先加強取締，將可獲得民眾高度支持。警方能否不畏懼民代關說或特權，端視警察的決心（如美國紐約警察素來以回應民眾關心的犯罪作為查緝指標）與執法態度，各地方警察首長如何展現不畏強權的毅力與智慧，才能深獲民心。

期盼未來全般刑案統計能多回應民眾切身相關的「微型」犯罪查緝成效，社會也應多鼓勵媒體報導警方強勢遏止地方毒瘤的新聞，以贏得民眾對警方執法的信任和尊重。

日昨彰化地院法官與地檢署檢察官，針對涉嫌兒少保護嫌犯是否羈押爆發衝突，一度引起法官動怒，下令當庭逮捕檢察官。其實，院檢衝突這不是第一次，以往就常因羈押的意見與認知不同，導致院檢衝突；甚至曾發生院檢雙方集體公開互相指責的案例。顯然院檢衝突已非個案，必須正視背後存在的制度問題，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規範須一併檢討。

正式規範屬白紙黑字的法令規章，非正式規範則包括社會文化、組織文化、工作態度（工作士氣）等因素，而且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的說法，非正式規範比正式規範更重要。

早年檢察官有搜索權與羈押權，後因「認知落差」，立法院將搜索權與羈押權（正式）移由法官執行。其目的是為「避免檢察官濫權」，而非以提升犯罪偵查品質為目標，但因缺乏「非正式」配套，犯罪偵查品質沒有因此提升，卻導致檢察官士氣低落。

針對牽動院檢衝突敏感神經的羈押權，如何妥適進行機制調整，應列司改重大議題，並作追蹤處理。否則，院檢持續衝突事小，影響犯罪偵查與司法審判品質下降，才令人憂心；若不正視院檢衝突背後的制度因素，不只造成院檢雙輸，造成當事人與社會正義多輸的結果，才是可怕。

再以前述個案論述，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因為偵辦兒少案，擁有第一手資訊，對於案件內情以及可能的後續影響，擁有深入的專業意見；因此檢察官提出聲押，有其偵查專業的依據。但羈押權屬於法官，就「人權保護」角度，法官對於檢察官提出的聲押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與證據力，通常會採取嚴格審慎的態度，這亦無可厚非。關於院檢衝突目前設有「抗告」機制，檢察官對法官的裁定，可透過抗告表示異議。但這個案也凸顯抗告機制（特別是非正式規範）的不足。

檢察官與法官對其職位與專業的執著，非個案相關當事人不易置喙，就算不同當事人也可能意見相左。檢察官與法官，都在第一線為司法正義作嚴格把關；為降低院檢對羈押認知的落差或衝突，須進行制度調整之研商，而目前正積極進行的後續司法改革，正好提供很好的平臺進行思考、檢討與解決制度問題。

院檢衝突是跨行政院（法務部）與司法院的議題，必須由總統（府）出面，最好有外部委員，針對過去重大衝突案例，思考解決之方。如果政府有誠意，就應補列為司法改革重大管考與後續追蹤議題，同時公開相關資訊，並組成跨院（跨領域）的專案小組進行研商並提供解決方案。

一月廿八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訪問大陸，吹起二○一八年中日關係改善風向。日方已表明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若能訪日，雙方可簽署共同聲明。若成真，台日關係將面臨嚴峻挑戰。

今年秋天，日本首相安倍將面臨自民黨總裁選舉，眾議院也將改選，安倍認為若能吸引更多大陸觀光客與建立更緊密的日中關係，能獲得日本民眾支持，有助其連任與執政。

同時，去年五月大陸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原本說好與美國等共同抵制，不料美國在最後一刻派總統特別助理、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波廷杰率團出席，讓日本大有遭美背叛之感，這也是日本後來願意加入「一帶一路」計畫，自己經濟自己救的原因。

河野太郎一月底訪京雖未見到習近平，但當面向大陸總理李克強邀請參加三、四月間在東京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日本計畫在今秋選舉前安排安倍訪問中國，並期望習近平於明年四月德仁天皇即位前訪日。

大陸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曾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訪問日本，胡錦濤則在二○○八年五月赴日，兩人相隔十年，如今又是一個十年過去，日方認為習近平訪日時機已成熟。

日本欲提升日中關係，勢必要有動作，除了安倍政府表態加入「一帶一路」計畫，安倍還下令今年不能提升台日關係，避免橫生波折；至於誘因則是不排除與中國簽署共同聲明（或第五份政治文件），包括台灣問題都可以談。

中日目前有四份政治文件，做為中日關係長遠發展的指導原則，但第一份文件「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建交公報）有關台灣的部分，大陸一直不滿意日本表述；日本對中國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僅表達「充分理解和尊重」的立場。大陸是否藉此機會要求日本再確定台灣地位，備受關注。

蔡政府目前已為兩岸關係與外交困局焦頭爛額，如今面對中日關係朝回暖的大環境發展，以及日本可能犧牲台灣利益下，台日關係勢必讓蔡政府處境雪上加霜。

這也是近傳台灣表態欲與日本分享解放軍情報，以及日本核食近期即會入台，蔡政府將用盡一切可能、包括犧牲自己食安來拉住日本的因素。

國與國講究現實，日本考量自己利益，難以苛責；相對大陸也會看日本提出的誘因是否是個「合理買賣」。大陸憑著不斷上升的綜合國力好整以暇、從容應對，占據上風。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並想用總統意志與大陸對抗，大陸不會再像以往對馬政府的容忍禮讓，台日關係危機四伏。

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日昨在出席一個公益活動時，把這一、兩年網路上、街頭上的反年金改革、拔蔡總部及對婦聯會處理反彈的群眾，都再度打入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他強調，國民黨的基礎並沒有因二○一六年選舉潰敗，民進黨的目標是在年底選舉讓反改革的力量死心，必須讓國民黨再輸一次，台灣才能真的長治久安。

洪秘書長大言不慚，民眾聽了卻會只能搖頭，難道民進黨一黨專政台灣才能長治久安？難道秘書長忘了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你們的前輩為民主而奮鬥的時候，那些言辭、那些行動所照出來的妖怪和嘴臉，不就正是打臉現在的這些民進黨人。

民進黨執政，一黨私心的惡政不斷出現。從用肺換非核、核食即將進口、勞基法亂修、壓榨軍公教、轉型正義扭曲歷史、改制水利會、強佔婦聯會、干涉台大校長選舉、公廣集團綠化、惡質監委、立法院變行政會立法局等等，說起來真是罄竹難書，難怪民調直直落。但民進黨不思檢討執政錯誤，又要打著改革反改革的旗幟，把自己塑造成有魄力改革的政黨，將對手打成反改革者，以博取民眾的同情與支持。

從陳水扁到蔡英文，民進黨為什麼執政無方？陳水扁或許可以怪說立法院被多數的國民黨阻擾；但蔡英文全面執政，成績還是落漆，主要原因就是民進黨黨大於國，黨利大於人民的權益，所以才會有因M503而導致春節台胞無機可回，人在囧途的困境。

台灣號稱民主，民主必須以法治國，民進黨仗著立法院優勢，法要怎麼過就怎麼過，完全不顧法律是否合乎公理正義；再加上掌控大法官會議，讓民眾釋憲無門。又如婦聯會事件，開會一小時就馬上認定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但又沒有提出任何可昭公信的證據，連簡單的程序正義都懶得顧，和土匪政黨無異。

執政無半步，選舉花招百出，每到選舉就高舉改革大旗，混淆欺騙迷惑民眾。不過事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年底的選舉期望民眾能夠捫心自問，到底這兩年來你過得好不好，到底國家是不是有前途，經濟有進步嗎？千萬不要再意氣用事和受騙了。

日前「防石虎路殺，卓蘭闢建濕地公園」新聞，引起關心生態與石虎保育的民眾激烈討論，齊聲反對前瞻基礎計畫水環境建設編列預算施作濕地公園。

石虎居食物鏈頂端，依季節變化捕捉多種鼠、鳥與爬蟲類，平衡各種獵物量，生態資源豐富的環境，才能確保石虎安心生活。石虎穩定出沒，代表人與自然永續和諧。

苗中彰投的淺山環境是台灣目前發現石虎的區域。近年，一四○縣道近卓蘭的平面路段已有三起石虎路殺和一起小石虎拾獲，溼地公園預定地對岸也曾有哺乳中的母石虎遭路殺，顯示高架道路下方溼地公園預定地的自然環境吸引石虎棲息，更是苗栗和台中地區石虎族群安全通過，避免跨越平面道路的重要生態廊道。在此興建濕地公園等人工設施，無疑迫使石虎走進危險的環境，增加路殺並且嚴重干擾在此棲息的野生動物。

石虎是台灣僅存野生貓科動物，美麗吸引人心，近年從苗五十、台十三線外環道、三義裕隆二廠、月稱光明寺等環境抗爭，民眾體悟保護石虎，就是保護生活品質，進而參與保育行動。

官方亦響應石虎保育思潮，發想多位吉祥物，如苗栗的貓□喵、台中的虎爸虎媽等來推廣在地農產與各項活動，卓蘭鎮公所更自詡為石虎之鄉，舉辦兩屆石虎路跑，但提出闢建濕地公園的誤謬規劃令人遺憾。我們樂見政府視石虎為在地資源，用於促銷友善農產與旅遊，人虎共存共榮。但別消費民眾對石虎的愛，假保育石虎之名，行破壞自然環境及石虎棲地之實。

前瞻計畫這艘價值數百億的大船正載著石虎與台灣環境撞向冰山。不僅破壞石虎棲地，更讓已崩壞的河川生態雪上加霜，恐只留下缺乏維管的水泥景觀工程。我們提出三點訴求。

一、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應全數暫緩。主動公開資訊於單一網站，邀請環團與在地居民監督，確認選址、規畫、設計與施工都符合前瞻思維，讓人與石虎能和諧相處。

二、親水與國土綠網應兼得。水環境建設顯然跟林務局國土綠網相衝突，請公部門主動釐清，別互扯後腿。

三、生態專業參與。貓羅溪、大安溪、房裡溪、後龍溪等石虎重要棲地內的前瞻計畫，都應邀請石虎與相關生態專家參與規畫設計，並監測石虎是否仍可利用改變過的水環境。

昨天聯合報報導「醫療人球」的話題，主要是討論針對各醫學中心腦中風病患「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ＰＡＣ）」下轉率數據的呈現，說明醫療單位目前運作方式，以及病患家屬的想法：

問題一：目前急性醫療病院，對已轉為穩定慢性的病患，所進行下一步治療復健計畫，到底應採取何種模式才符合醫療原則？

問題二：患者家屬針對病患後續轉為慢性的治療目標期待的心情，有何看法？

醫病雙方要如何化解「醫療人球」難題呢？

筆者認為應從醫療和長照制度面、醫療臨床體系運作（包括醫學中心、區域、地區甚至診所）、民眾對目前醫療及長照的認識進而取得信任感，轉入長照醫療領域，持續慢性醫療行為。以上三方面相互配合，就可解決此一難題，進而取得醫病相互信賴，一致的目標是讓病患得到適當的醫療環境。筆者想應該就沒有「下轉率」及「醫療人球」的問題了。但要如何運作此模式呢？

長照2.0針對機構長照方式，在增列的十七項中，包括銜接出院準備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兩項，醫療院所的慢性疾病患者，如需要復健及基本醫療照護，就可按病情轉入，如此就無所謂「下轉」的困擾了。就急性醫療院所而言，它的床位運作可以讓後來急需治療的病患，不會因滿床位而延誤治療時機。

希望讓病患家屬了解，透過醫院銜接轉出的機構式長照院所，應會有復健師執行復健項目，非只是單純生命監測和被動式治療，此其一。

反觀如長期住在急性醫療復健病房，只為單一復健治療，雖然醫院已完備作好感染防備措施，但院內的感染那怕只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問題，因而導致復健效果不佳，此為是不可預期的炸彈，亦應讓關心的家屬了解。如果轉至中、小型長照機構，可減少其他慢性病況的發生，且此類認證合格機構亦有約聘醫師定期詢問病情，此其二。

病患家屬亦可選擇有方便回診、探視的機構長照點，如此對病患身心治療有正面效果，此其三。

當每家醫院皆呈現滿床狀態，無空床容納需要復健或安置家屬無法照顧的「下轉」病患，此時「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院際間的照護制度只需稍加修正，就是（醫院－長照機構）無縫銜接，此為上策。此時強化後端（長照機構）的品質與數量，亦就是長照機構專業人力及訓練機構，種子教師能維持長照品質，將現有公有閒置空間，修正法令廣設長照機構以彌補量的不足。按此模式運作，就可因應解決醫院滿床的窘境，又可減緩家屬的焦慮，重要的一點，是病患可以恢復得到滿意的治療環境。

聯合報日昨報導，調查局多名「共諜剋星」升副主任，調查局長蔡清祥打破既有傳統，這幾波人事升遷，都看得到專長辦共諜案出線，顯見共諜案目前受到的重視。

曾經被檢調認定是共諜的資深記者郭玫蘭，案發時廿萬元交保，還被限制出境，最後獲得不起訴處分，共諜案變大烏龍。郭玫蘭上月卅日病逝，享年四十六歲。

二千年在ETtoday網路電子報，筆者曾與郭玫蘭共事，她主跑兩岸新聞，表現中規中矩，後來跳槽到中央通訊社。二○一四年二月，檢調一方面號稱「偵查不公開」，另一方面放消息給媒體，郭玫蘭捲入共諜案曝光，搜索、約談、開庭、交保、限制出境樣樣都來，一個弱女子獨自面對共諜的指控，新黨青年軍王炳忠跟郭玫蘭相比，只能算是「小兒科」。

二○一四年十二月，檢方處分不起訴，法律上郭玫蘭獲得清白，所謂共諜案不攻自破，可是共諜的大帽子讓她丟了工作，謀職四處碰壁。去年十月，郭玫蘭參加民間司改會記者會，當時她說共諜案造成名譽嚴重毀損，家人擔心恐懼，期盼政府相關單位公開道歉，還她公道。

曾經跑社會新聞的筆者，沒有機會告訴郭玫蘭，司法檢調從來沒有道歉過，案子辦錯了，嫌犯抓錯了，錯了就錯了，錯了就算了。郭玫蘭共諜案不起訴，陸委會前副主委張顯耀共諜案簽結，可曾看過「共諜剋星」出來說句對不起？

古今中外，任何一種司法制度都無法避免「冤錯假」案，關鍵在於，事前如何防微杜漸，事後如何救濟補償。郭玫蘭等不到政府的道歉，抱憾而終，馬政府發生的烏龍共諜案，蔡政府責無旁貸，應該給郭玫蘭家屬一個交代。

最近報上常有火災的新聞，因為天氣冷燒電暖爐，容易電線走火，尤其前幾天韓國醫院大火至少卅七人喪命，令人怵目驚心。午餐時有個同事心血來潮問大家：如果你家公寓失火，你會第一搶救什麼？大家一時都講不出話來，表示平日沒想過。

這是很好的問題，因為人在緊張時，會大量分泌腎上腺素，使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四肢來準備逃命，大腦變成一片空白。若沒有事先想好，就會像「亂世佳人」電影中的那個小黑奴，抱了這個，放了那個，每個都重要，每個都沒拿。

我小時候，八二三炮戰，全台戒備，情況很緊急，很多人家裡都挖有防空洞。我父母因為逃過日本人的難，所以對戰爭很警戒，台海戰爭一爆發，就天天訓練我們逃難的必要措施。父親把身分證照相（那時沒有影印機，或至少沒有我們小老百姓可接觸到的影印機），副本發給我們，告訴我們緊急時，命最重要，因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身分證一定要帶，他看過太多的流亡學生沒有證件時，別人不承認他是誰。

我父親一輩子沒忘掉逃難的恐懼，我出國時，他給我一條金項鍊，一定要我掛在脖子上。當時年輕，覺得金子很土，不肯掛，父親告訴我，多少人在逃難時，因為缺一點船錢、車錢而命喪黃泉，所以人要未雨綢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但是那時台灣承平已久，而且我是去美國念書，怎麼會要逃難？但是不願拂逆父親的好意，只得勉強掛上。想不到一九七二年我先生出來教書時，窮學生身無隔宿之糧，教授的薪水要到月底才發，但月頭要先吃飯才能活到月底發薪。在異鄉，無人可告借，無奈何時，突然想到爸爸的金項鍊，拿去當了，才撐到月底發薪。從此我對老人的處世智慧敬佩有加。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一輩子不忘的教訓，就是心理學上的「一次學習」（one trial learning），只要跟生命有關的學習，一次就會，因為大自然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也看到「時危見臣節」，急難時，才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價值觀：父親會搶救房契和證件，因為他在乎全家的生計；母親會搶救我們的照片，因為她在乎兒女，童年照片失去了，便是失去了。

當然現在的父母都不必在意這些了，因為不管是證件或相片，只要掃瞄儲存在雲端即可。但我也好奇，對現在的年輕人，什麼才是重要的？我問時，同事們彼此互看一眼，爆笑起來說「命最重要」。是的，在他們的時代，命最重要，要證明自己是誰，電子掃瞄面孔、按個指紋即可，哪裡要像流亡學生那樣，為生存，得冒用別人的身分證，連自己的姓名都得改掉。時代的悲劇又哪裡是現在沒有經歷過戰爭、豐衣足食年輕人可以想像的呢？

看著他們沒有任何風霜的臉，好想告訴他們，珍惜現在的和平，戰爭是人類最殘忍的發明，祈禱他們永遠不要嚐到妻離子散亂離人的滋味。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