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中生赴陸求學蔚為風潮，若干知名高中因人數眾多，校長竟接獲官員「關切」電話，連調查局人員都登門拜訪。這姿態就是「行政威嚇」，要用權威使那些校長心生恐懼，阻止他們再推薦學生赴陸求學。問題是，如果台灣的高教總是充斥政治干預，不斷改課綱，任意拔校長，我們的大學還有什麼競爭力能吸引學生？

不僅如此，蔡政府的拔管行動，也進入動員司法工具的新境界，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最近紛遭台北地檢署約談。讓人發毛的是，這些遴委並不是接到正式的傳喚通知書，而是接到連來電者是誰都無法確認的「約談電話」；約談地點也不是在北檢，而是在與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同址的第五辦公室。也難怪，被約談者形容，這簡直「比白色恐怖還恐怖」。

可議的是，北檢若認定遴選程序有造假、違法或其他疑點，就該依法立案正式發文，豈可讓被約詢者為不知名的原因受到調查；如果程序正當，何以竟讓人以為在「洗錢防制辦公室」偵辦，這豈非擅開刑堂？

更何況，依照法治程序，這些約詢都應該在教育部作成決議前著手。如今罪狀都宣判了，才來補程序；可見，法務部次長蔡碧仲被稱為大黑手，不是沒來由的。

民進黨政府這種雙重標準的作風，其實是在玩弄民意，看不到「還權於民」的精神。所謂「打破鳥籠」，除了下修公投的通過門檻，還包括了廢除「公投審議機制」。但在實際運作中，中選會卻能運用各種理由卡住民眾公投提案，變成了具有實質准駁權的「太上審議機關」。

對於阻擋郝龍斌所提的「反核食」公投，中選會的理由是，公投案具有法律效力，為避免公投案變成「芭樂票」引發爭議，因此要求提案人開公聽會補正。然而，中選會對「反核食」的質疑，幾乎皆存在於「東奧正名」公投案中；何以後者快速過關，前者卻得補正說明？以奧運名稱而論，我國目前參與國際賽事使用的「中華台北」，是由中華奧會和國際奧會於一九八一年簽署的《洛桑協議》而來，有效保障了我選手的國際參與；一旦公投案通過，未來改名仍要經國際奧會同意，難道中選會不擔心會變「芭樂票」？何況，提案人已聲明此案並非「諮詢性公投」，其強制力對中華奧會和選手可能造成的困境，恐高過反核食案。

進一步看，「東奧正名」更涉及憲法層次的國號問題，中選會也明顯持雙重標準。最明顯的例子是，中選會宣稱「確認婚姻關係」公投案與大法官七四八號釋憲案扞格，要求提案者「補正」理由；但對「東奧正名」的違憲爭議，中選會卻輕易放過。事實上，「公投審議委員會」廢除後，中選會理應僅能對公投提案在程序不完備時要求補正；中選會卻將其權力發揮到最大，幾使自己變成了准駁機關。

中選會主委陳英鈐曾說，中選會對公投案唯一的考量，就是「不能違憲」。然而，認定公投案是否違憲，難道是中選會的職權？中選會不斷以要求「補正」為由對公投案進行行政干擾，至少能達到兩個效果：第一，是拖延公投成案的時程，導致公投案趕不上與選舉合併舉行，等於即阻斷了它過關的機會。第二，中選會利用其職權「宣告」公投案的正當或不正當，也會對公投本身產生強烈的左右效果。

平心而論，比起過去舉行過的全國性公投，目前討論中或成案的公投提案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內容也更為多元。我國在二○○四、○八年舉行過六次公投，全都是政黨為求勝選而發動的「公投綁大選」，結果六個公投案全遭否決，寫下羞辱的一頁。而近半年來的公投案則更顯多元，擴及勞工、婚姻平權、能源、司改、轉型正義等不同面向，無論最後通過與否，其討論過程即具有相當意義。

問題在，當中選會自居「太上審議委員會」，動輒技術性干擾，將使公投案變得比鳥籠時代有更多行政障礙或其他拘束，那跟未曾解放沒有兩樣。尤其，公投門檻降低後，公投案需約廿八萬人連署才能成立，這對政黨而言相形容易，但對一般民眾或民間社團則難度極高。如此一來，公投終將淪為政黨的另一項武器，卻失去了公投作為「直接民權」以補代議政治之不足的意義。

《公投法》修法後，表面上「鳥籠」是被打開了；但實質上，民間提案的權利卻像是被套上新的手銬，鳥兒的活動空間仍受嚴重限縮。如此，「還權於民」終究只是空言。

在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更將提升產業水準，改善經濟體質列為優先的政策。例如在2015年中國大陸提出製造2025的總體戰略計畫，範圍幾乎包括所有新興以及先進製造項目。中國希望在十年時間，由製造大國銳變為製造強國，並在2035年可以進一步超越日本及德國。

特別是中國大陸對於半導體產業的扶持不遺餘力，各項資金挹注，賦稅減免以及其他優惠措施更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大型企業也紛紛響應投入，發展半導體幾乎已成為中國大陸的全民運動。半導體是中國目前僅次於原油，為中國第二大進口項目；發展半導體產業目的就是發展自主技術，自給自足而不再仰賴進口。另外中國大陸也祭出各項吸引人才優惠措施，產生可觀的磁吸效應。半導體可說是台灣目前最具優勢的產業，正面臨中國強力威脅的挑戰。

面對中國大陸的興起，各國無不積極因應。一方面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項目，研擬彼此落差，進一步建構本身產業政策；另一方面也會利用貿易措施抑制中國製造2025項目向外擴張。例如美國最近引用301條款，對中國制裁加徵關稅的項目，即是衝著中國製造2025而來。此制裁措施雖然因為日前美中貿易談判達成協議而不會實施，但未來各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的立場並不會改變。

反觀目前政府對於中國大陸的興起，似乎並沒有通盤的策略。在政治上採取與中國持續交火的零和對抗；只是一味的防堵中國，並助長社會仇中心態。而在經濟上則是採取疏離中國，以降低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外，甚至還追隨美國腳步亦步亦趨，擴大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限制及投資審查措施。對於中國大陸產業發展重點，不但疏於研究，國內所知相對有限；政府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及產業轉型發展也幾乎是視而不見，以為把門關起就可以成功發展5+2產業。

另外，由於近年來國內經濟成長遲緩，薪資停滯不前，不及亞太其他國家，造成人才外流，政府在此方面也是束手無策，也是台灣發展新興產業另一道天塹。

政府在對外推動新南向政策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對於中國大陸在新南向國家所推動的一帶一路措施，以及在當地重要產業布局所知有限，以為把眼睛遮起來就可以開疆闢土。特別是近來政府一再宣揚台灣在新南向國家新增加的一些投資案，以凸顯政策成果；但是台灣在新南向國家的投資早已落後中國及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台灣如果仍然停留在自己和自己比的窠臼中，只是見樹不見林，很難收到成效。

現階段政府應將台灣重點產業在國際競爭的優劣勢，做一全面性的盤點。對於存有關鍵技術及人才缺口的部分，應該由即將成立的「投資台灣事務所」，進行有系統地研究以利於招商引資；而在人才缺口方面，也應統合國內各機構，拿出具體辦法積極攬才。

除了政策調整有其必要性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思維必須改變；由反中、仇中、排中以及防中的糾葛中，轉為知中。台灣的經濟規模大約為中國大陸的5%，在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惟有多瞭解中國，才能夠掌握彼此產業發展趨勢，有效因應未來中國大陸的影響。

曾有人說過：學習愛與被愛，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打從出生開始，我們便不斷在感受與探索這門必修課。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和場域中，「愛」的表現形式時有變化，不過，人們接收到「愛」的訊息時，那種充滿感動能量的感覺，卻是頗為類似的。尤其是，在節日或特定的時刻，更是容易激起、擴散愛的訊息，帶動周遭之人更多的正向能量。

前些日子過母親節，在社群媒體上，看到許多朋友道出自己對母親的感念，還有和家人一起慶祝母親節的回憶。有些朋友初為人父母，對於「母子連心」的牽掛，開始有了強烈而真實的體會，也就特別能夠理解這份「甜蜜負荷」的滋味如何。有些人收到孩子親手寫的卡片，或是特別準備的禮物，就算是簡單的字句，讀起來也感到格外窩心、溫暖。有些人則追憶起自己與母親的親密互動，許多細節透過文字重溫，關照、珍惜之情溢於言表。每一則分享，都是一個溫馨的故事，讓我忍不住認同按讚、很有共鳴。

愛是一種本能，就好像母親對孩子的愛，是與生俱來的、難以解釋的天職。對我來說，母親對孩子的關心和付出，往往是不計一切、不求回報的，只希望孩子能夠平安、健康地長大，而除了對孩子疼愛和操心有加，母親的言教身教，更是孩子學習和成長的重要引領。

我的母親過世已近廿年了，但我仍記得她慈愛的眼睛，以及與父親胼手胝足，全力支持、全心信任著孩子的身影。母親對人的細心體貼，深深影響了我面對生命的態度，至今仍是我待人處事的重要標竿。逢年過節，我和家人一起與家中長輩相聚，雖然長輩們總是說，不需要如此麻煩、破費，但在收下子女的心意時，仍可感受到他們的喜悅和欣慰之情。由此可見，愛不但是一種本能，愛的表達以及正能量的接收，其實是可以被鼓勵出來的。

愛與鼓勵所產生的動力，賦予我們面對未知、展望未來、堅持下去的勇氣，也使得許多艱辛的困難與挑戰，具有難以取代的意義。每年母親節，我總會收到幾位以前的學生或團員傳來問候與祝福的訊息。在母親節收到訊息，一開始感覺有些奇特，但後來想想，學生之所以特別選擇母親節來表達感謝，可能是因為他在課堂、在樂團裡的互動過程中所受鼓舞的正向力量，十分近似於母愛與家庭的溫暖吧！自此之後，我便十分欣然地接受了此種「慶祝母親節」的方式。

在我看來，愛與鼓勵，既是因果關係，也是一體兩面的並存。因為有愛，鼓舞人心的情感才會有傳遞下去的能量，而出於愛的鼓勵，往往帶給人一種安定信心、有所慰藉的後盾力量，支持著我們走過不同的成長階段。同時，表達愛以及接受愛的互動，是一門需要學習和經營的功課，而共渡特殊的節日，則讓我們有機會去檢視自己對於愛的體會和認識。我想，若生活周遭能夠不斷有愛與鼓勵的循環，則共鳴自會相互感染，引領我們去克服更多人生的難題。（作者為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近年來，赴陸就讀台生逐年成長，根據中國大陸統計，自二○一五年至今，每年都有超過萬名的台生赴陸就學，而在去年人數已達一萬一千多人，創歷史新高。驅動台生赴陸就讀的主因，即是「機會」：尋求更好更廣的生涯發展，及與世界舞台連結的機會。然而，在這股受「機會」驅動的登陸風潮下，政府不思具體有效的改革對策，卻依舊以泛政治化、精神勝利法及綠色恐怖來詮釋與因應。

首先，在泛政治化方面，如陸委會以意識形態提醒台生評估赴陸的「風險」。此舉不僅將全球化下普遍的人才移動現象，染上政治色彩，亦可嗅出些許「恐嚇」意味。

其次，在精神勝利法方面，報載高教司長認為台生出走潮僅是短暫、表象的，不見得有長期發展，並提醒家長應先想清楚，還表示「大陸有像台灣那麼開放民主的胸襟嗎？」殊不知，台生赴陸，為的是台灣缺乏「機會」，此與所謂「開放民主胸襟」何關？更何況，從近期台大校長遴選事件，到文化部要求出版陸方授權書籍需送審並經許可、違者行政處分等政策，實看不出台灣的開放民主胸襟何在？

第三，在綠色恐怖方面，傳出教育部國教署「了解」狀況，調查局、監督行政部門機構對部分高中「關切」赴陸求學人數暴增原因。對於人才出走，政府該檢討的是自身政策缺失與不足之處，怎會是由犯罪偵察與監察單位出面調查校方？此一將校方視為人才出走的「源頭」，加以防堵的作法與警示意味，不僅凸顯政府對當前人才出走危機的束手無策，也是繼台大校長遴選事件後，「綠色恐怖」入侵校園又一樁。

人才往更好、更廣機會方向流動，乃是世界趨勢。政府該盡快針對當前台灣高教、產業、整體社會發展進行有效變革，提高留才、攬才的吸引力，而非僅著眼於短期數字美化的表面政策。否則，輸的只有台灣自己，葬送的是人民的未來。

民進黨對台北市長的布局，步步錯，最後將導致滿盤皆輸，不僅可能讓首都變色，也勢必衝擊到蔡英文總統的連任之路。

民進黨第一步下錯，是四年前決定不提名，禮讓柯文哲參選。當時，民進黨算計過頭，目標只想要國民黨失去首都執政權，因此，寧可犧牲政黨主體性，展開一場綠白合作，雖然最後柯文哲成功選上台北市長，這一步棋初期看似正確，但時間一拉長，卻證明一開始就下錯了。

因為當時的爭議，如今全部重演一遍，完全沒有減少，民進黨也平白無故浪費四年時間，因為民進黨照樣找不到合適的台北市長參選人。

其次，柯文哲入主北市府後，羽翼漸豐，甚至以首都市長之姿，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提出諸多批評與責難；尤其是兩岸關係的發言，更不符合民進黨政府的期待，一位原本民進黨力挺的人士，屢次發言的內容，白白給外界見縫插針的機會。

第三，從去年中到今年四月底，民進黨一直讓外界與柯文哲陣營，出現錯誤的期待與解讀，認為民進黨將與四年前一樣，繼續禮讓柯文哲，結果卻是造成更多傷害。

畢竟，這段期間裡，民進黨和綠營內部就像壓力鍋，有意爭取民進黨提名的人，不斷砲口朝內，批評民進黨缺乏擔當，不敢自己提人參選；另方面，深綠支持者更持續向民進黨嗆聲，揚言退黨，以阻止民進黨再度禮讓柯文哲，整個泛綠陣營為合作與否爭論不休。

如今，民進黨決定自行推出台北市長參選人，更是一連串錯誤之後的錯誤決定。不僅民進黨向深綠團體低頭，讓許多人瞧不起，且與原本具有合作默契的柯文哲撕破臉，使民進黨未來也多了一個敵人、少了一個朋友。

再從台北市長選舉民調分析，民進黨有意參選的前副總統呂秀蓮、立委姚文智，支持度都遠遠落後柯文哲、國民黨台北市參選人丁守中一大截，即便民進黨推出黨內最看好的行政院長賴清德披掛上陣，一樣不敵；最慘的是，不論民進黨派誰參選，丁守中可望在綠白分手後、坐享漁翁之利。

總的來說，只要下一屆台北市長，變成國民黨執政，就意味著民進黨戰略錯誤，甚至證明過去四年更是錯得離譜。

報載有大學原住民專班教師指出，專任師資嚴重缺乏，學生受教權受損，建議教育部以專案計畫提供教師員額；筆者以為，現階段可與相關研究單位合聘師資，扭轉師資缺乏困境。

以專案計畫方式提供大學原民專班教師員額，有其不穩定性，一旦計畫終止或經費有所變動，原先以專案計畫進用之教師，依然有被解聘之風險。從大學原民專班之穩定經營發展來看，這樣的專案計畫聘用之師資，反而會造成大學原民專班在經營發展上的危機與不確定性。

國內各大學院校系所已有與相關研究單位合聘師資之前例可循，如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亦為各大專院校人類學相關系所之合聘教師，教師透過研究之成果，在課堂上以專業知識帶領學生學習，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國原住民族相關研究領域機構，不算少數，如中研院民族所，國教院的原民教育研究中心，即將成立的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等等，依照該機構之組織編制，可聘用相關研究人員，亦是未來可提供原住民專班穩定且優秀師資之來源。

綜上，建議教育部應規劃，採取合聘師資方式，填補大學原民專班教師之缺額，此舉不但擴大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之研究領域，更可有效提升原民專班整體學生之受教權。

國中會考結束，許多考生與家長才鬆了一口氣，然而卻留下一些仍值得探索的問題。社會科考題將全民健保議題納入，增強社會對健保認識，值得肯定，但歡欣之餘卻又有些許來自對解答正確性的不安，因為將會影響考生分數甚至最終錄取結果。

台灣自施行全民健保以來，病人就醫時面臨的即不再是總醫療費用或醫療市場價格多少，而是掛號費與部分負擔等自掏腰包金額。廣義而言，掛號費應該是醫療費用的一部分，但根據衛福部定義，掛號費並不屬醫療法所稱之醫療費用，係屬醫療機構行政管理費用，宜由醫療機構按其行政成本，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之參考範圍」收取（門診○—一五○元、急診○—三百元），若超過該參考範圍，應專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所以第六十題解決大醫院看診壅塞之原先正確解答（Ｃ）提高各大醫院門診掛號費用應是不對的，因為掛號費是屬醫院的自行裁量。

醫療院所真的會以掛號費作調節機制「以價制量」嗎？我們觀察到並非如此。依健保署資料，近年大型醫療院所的平均掛號費不升反降，反而是例如在台北市的診所調升掛號費。若依會考給予正解之邏輯，這些診所即意欲以調漲掛號費減少服務量，但此一推論恐又與原題目鼓勵民眾小感冒先到住家附近小型診所就醫相悖離。

倘若政府採取增加大醫院部分負擔的政策呢？Hurley & Johnson提出在實施部分負擔制度時，會因實施的市場不同而有不同效果。若在醫療市場實施使用者付費，即病患使用愈多醫師看診服務需付愈多費用時，病患會降低對醫療照護的需求。如此看來的確會影響病患的就醫行為。但該研究也指出，部分負擔的效果會受到醫師供給面的影響。因為病患減少會影響到醫師所得，則醫師就會誘使病患多看診，而抵銷部分負擔制度的效果。健保署委託研究也發現，大多數受訪民眾對醫療資源的使用，並不會因加收部分負擔而減少。此外，過高的部分負擔，可能會使弱勢族群無法獲得必要的醫療服務，損及全民健保強調之社會互助精神。

那麼，究竟如何不損及弱勢就醫與社會互助、又能改變民眾的就醫行為呢？民眾會不論病症輕重皆至大醫院就醫，是因為對大醫院的醫療品質較為滿意。因此改善醫院級別間的品質落差，將會是影響民眾就醫行為的較佳策略，而非運用財務上的誘因。政府應致力提升民眾在就醫時體會與觀察到的品質；這部分的提升一般有以診療品質、藥品品質、檢驗品質，甚至報告卡、回覆就醫經驗等。

本次國中會考題目中以提高各大醫院門診掛號費來因應醫療資源浪費的答案，有明顯爭議。（張睿詒為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游宗憲為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再兩周各大學就將陸續舉辦畢業典禮了，這期間因台大校長遴選事宜，教育行政階層突然間有一陣擾動。但等同於行政體系中之事務官—各系所主管對教學研究服務之職責卻不能因故停擺。

在課堂中曾問同學，現任教育部長是誰？居然沒有一位同學答得出來。一方面，可能因九○後的學生根本不關心Who is Who？另一方面，亦深刻反思，知道「誰」是教育部長有用嗎？還是知道國家有「哪些」特殊拔尖或吸引人的教育政策，更會令人關心與鼓舞？

歷年來之教學經驗讓筆者漸漸感知社會氛圍之變化，其質變並非全然是政治影響，包括了社會、經濟等很多層面之交錯衝擊，然深究之，政治確實影響了社會經濟面之變遷與擾動。

儘管我們的教學熱忱未變，但近期詭譎的國際政治情勢更令人捉摸不定。「大人」們雖心緒不定，也同時埋怨「小孩」們之不懂事、漠不關心國家大事。但事實又非全然如此，這些近廿歲的「小孩」們很清楚世界的另一頭有什麼事務、新產品、新發現（或許未盡與學術相關），但他們似乎反應靈敏，亦不認為和陸生交流有何不妥。

我們推動了首批閩台合作之教學計畫，今年正要邁入第十年，每年五月跨海口試答辯，並參與同學們的畢業展。身為指導教授，我們確實感觸良多，發現兩岸學生之氣質、興趣、關注點愈來愈近。但似乎又察覺兩者對世局變化之敏銳度與對生涯規劃之積極度，有相當明顯之差異。這相對凸顯了兩岸學生因時空、政治、社會與價值氛圍之差異化，而形塑了其人格特質及處事應對態度之差異性。

但帶著同學們到墾丁、綠島、馬祖、合歡山……大自然懷抱中體驗學習的過程中，則那一絲「差異」又化為烏有了。我們看到他們對生態、對藝術、對文化基本上是有共同語言與價值認知的；也因此即便只有一學年，陸生在台灣學習吸收之效能是超音速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民主社會體制中學習之取向是有大躍進的。本地學生亦樂於推薦台灣最美之山川地景、文化藝術與之分享交流。而儘管「共創」時間有限，各自畢業後，卻也得以藉由專業網絡而相互砥礪合作。

我們媒介了優秀同學進入大陸知名國際設計公司實習工作，其主管誇說同學們之表現絕不輸北大清華同濟等明星學校；追根究柢，吾人深知競爭力不在表層的成績，而繫乎學習過程中承傳師父之全方位學習與相關專業網絡之拓展與鏈結。

今日政府憂心台生赴陸就學，但反過來看陸生來台之經驗加值，確為明證。重點在學生必須在逆境中找到自我定位與宏觀社會價值。就廣義華人而言，吾人如何得以出類拔萃甚而引領先鋒？其實，未來的戰場是全球化的。

最近我看到一篇大陸的文章，詳細介紹半導體工業的發展，內容偏向記憶體工業。說實話，任何我們台灣的人看了這篇文章都會很難過，他們根本沒有提大陸，從頭到尾都是講台灣的半導體工業發展，並且偏重於記憶體工業，也可以說就是介紹台灣ＤＲＡＭ工業如何被韓國打敗的故事。

關於台灣的ＤＲＡＭ工技術，我們工研院及世界先進的技術水準曾經和韓國的現代集團（也就是後來的ＳＫ海力士）一樣，當然還比不上當時的日本龍頭ＮＥＣ、美國ＩＢＭ和德國西門子，但是也已經有了可用的品質，功能也符合國際標準，如果當年政府和民間繼續支持ＤＲＡＭ的研究與投資，我們現在絕對可和三星、ＳＫ海力士和美光有得拚，可是我們沒有做大力而長遠的投資於自有技術，而貪近利與方便，只向外國買技術（美其名為技術合作）作生產，想賺投機財。現在只好眼看韓國的三星和ＳＫ海力士遠遠超過我們。

這篇文章的結論只有兩點：一、任何工業都要注意基礎技術，不能只靠代代由外國引進的技術。二、台灣當年若有大格局的眼光與有決心自立的投入，現在一定不亞於韓國。

我曾和一些當年做ＤＲＡＭ研究的工程師聊過，他們認為政府首先應該懂得哪些工業技術是值得重視的。韓國的記憶體有很高的成就，他們的整體ＩＣ產業基礎也就較厲害，難怪三星手機因有自己的中央應用晶片，又有最精良的記憶體ＩＣ而遠遠超過我們。韓國在電池也下了苦功，這又使我們的工業吃了大虧。政府要有冷靜而智慧的技術官員，善用有限資源做正確投資。

但是，整個國家在文化上也要有好的想法與意志力。我曾說我們國家有新的五缺：缺野心、缺信心、缺耐心、缺專心、缺決心。韓國人是相當有野心的民族，我們非常缺少這種野心與決心。政府似乎對於如何打敗韓國的核心技術毫無興趣，也談不上什麼策略和耐心。有些技術的發展是需要長時間的，我國的民間企業不夠大，如果沒有政府的帶動與投資，是很難有突破的。

希望政府知道，我們有很多工程師熱中於儀器的發展，他們尤其希望能夠發展高級半導體的儀器，可是政府的政策並沒有全力支持他們，使他們有志難伸。我曾和一些美國半導體儀器廠商的高級負責人聊過，他們知道韓國正全力發展半導體儀器，雖然目前仍然落後於先進國家，可是那些高級負責人仍然非常緊張，他們知道韓國最後會有很好的成就。重點是，他們的政府和企業不輕易放棄研發，他們有野心、信心、耐心、專心、決心。

韓國和大陸正全力提高工業水準，他們也有好的策略、決心和耐心。如果我們依然是新五缺，終究很難和韓國及大陸相比。

在沒有可行性評估分析研究報告核可情形下，天外飛來一筆八十一點三四億元的基隆輕軌，原規劃九成使用台鐵第三軌從基隆火車站到台北南港展覽館，路線長十九公里，號稱「國際郵輪母港線」，預計二○二二年通車。

基隆輕軌最初規劃包含南港展覽館引道及地面車站廿七點二億元、Tram-Train車輛十列共十五億元、維修基地設置十六億元、七堵站人工平台十九點八四億元、七堵至八堵間橫渡線調整三點三億元。可行性評估分析研究報告出爐後，建議採全線雙軌化方案，增加七點零八億元；效益方面，每小時單向可發十至十二班車，最高增加尖峰時段台北往返花東運能五成，通車時程須延後三至四年。

全線雙軌化方案中，要將已完成的七堵至八堵間橫渡線經費去除，購車經費因初期須購買十一至十三列Tram-Train車輛，經費增一點五億元；另要花二億元購買台鐵七堵調車場空間作為維修基地；南港展覽館引道及地面車站，加全線雙軌化股道及月台增設經費六十六點四二億元，總經費增加至八十八點四二億元。因台北市政府要求路線須延伸至南港車站，若要透過平面道路再延伸至南港車站，經費需再增加四億元；若要地下化經費需再增加八十三億元，總經費將達一七一點八四億元，足足是原經費的兩倍餘。

一般重大建設均有嚴謹的規劃程序，但是前瞻計畫的軌道建設似都不必遵守，先估出預算經費，再做可行性評估，連路線終點都還在爭議階段，豈不是「先射箭再畫靶」？

馬丁牧師二戰時被希特勒下令送進集中營。戰後，他在波士頓的紀念碑上刻了這樣一段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最後，他們奔向我來，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

這種危機感在台灣越來越濃烈，即使在相對遲鈍的教育界。

能從年輕安於一個職稱到老的「老師」，大多只求安身立命，外界風雨一概不理。「我又不搞政治，又不做生意，規規矩矩教書比較重要。退休有退休金，清茶淡飯總能度日。」但是，某一天突然發現，不知何時被稱「米蟲」，國家負債破產，都是他們的錯。一盤算，退休金從此釘死，不再跟著通貨膨脹調整，老景淒涼可能就在眼前。才知要訴願訴訟釋憲，才知你不搞政治，政治搞死你。

卡管事件沸沸揚揚，從教育部到各部會聯手起底，一位台大朋友說：「管中閔到大陸演講兼課算啥，我們誰也不比他少。他違法，大家都跑不掉，鬧不下去啦！」一眨眼，已是三個多月的紛紛擾擾。朋友又說：「還好我不選校長，最多當個委員什麼的，找不到我頭上。」這兩天，台大校長遴選委員陸續遭北檢約談，看來當個委員也不安全。

我和幾位校長聊天，談到管案對中學校長有無影響？有人輕鬆以對：「那是大學的事啦，教授才有這些麻煩，跟我們無關。」言猶在耳，就發生武陵、建中校長替學生寫推薦函，被教育部和調查局關切的事。嗯，據我所知，可沒哪一位高中校長少寫了推薦函。

教育界從校長到老師，心中都有點惶惶然，覺得已頗難「安身立命」。但政府卻是鬥志高昂，而且明擺著「吳茂昆違法，不代表管中閔同樣可以違法」，藍綠不同兩樣情，你又奈我何。同理可推，武陵、建中校長若綠意盎然，調查局大概就不會上門了，是嗎？這是政府在帶風向嗎？這樣的台灣還有民主法治嗎？

多少人正在想：「我不是國民黨，我不是校長，我不是委員…我可以不說話。但當他們奔向我時，我不會悔不當初？」這種氛圍正在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