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農委會和北市府的說詞，足證雙方都在演戲。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說，農委會同仁都在「協助稻穀收割」，所以無法出席。但他又說，「監察人的報告怎麼適合在董事會報告」，不認為有必要參加這樣的會議。換言之，「在忙」只是藉口，不贊成開這個會才是真的。

北農董事長陳景峻則稱，出席人數不足而流會很意外，未來會把監察人報告提供給董事會，但報告「不會外流」。言下之意，即使查出什麼不法，也是機密，不會公開。由此可見，農委會的杯葛已奏效，北市府雖大剌剌派人查帳，最後也只能把報告收進抽屜裡，就算有任何不妥，外界也難窺其詳。

事態發展至此，可謂是「綠白恐怖平衡」的最壞結果，民眾失去了了解真相的機會。最諷刺的是，北農號稱是「民營公司」，在廿三席董事中，北市府五席、農委會五席、全國農會五席、青果社兩席、民股六席；但農委會介入極深，連總統都插手干預，民股則隨機看臉色表態，民眾則只有看歹戲拖棚的份。

北農的官民結構與運作失調，就像台灣政治的一面照妖鏡：各方都有能力卡住對手，卻無一足以成事。

蔡總統的兩岸政策，說穿了，就是把自己的傲慢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然後用「國家尊嚴」的大帽子，來合理化自己的偏執。兩年前，當陸客銳減衝擊觀光，夜市、旅館和遊覽車業者生計大受衝擊，不少人選擇相信這是維持台灣尊嚴必須付出的代價。於是，中共機艦一再加緊繞台，蔡政府也做出絲毫無畏威脅的姿態，認為民粹主義就是最佳抗敵利器。

然而，兩岸接踵而來的肅殺，不斷讓各行各業付出代價。兩岸農漁契作被政治對峙打斷，農漁減產滯銷的故事頻傳；兩岸學術及社會交流因而緊縮，更互將幾隻「小蝦米」打為「間諜」，都使得兩岸人民對彼此的惡意上升。除此之外，包括影藝人員被迫要在兩岸之間選邊表態，台商在美中貿易大戰中遭池魚之殃而無人聞問，乃至我邦交國接二連三被奪，以及原是「西線無戰事」的國際航空公司橫遭中共要求改名，這些都是蔡政府兩岸政策失控的惡果。遺憾的是，民進黨依然不改其志，堅持朝死巷挺進。

令人訝異的，不是蔡總統的意志如此堅定不搖；讓人吃驚的，是一個元首面對自己的政策帶給人民諸多苦厄竟能如此無動於衷，如此漠然。事實上，民進黨一向的慣技，就是以「國家尊嚴」為標榜以號召反中；過去的「正名」、「制憲」、「入聯」遊戲均是如此，且一次次把台灣帶向虛耗與撕裂。如今，蔡英文的口號已簡單到只剩「維持現狀」，卻不斷摧毀兩岸稍早八年好不容易積累的善意及和平果實，這絕對難謂明智。人們也看出，她已逐漸失去收拾殘局的能力，卻拒絕認錯。

這種打著「國家尊嚴」或「社會正義」之名推動政策改革，最後卻造成「殘民以逞」的後果，在蔡政府的決策中屢見不鮮。以年金改革為例，最近收到年金「處分書」的退休公教族群一片哀鴻遍野，許多人擔心自己「晚景淒涼」，屆時老來連聘請看護都有困難。儘管「世代正義」是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一個政府刻意把自己國內的一批「中產階級」打掉，讓他們的生活下降了一級，難道不需要事先謹慎想清楚其間社會、經濟連鎖效應嗎？再說，在同一世代的退休者中，唯獨選擇留在台灣的軍公教遭到最劇烈的剝奪，這又是什麼世代正義？

進一步看，蔡政府宣稱軍公教年改通過之後，可為國庫省下一兆四千億元的支出，言下沾沾自喜。但是，省下了一．四兆，政府又拿來做了什麼福國利民的好事嗎？答案是「並沒有」。外界看到的是，減輕了軍公教年金負擔的民進黨政府，更放膽揮霍了：南向國家以及東北亞民眾來台觀光，都享有名目奇怪的補助；四年四千多億的前瞻基礎建設，不斷地催促地方政府找名目把錢花掉；農產過剩價格暴跌或休耕，都可以發錢補貼消災解厄。包括離岸風力發電不僅一擲數百億元，而簽下廿年的高價長約，估計未來將有一兆三千億的電費流向國外廠商口袋中。

軍公教年金改革可使國庫省下一．四兆，和台灣風力發電未來廿年將付給國外風電業者一．三兆，是一個意外的巧合。這個數字恰好說明，左手省下的年金，將由右手花出去；而人民承受的痛苦，則不知不覺被誇稱為政府的「政績」。就像沒搞好的兩岸政策，卻要人們拒搭機來表示愛國。

在2001年扁政府時期，推動以打銷呆帳及金融機構金控化為目標的第一次金改，結果在打銷呆帳方面有可觀成果，但也製造出「金控」這個龐然怪物，造成金融監理上諸多問題。正因為對「金控」監理的缺失，以致2004年扁政府開始推動以金融整併及金控減半為目標的第二次金改，引發「以小併大」、「以民併官」等弊端，不僅嚴重衝擊民進黨執政基礎，導致二次政黨輪替，同時也讓「金改」汙名化。賴揆避提「第三次金改」，推測原因當在於此。

到馬政府時期，「金改」無論在名稱或實質上都消聲匿跡，當時金融發展重點是在兩岸金融，透過兩岸金融合作及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試圖發展台灣成為香港以外的第二個人民幣離岸中心。嗣後，因為太陽花學運造成兩岸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受阻，加上人民幣匯率貶值等因素，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受到很大限制，也影響金融業邁向區域化、國際化的努力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歷經扁馬兩朝，國內金融業發展每下愈況，不僅國際化程度進展緩慢，在國內發展也面臨很多問題，金融業占GDP比重一路下滑，從1999年8.43%的高峰下降至2016年的6.53%，對照鄰近國家金融業持續擴張，國內金融發展已嚴重落後，更奢談要打「亞洲杯」、「世界杯」。

蔡政府在執政兩年後才推出全盤性的金融改革方案，時機雖然稍晚，但若能對症下藥，引導金融業突破發展瓶頸，仍值得肯定，但仔細審視該方案的精神和內容，很明顯存在「見樹不見林」的問題。

首先，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不足，主因就是業者規模太小及市場細碎化，所以金融業整併是必須走的一條路，而由規模最大的公營及公股金融機構帶頭整併，乃理所當然，但金管會所提方案，只是將「民民併」的門檻放寬，例如將金控併購首次持股比率由25%降到10%，以鼓勵民營金控進行合併，但在「公公併」、「公民併」、「民併公」等方面都未提出具體規劃或措施，很顯然民進黨政府迄今仍未走出扁政府金融整併弊案的陰影，以致仍以技術性措施來處理金融業整併的重大政策。

其次，這次金改方案的重中之重，是促使金融業以行動來挹注產業創新及發展，今年「5+2」新創重點產業融資增加2,000億元，保險業產業投資包括新創產業、公共建設及長照事業等新增1,500億元。以金融支持產業及經濟持續發展，是金融業存在的最根本目的，也是各種形態金融運作的本質，但金融業資金主要來自社會大眾，對產業投融資首須考量風險因素，不應由政策來領導。過去扁政府為發展「兩兆雙星」產業，造成公營及公股銀行因產業政策失敗而背負龐大壞帳。此殷鑑不遠，蔡政府應記取教訓，扮演好健全投融資制度角色，而不是插手金融機構資金的直接分配。

再者，金融機構的有效管理，至關重要。國內金控家族化、集團化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不僅影響金融業健康發展，也造成很多不可預期的金融風險。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曾說，第三次金改就是要落實公司治理，近來金管會陸續推出「產金分離」、「金金分離」、禁止金管會退休官員轉任公股機構等政策，值得肯定。但是，如何根本改革金控問題，將龐然怪獸轉化可以有效管理的現代化金融機構，才是蔡政府的最大考驗。

民進黨立委有意增加國會常設委員會的數目，並減少召委的人數，以提升監督效率。不過，對社會大眾來說，強化立委的專業性、代表性，遠比增加立委權力重要許多。

根據民進黨立委提出的草案，打算修改立法院組織法等相關條文，常設委員會將從現行八個增加到十二個，各委員會召委則從目前兩人減少為一人。

依照民進黨說法，主要是行政部門組織調整後，為對應監督各部會，立法院委員會有調整的必要，而且變成十二個委員會後，每個委員會的立委人數將變少，相對提高立委職權，加上業務更加細分，立委更有時間、能更專注來監督行政部門。

乍看之下，民進黨主張不無道理，但委員會多寡，攸關立委席次。當年，立委從二二五席減半到一一三席，才會將原本的十二個委員會裁併。如今，若是要改回十二個委員會，若立委人數不增加，等於每個委員會平均只有九到十席立委組成。

依照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只要有三分之一該委員會的立委出席，就可開會，等於只要三位立委在場，即決定委員會的一切。這樣的國會生態結構，立委權力變大了，但能提升問政品質嗎？

另方面，民進黨立委認為，兩位召委若是不同政黨，會互搶法案主導權，影響到整個立法計畫，因此，建議只設一位召委，並由最資深的立委來擔任，以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

透過單一召委的議事安排，或許可提升立法效率，但若召委怠惰或「偏食」，只排某些法案，反而會排擠到其他法案審查的機會，這不是委員會中心主義，而是召委中心主義。

政治制度當中，民主講究的權力分立、制衡，本來就容易缺乏效率，提升國會的問政效能雖然重要，但如何確保多元意見可以在立法院呈現，讓所有族群、各種利益團體和不同階層的意見，都能獲得充分討論，才是國會多元代表性的具體展現。

民進黨曾經提出國會改革論述，其中在「人民的國會」主張「提升國會代表性，解決票票不等值問題」，這部分涉及到立委總席次多寡、區域立委和不分區立委的人數，以及選舉制度的設計，這是人民期待的國會改革正義。

這一兩年在美國方興未艾的#MeToo運動，除了讓國際社會意識及正視女性長期遭到性騷擾的問題外，還帶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發展，就是卅多年前功敗垂成的平權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目前又有重振的跡象。

個人在美國讀書時，曾和同學從德州開車到尚未通過此法案的奧克拉荷馬州，企圖遊說該州州議會支持這項法案，因此對這個在一九八二年胎死腹中的憲法修正案有特殊感情。如今看到它再度形成新聞焦點，自然會有情感連結，而希望在新的社會氛圍下，能夠起死回生，成為美國憲法第廿八條增修條文。

依據美國憲法，若參議院及眾議院有三分之二通過提案，即可將憲法修正案交付各州的州議會批准，若有四分之三的議會同意，就能成為新的憲法增修條文。美國婦女投票權的修正案，歷經幾十年女權運動者的努力，在一九一九年夏天獲得國會兩院通過，威斯康辛州議會第一個批准這項法案，一年兩個月後的一九二○年八月，當田納西成為第卅六個批准州時（當時美國僅四十八州，阿拉斯加及夏威夷仍是領地），第十九條增修條文正式被納入憲法。

不過，部分女權運動者並不以此為滿足，次年就開始推動新的憲法修正案，希望不僅投票權而已，還要達到男女平權的終極目標。女權運動者在此議題出現了分歧，一派主張女性與男性有許多相似處，因此以女性同為人類而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另一派則強調女性的特殊經驗（生理及身體素質）和男性不同，有時因特別需要，而必須享有差別待遇。

經過五十年的辯論，以及一九六○年代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的推波助瀾，ＥＲＡ終於在一九七二年獲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展開七年各州州議會的批准過程。從一九七二年三月第一個批准的夏威夷州，到一九七四年二月批准的俄亥俄州，不到兩年就有卅三州表態支持ＥＲＡ，距離五十州四分之三所需的卅八州，僅差五個州。然而，在後續的五年中，僅有北卡羅萊納及印第安納兩州批准ＥＲＡ，還差三州。

女權運動者當然不願看到ＥＲＡ胎死腹中，因為在這七年中，有四個州的州眾議院通過，兩個州的州參議院也支持，若這些州都能獲得兩院同意，ＥＲＡ就有機會。基於此，她們要求聯邦國會給予三年的延長期限，希望能做最後衝刺。不過，一九八二年期限到時，並沒有增加任何一個批准的州。當然，我們在奧克拉荷馬州議會的努力，也是徒然無功。

原先已被遺忘的ＥＲＡ在過去五年再被提起，一些州議會又企圖批准此案，內華達州州議會兩院去年三月通過ＥＲＡ，成為四十年來第一個新批准的州。上個月底，伊利諾州也加入行列。若憲法修正案同意時間可以無限期延長，ＥＲＡ僅差一州就可以成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廿八條。

過期的批准，照理應當無效，不過憲法學者發現一九九二年通過有關參眾議員報酬限制的增修條文第廿七條，最早是由麥迪遜在一七八九年所提出的十七條修正案之一，其中前十條很快獲得批准成為所謂的人權法案，但報酬限制這條卻經過兩百多年才通過。相較之下，ＥＲＡ修正案僅有四十多年歷史，也應給予同樣的機會。

在#MeToo運動獲得廣大支持、以及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對女性的物化及汙衊持續發生之際，我們有理由相信第卅八州很快出現。

（作者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哥倫比亞在世界盃足球賽以一比二敗於日本腳下。比賽開場哥倫比亞就被判十二碼球和被罰下一人，雖然判罰公平合理，但卻造成了整場比賽人數的不對等，就是哥倫比亞十人應戰日本十一人。這場比賽我們看到日本贏球，或許會讓大家感覺我們離世界盃比賽並不遙遠。

日本表現出少有的沉穩，而亞洲球隊在世界盃大賽能夠如此沉穩，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進步。表面看起來比賽過程沒有那麼複雜，但其中包含著很多技術層面、對大賽的認知與心理層面、比賽素養層面及經驗總結層面的東西。這種大型比賽，確實不能以一場比賽表現論英雄，教練團需要從第一場比賽到進入淘汰賽的統籌考慮，這一點可以看出日本在參加國際大賽過程中做了深刻的總結，取得應對大賽質與量的提升。

日本技術水準在亞洲國家間的比賽會表現得更加出色，在世界大賽氛圍和更強大對手面前受到了一定限制，就是技術能力發揮得不夠充分。這個問題日本在八年前南非世界盃的總教練岡田武史做過總結，很清楚日本在大賽發生的問題，日本教練也不斷修正與提高，選手的國際比賽經驗及素養，也比以前更好了。

即使已是世界盃常客，日本自認為他們的足球仍然在成長階段，也還是按照「國際標準」做課業的好學生。日本在合理控制球、一、兩腳處理球、密集防守中的敢控與配合、傳球的精準度等方面，仍在追求與世界同步。

日本足球協會很早就制定「百年構想」和「青少年訓練大綱」，按照國際足球總會和歐洲足球聯盟技術標準不斷更新和升級，少年訓練甚至可以在沒有教練情況下，按照大綱圓滿地完成訓練任務。相比我國前後多次制定的「國家足球發展規畫」、「青少年足球發展規畫」、「青少年校園足球發展規畫」、「青少年足球訓練大綱」等，依現況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都存在巨大的問題，我們應當在足球管理與理論研究的人力組織、合理調動資源、長期研究等方面下功夫。

客觀言，日本缺乏速度和變化，中前場傳接球失誤及不應有的失誤還是不少，要真正成為世界足壇強豪，仍需更扎實的基礎和吸取更多國際比賽經驗。但日本擊敗哥倫比亞，創造亞洲在世足賽首次戰勝南美球隊，為日本自推動職業足球以來之最佳印證。日本從基層足球的推展至職業隊等各個年齡層的足球發展過程，非常扎實，經過近卅年有如今的成果，真是得來不易，更值得我國借鏡。

最近超商加盟總部與加盟主針對食物行銷過程產生的浪費爭議，可以從我國上周主辦的ＡＰＥＣ減少食物浪費高階政策對話論壇中獲得一些啟示。此會議結論認為取得民眾認同、政府法規定調、企業樂於參與是減少食物浪費的三大要件；就執行面與技術面而言，食物浪費數據的公開與平台化更扮演關鍵角色。

從日本推動惜食經驗發現，日本透過跨部會聯繫，成立「食品損耗關係省廳等聯絡會議」，除進行消費行為研究及基礎數據蒐集與統計外，更從消費者宣導到業者溝通，全面出擊。

日本業界也展開一系列商業習慣自我改革會議，產生若干具體方案，發現有助於業者獲利，因而吸引更多業者參與，對減少食物浪費及企業經營效率均產生正面效果。做法之一為改變食品有效期標示。日本業者認為短效期食品劣變速度快，以「有效期限」來描述食品保質期實屬合理，但三個月以上長效期食品劣變較慢，風險較低，應改為「最佳賞味期」，比較合理。此做法已被歐、美及新加坡採用，預估將漸成主流。

其次，日本業者將長效期食品之期限以內縮方式，將效期的「年月日」標示變更為「年月」標示，如標示2018.06.23到期食品，改為2018.05，即2018.05.31到期。效期內縮，讓消費者更有保障，而業者在逼近品管理作業上亦可大幅降低成本。且逼近品尚有近一個月效期，促銷或轉售都能保有相當緩衝時間。

第三，針對短效期食品，日本業者連結氣象預報與銷售資料庫，發展出一套需求預測技術，鼓勵門市提早訂貨，降低製造端庫存報廢之風險。台灣超商門市的訂貨系統也有連結天氣預報，並由ＰＯＳ系統提供銷售經驗值，但尚未整合為訂貨建議數量，更缺乏持續追蹤系統，無法優化訂貨建議的準確度。台灣在運用資訊科技減少食物浪費方面仍大有發展空間。

第四、日本業者透過包裝材料與設計技術，鼓勵使用延長效期的包材或小量化包裝，讓每次開封取用數量變少，以延長食品效期。調查顯示，台灣消費者在不需自己花費太多成本的前提下，若標明可減少食物浪費，消費者會願意優先使用延長效期、可全量取用或可分小量取用的包裝，來減少食物浪費。若搭配政府獎勵方案，相信業者與消費者都樂於配合。

這次爭議事件，如加盟總部將報廢成本隱形或轉嫁，加盟主仍必須實質承擔，只能藉由「珍惜食物」道德訴求來取得抗爭能量。日本經驗顯示，只有回到源頭減量（優化訂貨量），才是兼顧商機與風險、弭平爭議、讓食農資源回歸到最佳配置效率狀態的根本解決之道。

我國宜配合國際潮流，跨部會進行資料整合與制度檢討，推展消費者與業者的宣導，組織並獎勵業者參與，建立資訊平台，均是成功減少食物浪費的關鍵。

中國大陸要求航空公司更改對台灣稱呼，是兩岸對抗的再次升級，我們無需對於事務官層級太多苛責，每個人都盡力了，兩岸實力已然懸殊，對抗的結果會是如何，國人心中有數。

然而，既然客觀上台灣並無太多相應的籌碼，而政府卻又要故作強硬，把兩岸議題選舉化，這樣裡外不一的假像，只是讓台灣持續內耗，對人民來說毫無實益。

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要求民眾「自己選擇」拒搭，他的原話是「我們將告訴人民，要不要搭乘這些屈服於中國的航空，是你們的選擇」。李大維沒有「要求」、「鼓勵」民眾拒搭，推給「你們的選擇」，意思是說，如果台灣人民拒搭了，那就是政府的反制有效，不能說民進黨沒做事；如果台灣人民沒有拒搭，那是連人民自己都不在乎航空公司對台灣改名，又怎麼能怪民進黨無能呢？

把人民推到第一線，承受兩岸對抗的壓力，一直是民進黨反制大陸的一千零一招。反制M503航線，陸委會態度強硬：「（中國大陸）必須承擔影響兩岸關係的後果」，而這個所謂「後果」是不核准春節包機，讓台人回不了家；現在航空公司更改台灣名稱，民進黨又是要台灣人民「自己選擇」拒搭與否，沒有提出替代選項。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在思考如何施壓民進黨時，還是在儘量避免實際影響台灣人民生活福祉的方式，可見大陸方面是把「民進黨」與「台灣人民」區隔對待。民進黨很聰明的察覺到這一點，於是在思考反制策略時，就是把台灣人民當作盾牌，而自己躲在後面。

民進黨還有一句公式台詞，那就是兩岸對抗，「中國大陸才是始作俑者」；白話翻譯就是雖然民進黨執政讓台灣遭受打壓，但那都是「對岸的錯」，不能因此而不投民進黨。

不意外，在台灣面臨艱困處境的時候，民進黨還是只在自己的選情上打轉，但身為國家元首，就要擔起最終的責任，而不是推給其他因素。

馬總統八年的兩岸、外交成績，已毀於一旦；面對中國大陸的步步進逼，要把兩岸議題「國內法化」，要把中華民國「去國家化」，要把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化」，蔡總統，你有義務告訴人民，你的對策是什麼？

或者說，蔡總統，你有對策嗎？

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呼籲國人，拒搭乘將台灣列為「中國台灣」的航空公司。然而根據目前統計，當國人認同李大維所稱的「拒絕搭乘矮化台灣的航空公司」後，那麼能搭乘的航空公司只剩下七家，其中包括我們自己國籍的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

面對此種不均衡的國際現實，我們更應冷靜思考，沉著面對，拒搭行為真的會給我們帶來幫助和國格屈辱的平反嗎？答案是非常明顯的，不會！充其量不過是義和團式的逞一時之快罷了！

其實何須拒搭，個人認為不但不應鼓吹「拒搭」，反而應該鼓勵「巨搭」，也就是鼓勵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認同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所有人（包括外籍人士），巨量的搭乘所有航空公司的航班，尤其是那些被我們認為有實際做出矮化我們國家國格行為的航空公司！

蔡政府應該花點小錢，印製一些可愛且詼諧的標語貼紙，譬如說：I love Taiwan，或者說：Taiwan is the friends of the world，免費在國內外各機場和各駐外使館，提供所有搭乘航空旅行的乘客免費索取，鼓勵自發性地搭機時貼在胸前或是隨身背包明顯處，藉此機會告訴世人台灣的存在與價值。如此豈不是用智慧化解危機，並且借力使力，達成一次有效的國家行銷宣傳目的呢？

又到鳳凰花開季節，大學畢業生將踏入社會，這是人生新起點；但年輕人卻面臨少子化、人口老化、台灣經濟前景不明，退休基金破產的黑暗時代。隨著平均壽命增長，退休後餘命至少一、二十年，對退休金需求有增無減。台灣因四大退休基金瀕臨破產，不得不實施退休金改革，但卻鬧得沸沸揚揚，難以收拾。

公教退休新制自七月一日生效，許多退休族憂心淪為下流老人，想到晚景悽涼，不禁潸然落淚。坦然言，年金改革是歷史共業，結果必須大家來共同承擔。但政府既已失去信賴，未來政府規畫的年金難有足夠保障。建議年輕人應及早做好退休理財規畫。

一、培養正確的理財觀：若將人生分為三階段，第一是學校學習，第二階段則是工作存錢，第三階段就是退休後享受人生。因而，投資理財已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常識，培養正確理財觀刻不容緩。

二、養成記帳的好習慣：記帳可了解個人的資產負債項目，讓你更懂得開源（增加收入）及節流（節省支出）；清楚個人資金流向、釐清想要和需要、做好目標規畫，最終達成目標。還未養成記帳習慣的年輕人，快下載App開始記帳，勿成為月光族。

三、做好長期投資規畫：除了儲蓄外，做一些風險性投資可提高收益。投資標的不勝枚舉，風險不一。但低風險的投資策略值得年輕人參考。如存股法：台灣股票年殖利率逾四％，全球第二，僅次於英國。年輕人若選擇高殖利率定存股，每年要達五％投報率並不難。選擇定存股的原則不外是三穩，即獲利穩定、股價及配息穩定。存股原則只進不出，才能累積豐厚的配息；若自工作後開始存股，四十年退休後，每一年有卅六萬股息，則平均每月就有近三萬元退休金可用。

也有人喜歡高配息的債券型基金，此類型基金淨值及匯率、配息率難免有波動，投資應掌握幾個關鍵，如買全球債券型基金比較能夠分散投資區域，降低風險；再來可增加至二至三檔，勿單押一檔基金；同時也要注意幣別分散，如選美元或其他貨幣計價，以規避匯率波動風險。此外，有穩定配息的ＥＴＦ也是不錯選擇，但投資前仍要做好功課，仔細評估再進場。

四、投資自己，提升競爭力：台灣低薪已蔚為趨勢；低薪除制度外，能力更是決定薪資高低的影響因素。在全球化今日，許多國家視人才為重要生產因素，也積極以高薪搶人才。只要有足夠競爭力的年輕人，不怕沒機會。年輕朋友們要培養國際觀、國際移動能力及優越外語能力，若能有創新及研發能力及獨立思考能力，還有高度的執行力更佳。

為了讓退休生活能活得有尊嚴、有保障、有品質；奉勸年輕朋友們，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理財就從當下開始吧！

筆者為民國一百年改制後全國美展免審查作家，讀昨日呂清夫教授「年年辦  國展淪學生美展」宏文深有感慨，在瀰漫實用主義至上的社會氣氛裡，究竟還有多少人關心這個以「全國」之名的美術展覽會？

國展業務屬於文化部，學生美展業務屬於教育部，兩者差別就在參賽者是否學生身分。教育部從美術教育的立場辦理學生美展，其取向與目標當然是檢視美術教育的成果。而文化部主辦、國立台灣美術館承辦的全國美展，並不設國人參展的身分別，旨在辦理一具國家高度的美術展覽會，呈現各類美術創作佼佼者之作品。

如果代表一個國家級美術水準的美展，與許多縣市辦理美術獎賽的差異，僅止於獎金高低、場地大小優劣等因素，而無法從精神理念上展現高度，無異於疊床架屋。

當前藝術評論與藝術市場合謀共生現象已是常態，公辦美展當於獎賽制度設計中，搭配好的評論機制，建立說真話的藝術輿論，方能展現公辦展應有的公共意義。若不亟思改進，當然無法吸引更專業或資深人士參展，成為學生競逐場域，坐實學生美展之名。

反觀國內各大重要文學獎項，常有資深人士願參與，若非評審機制公開，討論過程透明且具啟發性，恐怕難以吸引更多人士參與盛會。

過去中國大陸官辦獎賽如書法蘭亭獎、國展等亦為人詬病連連，甚至有停辦之呼籲。他們檢討評審制度，二○一五年起設置學術觀察委員團與媒體觀察團，從頭參與評審過程，進行整體創作風氣的檢視，並提出建言，每一屆產生為數不少的評論，以及對評論的再評論，都是藝術發展的重要文獻。

國展理應以國家高度，提供讓創作者與評論者互為激盪、共同成長的藝術平台。

當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後，肩負國家文化推動重責，於拚經濟、創產值的前提下，大推影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時，把相對傳統，且看不出具體產值的全國美展業務，以慘澹經營的方式勉力為之，恐非國家之福。

如果能把全國美展中各種藝術類別累積的創作資源，視為國家發展各種文化藝術產業的底蘊，才能讓文化藝術發揮其無用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