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理應尊重選舉規則，老百姓對民選總統也只能「自己造業自己擔」。像川普這樣頻頻引起公憤，實在是因做法太超過，致使官員都成為眾矢之的。再如最近連任成功的土耳其總統厄多安，保住權位卻引起國際輿論負評；緬甸的翁山蘇姬因縱容軍方屠殺，昔日是民主象徵，今則淪為「被連署」應撤銷諾貝爾和平獎項對象。可見，在普世人權價值下，執政者若倒行逆施，終將受到公評，甚至不見容於自家百姓。

台灣民主發展，以表象論，連番政黨輪替，打倒百年威權老店，廿一世紀誕生了三級貧戶總統和女性總統，堪稱成績斐然。但結果如何，百姓冷暖自知。經濟層面，小英自稱現正處於「二十年來最好狀態」，聞者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外交損失多少，法治倒退多少，人民出走多少，程序正義沉淪多少，在在有數據、有證據為憑……。

台灣人仍以位居「民主燈塔」為榮嗎？或越來越對政治現況反感？看現行種種施政，越來越多選民感受到「個人道德原則」被牴觸，寧非國家危機？

廿一世紀都已經過了十八年，蔡英文還在訴求西方國家聯手「圍堵」中國，足見她還停留在「冷戰時期」的思維，缺乏與時俱進的策略。包括她上任以後力倡的「價值同盟」，是抄自十幾年前的扁政府；而陳水扁所標榜的民主、自由、人權三大價值，早就被其個人貪腐所擊潰，蔡英文卻還拾其牙慧。尤其，蔡政府倡議「價值同盟」，主要是在呼應美國總統川普的「反中」戰略；但別忘了，川普正在美國大肆搞民粹驅離難民，又在全球煽風點火恣意破壞貿易及環境秩序，粗暴對待盟國。在這種情況下，要把「圍堵中國」與「民主同盟」畫上等號，恐怕不是很聰明的想法。

對蔡英文而言，她恐怕從未意識到以「價值同盟」來圍堵中國，其實是過時的「冷戰思維」，是行不通的。這不僅是她個人的盲點，也是其政府團隊的共同盲點；兩年來已證明行不通的戰略，竟沒有人敢建議蔡英文作出調整。更糟的是，願意和習近平舉行「蔡習會」這樣的提議，如果算是蔡英文在僵局中企圖向對岸釋出的一點「善意」；那麼，把這個「求和」的訊息夾在「圍堵中國」的訪談中放出來，她又如何可能達到降低兩岸敵意的效果？

如果能準確衡量自己在這個時代、這個形勢下的國家領導人角色，蔡英文比較理想的選擇，應該不是妄想「以小搏大」圍堵，或者一面倒地去「抱美國大腿」，把自己變成川普的棋子，甚或想要效法陳水扁的「草蜢弄雞公」。她最好的選擇，是利用馬英九政府已建立的兩岸和平基礎，深化兩岸人民的善意，爭取大陸民眾對台灣的認同與好感。與此同時，要利用這個兩岸「和」的形勢，去增加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並藉此悄悄強化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外交和經貿。問題在，蔡英文太不習慣「低調」，更不承認馬政府打下的和平基礎對台灣有利，一定要「翻桌」自己重新來過。於是，好好的局勢毀在她手裡，現在就算想要恢復原狀，都找不到路可以回去。

蔡總統一邊惡言打臉中共，一邊又要用同一隻手擁抱「蔡習會」；這從一般民眾的人情義理而言，都是說不通的事，但她卻講得頭頭是道。由此，即可窺見她的天真和任性。第一，在兩岸過招中，她採取的是「台灣中心主義」，對兩岸對峙的主客觀條件缺乏衡量；第二，在內政上，她採取「自我中心主義」，對國家人民遭受的衝擊和傷害視而不見；第三，在現實上，她對自己政策手段與目標的脫節毫無反省，一意孤行。不論這是能力問題，或是性格問題，都難以原諒。

這種決策「手段」與「目標」背道而馳的現象，在蔡政府的施政中，處處可見。主要原因，在於它把眼光放得太高、太遠，甚至到了好說「大話」的地步，卻忘了估量自己有多少條件可以達到那樣宏遠的目標；最後，當然換來腳步踉蹌和結局狼狽。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為例，其實既不前瞻、又非基礎、更缺計畫，其結果，就是撒下大把銀子供各地找項目揮霍，債留子孫。以「一例一休」為例，把勞工說成是「心裡最軟的一塊」，但《勞基法》修來改去，卻只是益發惹毛勞工。至於能源政策的左支右絀，則更毋庸再論。

蔡英文對著外媒夸夸其談，其實已掩不住其兩岸政策顛躓困頓的事實。一邊打臉中共，又稱要和對岸握手，這是狂人金正恩也演不出來的戲碼吧？

就大環境因素而言，年輕人的薪資偏低，加上高房價的壓力，手上難有餘裕進行投資，這是年輕人不買股的重要因素，因此金管會正朝著改善零股買賣與小額投資的方向，降低進入門檻，吸引年輕人買股。

就證券市場而言，如果能夠參考日本的股東優待制度，創造出多檔有穩定投報率的投資標的，應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進入股市。所謂股東優待，是指企業每年會一到兩次，贈送公司商品或是各種禮品給股東，因為這些禮品往往有接近現金的性質，可視為實質的另類股利。舉例來說，國人熟悉的連鎖牛丼企業吉野家，會在每年的2月底和8月底，各贈送每位股東最少十張300日幣的禮券，這些禮券在店裡等同現金使用。所以持有一單位（100股）吉野家股票的股東，除了股息外，每年還穩定可獲得6,000日幣的禮券。近年吉野家每年每股配息20日幣，因此一單位股東每年所獲得的股東禮券價值，其實是股息的三倍。

股東優待對於小股東的最大魅力，是可以準確估算最低投資報酬率。以吉野家為例，小股東在購買股票的同時，就可以確定持有股票一年最少會拿到6,000日幣的餐券。以今年來吉野家股價在2,000日幣上下來計算，股息報酬率約1%，股東禮券的報酬率約3%。

實務上，大部分的企業在公告股東優待內容之後，極少會縮水（縮水的結果往往會引發股價暴跌），因此就算企業不賺錢、沒有配發股息、或者股價上下劇烈震盪，股東都可以穩穩拿到禮券。因此，股東優待成為不少日本年輕人、家庭主婦進入股市的最初誘因。

股東優待對於小股東的另外一項魅力是，免稅的小確幸。股東優待並非現金，在日本是免稅的。而股東優待的禮品內容包羅萬象，從內衣到禿頭治療的發毛劑都有，甚至有不少企業乾脆讓股東自己選。像日本電信三雄的KDDI，除了每年配息3%以上的現金股利外，還印製精選全國47都道府縣美食型錄，讓股東挑選自己想要的特產美食。這對於小股東來說，挑選透過KDDI全國網絡精選的各地美食，其幸福感恐不輸給3%的現金股息。

而對企業本身來說，股東優待的最大好處是，創造大量的小股東群，穩定公司派經營。股東優待與股息不同，並不會因為持股的增加而同比增加，通常報酬率最優的持股方式是一單位股東。以吉野家為例，一單位以上持股的一年禮券是6,000日幣，十單位以上才上升為12,000日幣，20單位以上無論持股多少也都只有24,000日幣。對於投資吉野家的小股東而言，最優的方式就是持股一單位，而吉野家就可以透過一大群小股東來維持股價，防止市場派突襲經營權。

股東優待對企業的第二個好處是維持股價。許多企業選擇一年分兩次送禮品或禮券，第一次與除息日同日，第二次在半年後，往往這兩次都會促成股價的高點。另外，許多民生消費品公司，也透過贈送公司商品，來達到促銷與擴大消費群的目的。

股東優待對於企業與小股東都有利，台灣要怎麼推動？其實不難，因為不少企業每年的股東會都會贈送禮品給股東，甚至贈送類現金禮物（如便利商店禮券）。日本股東優待制度的起源，有一說就是源自股東會的禮品。

假設股價20元上下的金融股，每年能夠固定贈送股東兩百塊的便利商店禮券，無論銀行有無賺錢、配息，投資者就算被套牢，每年投報率至少都能擊敗定存的1%，這對害怕投資風險的年輕人來說，是鼓勵其踏入股市的定心丸。如果金管會想鼓勵年輕人買股，不妨先試著誘導官股銀行推出股東優待。

傳統觀念認為即使是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當創業者要傳承，仍然傾向選擇家族成員為接班人；而且因傳承事件帶來經營的不穩定，造成公司價值大幅下跌。筆者透過長期研究，發現上述現象在二○○二年之前是存在的，但之後卻逐漸降低了！

我蒐集台灣之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在一九九七年至二○一六年間，有發生董事長更換的樣本。為了使樣本更接近傳承，排除因財務危機、被併購所導致之董事長更換，亦排除短期或過渡安排之多次董事長更換，最後共有四○五個傳承樣本。

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代表公司存在一個家族（控制家族），直接間接控制公司超過廿％股權，或控制過半的董事席位。如果新董事長是控制家族成員，稱為家族傳承，若是聘請外部成員擔任，則稱為非家族傳承。

進一步將廿年期間分成一九九七至二○○一、二○○二至二○○六、二○○七至二○一一、二○一二至二○一六年等四個期間，董事長傳承給家族成員的比率為六十三％、四十九％、四十七％、四十二％，引發一個有趣的研究議題：為何家族傳承的比率會隨著時間下降？

為了找出原因，筆者進行三篇研究，首先發現台灣在二○○二年、二○○七年進行比較大規模之強化公司治理法規的修正。二○○二年初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先從新上市公司做起，並發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同時，通過投資人保護法與設立保護機構，引進團體訴訟，讓受不法證券事件傷害投資人有免費的求償管道。再者亦強化上市公司內控制度與規範資金貸與、背書保證，特別是針對關係人交易。隔年，大幅放寬外國專業機構投資人的限制，增加市場的監督力量。二○○七年政府修改證券交易法，正式將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法制化，並逐步推廣至所有上市公司。同時，增加財務報表虛偽或隱匿，以及證券市場不法案件之法律責任。

上述的修法強化台灣之公司治理法規（外部治理品質），同時也驅使上市公司改善內部治理機制，因而控制股東比較願意選擇非家族成員做為接班人。所以在一九九七至二○○一年家族傳承比率最高，而之後隨著時間呈現遞減現象。

其次，筆者發現產業競爭或風險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當上市公司所屬產業越競爭、產業整體風險越大，控制股東面對接班人的選擇，必須以維持或強化公司績效為要，避開公司面臨挑戰而有危機之可能，因此自然會加大接班人選擇的集合，不一定侷限於家族成員，因而降低家族傳承的比率；若這些類型公司選擇非家族成員擔任接班人，傳承後之公司績效會有明顯提升。

在產業越競爭、整體風險越大的環境，如侷限於家族成員為接班人，比較會選到不合適者，也容易被市場發現，因而減損公司價值。進一步發現在樣本期間，隨著時間的經過，發生傳承之公司，它們所屬產業競爭與風險都有增加的現象，因而降低家族傳承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筆者進一步發現當公司治理法規的改進，促使上市公司強化內部治理機制，以及因應產業競爭與風險環境的變化，改變傳承決策，使得原本傳承期間（以傳承事件前五年期間）之公司股票報酬，由顯著下跌轉成不再下跌，甚或有正報酬的現象。綜合而言，上市公司強化公司治理品質與做好傳承決策，將可提升公司的長期價值。（作者為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

二○○三年奉命出使多明尼加共和國，當時他們正在舉辦總統大選，結果律師出身、對兩岸情勢非常了解的費南德斯當選。

他就任後不久辦了一場總統盃高爾夫球賽，邀請企業界以及使節團參加，平常打一場球不到五十美元，但那場賽事的報名費是三千美元。

打完球，費南德斯總統把我拉到一旁說，多明尼加急需要援助以發展經濟，我表示我國非常積極地協助多明尼加，特別是在農業方面，但他嫌不足。最後當他喊出援助金額時，我差一點昏倒，當下的反應是：「總統閣下，您瘋了！」當然我沒這麼說。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跟這位總統折騰了半年多。期間，費南德斯總統除不斷以斷交恐嚇外，他派部長級首長訪問大陸、派外交部長參加中共主持的國際會議、接見中共訪問團、指示駐聯合國大使與中共大使接觸，並在世界衛生組織拒絕支援我國，他無所不用其極的勒索、威脅，就是要錢，並一再強調台灣不給，中共會給。

在跟費南德斯總統折衝期間，我身心俱疲，不但嚴重失眠、血壓爆升，體重也從九十公斤跌到七十公斤，在台灣有事業的太太非常憂心，決定讓在輔大念書的女兒休學到多明尼加來照顧我。經過一連串的憤怒、委屈與無奈，終於達成協議。條件是第一，他要在國會發表演講，承諾任內四年不會跟我國斷交；第二，要邀請我國總統至多國訪問；第三，他要去台灣訪問。

他履行前二項條件後，二○○六年三月廿二日，我到總統府親自與他敲定訪台行程。中午回官邸陪女兒吃飯慶祝她生日後，下午到大使館上了辭呈給外交部，結束了我的外交生涯。

當我聽到多明尼加斷交的消息時沒感到遺憾，反而癡想如果我在二○○三年與費南德斯總統談不攏，那時就斷交了，這十五年來的經援加上大使館的人事行政費用，肯定是個天文數字，是否值得，我也沒有答案。

一個主權國家必須是聯合國會員國，或其他主權國家予以外交承認。瑞士到二○○二年方加入聯合國，但之前全世界都承認她是主權國家，因此在台灣不管那個政黨主政，都會盡力維護外交關係，以伸張我們的主權。

這次被斷交的湯濟仁大使是在我之後第四任大使，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職業外交官，在多明尼加鞠躬盡瘁，回國後立即去檢查身體，發現心臟三根動脈嚴重堵塞必須立即進行繞道手術，主治大夫說，再晚二個月就醫，恐怕就永遠回不來了。

多年來我們的資深外交官視派駐邦交國擔任大使為畏途，但借用陳菊市長的名言，外交官沒有選擇戰場的自由，國家派他們去哪國就去哪國，天天面對需索無度、猙獰醜陋的官員，只能忍辱負重，前仆後繼，遇到斷交也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這些在外交戰場為了國家的主權與尊嚴不斷奮鬥、打拚的外交官，應得到更多的關懷與鼓勵，人民的支持才是外交真正的後盾。

上周離岸風電第二階段開標，蔡總統一定很惱火，經濟部竟然出了這麼大的紕漏。

兩個月前離岸風電第一階段開標前，包括立委等各界人士即指出：政府訂定的每度五點八元費率，高於歐洲決標價兩倍以上。經濟部舉出各種理由，解釋為何在台灣建設離岸風力較歐洲貴上一倍。在上周開標前，經濟部沈部長還希望投標廠商高抬貴手，投標價格「不要高於五元」。

蔡總統必然十分氣惱，這些理由怎麼在二階開標時完全破功？廠商投標價每度二點五元，只有經濟部長預估一半。四月遴選廠商時，經濟部釋出三八三點六萬瓩容量，每年發電一三八億度，以每度五點八元計，每年電費八百億元。上周競價時，經濟部釋出一六六點四萬瓩，每年發電六十億度，每度二點五元，每年電費一五○億元，差價實在太大。

雖然第二階段費率每度二點五元，仍遠高於核電每度零點九元甚多，但「非核」是執政黨神主牌，民眾無可奈何。問題是第一階段費率太不合理，即使民眾退萬步，配合政府非核政策，也無人可接受短短兩個月，兩階費率每度相差三點三元。

如果第一階段費率與第二階段相同，每年電費可省四五五億元，廿年合約有效期間，電費可節省超過九千億元。全國每家平均可少分擔十萬元發電成本。但因為電費上漲是三、五年後離岸風電工程完工之後才發生，一般民眾現在並沒有十分注意。但一旦民眾覺醒，離岸風電豈不是要如同某些政治人物所警告：「將引起巨大政治風暴」。

一階費率太過高估，造成的衝擊竟然近兆元。總統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何必要為經濟部幕僚的錯誤背這麼大的黑鍋？總統大可在不違反非核的理念下，廢除第一階段標案，重新招標。

一兆元是天文數字，紙包不住火。長痛不如短痛，現在貪圖便宜行事，妄想矇混過關，三、五年後電價飛漲，追究責任，蔡總統只能概括承受，永留歷史罵名。一兆元的大錯就真的算了嗎？在此歷史關頭，蔡總統實應三思。

眾矢之的的吳音寧安坐不動，台北市政府卻悄悄拔掉了畜產公司的總經理，那位總經理跟吳音寧出身同源，但並未聽說任何不適任問題。這件事坐實了吳音寧是政治任命，前一陣子的風波確實是柯市府與執政黨的角力，所以北市輸了這一頭只好發洩在那一頭。

本文重點不在這一局的輸贏，而在於政府（包括中央地方）用官股任命做酬庸雖然由來已久，卻於今為烈，甚至被任命者明目張膽用公款圖利自己人。

結束三國時代的晉武帝司馬炎，一次問司隸校尉劉毅：「我可以比擬漢朝哪一個皇帝啊？」劉毅回答：「可比東漢的桓靈二帝。」東漢衰亡一般都認為起因於桓帝和靈帝兩代昏君，所以司馬炎當然不高興，問：「有那麼糟糕嗎？」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觀之，還不如咧！」

劉毅說的「桓靈賣官跟晉武賣官」的差異，今天的情形還更不如：在那個朕即國家的時代，劉毅所謂「官庫」應該指的是用於國家，而「私門」指的是皇帝私用。

而今天的政治任命企業經理人缺乏專業能力且不說，他們能夠控制的錢，非但沒有用於國家，也沒有用於執政黨，卻用於他們自己的人脈圈，做了個人的公關，或供給了派系的羽翼。吳音寧用公款買滯銷的菜送給溪州鄉就是典型例子—如果送去給偏鄉弱勢，那就是用在了對的地方，但卻送去了她的老家。

從這個角度看蔡政府最近大張旗鼓要推動的「農業開發公司」、「國家級投資公司」、以及再生能源／綠電企業等，未來想必都是執政黨的政治酬庸工具，而且難免不淪為「錢入私門」。但是，投資這些標的的資金，若非出自納稅人，也是出自金融機構，那雖不是「賣官」，卻是「搶」了納稅人的錢，卻不曉得「肥」到了誰？

再做橫向思考：執政黨挾國會絕對優勢通過軍公教年改，並且迫不及待趕在七月一日實施。說是為了減輕退休基金的負擔，可是，執政黨為了「轉型正義」新設立的那些機關，卻增加了公務人員薪資支出，同時也已經開始增加退休基金的負擔，不是嗎？所謂「轉型正義」機關，到現在為止，看到的也都是「搶錢」作為，那不又是「搶了錢卻不曉得肥了誰」？

在野黨說「贏回政權後將年金改革修回來」，那是一句危險的承諾。但是，將所有黑機關撤除，卻是絕對應該。

蔡英文總統前日接受法新社專訪論及兩岸關係時表示，台灣正遭受中國大陸巨大的壓力，呼籲其他國家伸張自由民主的價值，和台灣聯手制約中國的擴張主義，但是又重申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共同協商兩岸的關係。

蔡總統身為台灣的領導人，有上述關於中國大陸的談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近期台灣確實在外交及軍事層面臨北京日增的壓力，包括邦交國接連斷交，參與國際組織受阻，大陸機艦增加繞行台灣，甚至連國際民間航空公司都被迫更改台灣的地位名稱。因此，蔡總統曾經脫口而出，她將不再忍讓。此次呼籲國際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支持台灣，並一起反制中國力量的擴張，應屬於她不再忍讓下的反擊作法。

然而，蔡總統的呼籲與戰略恐怕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國際政治已進入後冷戰時期，完全以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定位敵我關係的時代已不再存在，各國之間的互動頻繁，相互依賴增加，已不再受到意識形態差異的束縛，民主與非民主國家間均密切交往。更何況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許多國家最大或重要的貿易夥伴，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因為大陸是非民主國家就對抗抵制。即使是全球主要的民主國家，包括美、英、法、德、日等國，均與其維持密切的政經關係。

其次，國際政治仍講究現實主義，以大陸目前的國家實力，各國雖不見得喜歡其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但也不會拒絕與其交往，更不會輕易對其制約對抗，因為代價太高。全球目前也只有美國敢於與其對抗，但也都是採取間接鬆散的方式為之，即使是川普政府目前推動印太戰略及對中國採取強勢的貿易政策，美國仍須中國協助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川普也總是說他與習近平是好朋友。至於所謂的印太戰略，近期日本及印度與中國的關係已在改善中，恐怕也難以做到聯合遏制中國。

因此，蔡總統以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說法，意圖爭取全球民主國支持以制約中國，恐將是曲高和寡，流於一廂情願的結果。欲維持台灣良好的外交與安全處境，除了爭取外部友台的力量外，也須與壓力的源頭維持良好的關係。

蔡總統說願與習近平會晤，確實是改善兩岸關係的應有作為，但同樣也需務實處理及創造條件。兩岸領導人早就先於川金先行會過面了，有前例可循，不必學習美國與北韓的作為。兩岸的情境也與美朝的關係有所不同，關鍵是必須回到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中的基礎，否則大陸不願意復談，蔡總統的提議也只是單方面的期望而已。而批評大陸不民主，並呼籲國際上共同對其制約，更不利於兩岸的氛圍，也使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更加的不可能。

家母高齡八十三，前幾年開始情緒、習慣有些變化，認知判斷與記憶也出現錯亂，具社工背景的妻子敏感度高，建議帶去醫院檢查，經醫師診斷疑似阿茲海默症，配合處方用藥。後來有次意外摔斷了腿，無法行走，三餐起居均需人照料，術後休養半年日漸康復，可以推著輪椅慢慢走了，卻由神經內科醫師確診已達中度失智，沒想到專業評估標準，腦袋退化比肢體暫時失能還嚴重。

母親無意請外勞看護，排斥養護機構，也不願南下與我同住，身為獨子的我只能南北兩頭跑，甚至提前退休後成了主要照顧者，每天打掃、做飯、推輪椅散步習以為常。麻煩的是我總要回南部的家，看看老婆小孩，隔幾天再回台北時，看到人沒事，就感謝老天保佑。

慶幸的是親戚不多，沒有許多幫忙出主意的指導棋。再者母親常像個小孩，無憂無慮，還可以自己端碗吃飯，也不用灌食換尿布，比起更多癱瘓失能的照顧者，我還算好吧。

政府若有心推長照，值得鼓勵，但健全的家庭功能，還是有無可取代的價值。犧牲自己一點點自由或工作收入，換來母親健康有尊嚴的晚年生活，也許將來能少些遺憾吧。

《看更多報導》親人猛下指導棋 照顧者最崩潰的事

大家都認同長照服務兩大問題—人與錢，如果硬要排出第一優先要解決的問題，我會選擇「人」。衛福部統計去年各縣市長照預算使用率只有六成四，可見現階段是缺人的問題大於缺錢。但要怎麼找到人呢？

相關調查都呈現薪資與工作形象不高，是人力不願意投入長照的主因，在努力提升薪資問題之際，也要提升工作形象，這不是拍拍片就可以解決的。

在工作場域中，居服員要面對包山包海各種需求，過去以時計算的制度，服務使用者的認知常是既然時數已付費，當時間還有剩，就會要居服員順便做計畫外的事，例如廁所順便掃一掃、床單順便洗一洗，地板順便掃一掃等，這種被要求順便做的情況，是讓居服員覺得最不舒服的前三名。

而不被尊重與看不到職涯前景，更是離職的主因。這些狀況與感受的發生，與時數制造成的使用習慣有很大關係，如果居家服務停留在時數全包的情況下，居服員認真努力提升專業，讓自己的技術更純熟，得到的卻是剩餘時間額外做雜事，愈認真愈吃虧，專業職涯怎麼發展？對失能者的照顧品質也難以提升，最後幫助到誰？這應該不是我們希望的人性服務！

居服新制改採以服務項目為基礎的照顧計畫，當專業技術愈提升，對於服務提供者與被照顧者的效益都可以提升，這應該有機會鼓勵更多人投入居服行列；但不可諱言的，對於許多服務使用家庭與服務提供者，確實會造成不適應，要發展出人性與有溫度的服務，必須要三個層面同時努力，才能見成效：

一、 工作倫理與尊重：當這些展現在對工作的認同時，才能讓被照顧者與家屬感受到熱忱，要讓服務變得有溫度，必須靠工作倫理的提升。

二、 專業的服務技術：清楚界定各項服務項目之標準，依此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專業照顧技術，例如促進行走的服務技術、幫助飲食的工作方法，當個案的能力愈進步，照顧者負擔愈輕，整體的價值能展現。

三、 有預付平衡機制的照顧管理制度：照顧管理除了管控額度，更要能真正展現以個案需求為中心的服務設計，對於臨時發生的服務需求，可以設計預付平衡機制，在一定的機制下，讓居服員能夠現場決定新增服務。

人味是什麼？所有專業服務的過程，會有標準與步驟，在價值及內涵的架構下，透過熟練的技術與友善的態度輸送出來。長照服務當然不例外，要讓民眾感受到「溫暖」的服務，必須透過專業發展與訓練來達成，更重要的是真正認知照顧服務員是專業人員，對其專業的尊重與對待，這是「溫暖」的基礎。

在長照路上，家家各有一本經。

民國九十一年我偕同父親搬到離老家不遠的地方，我和太太找房子，半年幾乎跑遍了半個台中市，直到好友提醒我，如果令尊要與你同住，就要在他熟悉的社區找。

友人是過來人。他父母大半輩子住在台中后里，一直到友人成家及工作關係，在台中北區買房並把父母接來奉養，從此他卻過了一段很不安寧日子。已逾七十歲的父親夜裡常藉故敲他的房門，要他開車送他回后里參加廟會或老友活動，他不勝其擾，因此他要我考慮長輩與社區的關係，以免自找麻煩。

剛搬家時父親已八十歲，但身體仍硬朗，他長期當過社區老人會會長，所以白天我和太太上班時，中午以前老人會老友都會來陪他泡茶、聊天，午餐輪流到附近自助餐店點回來吃，這群老人吃過午餐後才會各自回家。後來，陪伴他的老友一個個過世，客廳裡熟悉的身影越來越少，他也逐漸感到寂寞。

為了照顧父親，太太在剛好滿退休年資時提出申請；此後父親的生活起居較正常，但不意身體陸續出現狀況。他八十七歲時檢查出攝護腺腫大，最初用藥物控制，但一年後又大量尿血，動了他生平第一次的手術，從此開始包尿布，後嫌麻煩改穿紙尿褲。

父親身體轉壞時，不需藉助行動輔具，唯一需要幫忙的是沐浴，所幸已退出職場的大哥，每天下午都會來幫他洗澡。一直到他即將走完人生的前半年，在加護病房住了一個月，回家後請居家服務員來協助家屬餵食食物、藥品。

父親要走前在醫院護理病房住了將近一個月，農曆年時帶他回家，大年初八突因喘息不順緊急送醫，經家屬會商放棄侵入性治療回家。

雖說父親的最後十年，我這一家是主要照顧者，但陪伴父親的老友才是他快樂老年的泉源，我由衷的感激他們。

《看更多報導》親人猛下指導棋 照顧者最崩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