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民主」時代的特徵之一，是官員比網民更能講「幹話」，而且源源不絕。水災期間，人們聽了不少高官的幹話；話題轉到泰國增加我國簽證費上，大政委張景森又表演了他高超的口技說，我國給泰國免簽，可以年賺百億元觀光收入，怎能說「喪權辱國」？

要會講幹話，前提是要拋棄「同理心」；同理心愈稀薄，愈能說出登峰造極的幹話。張景森即是如此。對於泰國簽證，人民在乎的，是台灣給泰國免簽，卻無法換得對方給我免簽的對等待遇，反而還漲了我們的簽證費。但張景森無意「苦民所苦」，也不想計較「對等」或「尊嚴」，他直接撒出「賺進百億觀光財」的黃金幻術，要讓「刁民」住嘴。

張景森認為，什麼對等、互惠，都是「太傳統」的想法；光是免簽可以讓泰客來台大增這個理由，就該開放。憑這個理由，他認為外交部要求「對等」，很無聊；對泰國人利用免簽來台賣春或非法打工等犯罪率大增，也毫不在乎。

如果張景森的神邏輯成立，只要能賺進觀光財，什麼對等尊嚴、國家安全、社會治安都可以拋在腦後；那麼，蔡政府何不宣布對中國大陸開放免簽？那樣的話，能為台灣帶進的觀光財，至少比泰客多上百倍吧！荒謬的是，蔡政府口口聲聲以「尊嚴」為由，拒絕接受九二共識；但對新南向，卻可以把對等互惠踩在腳下，說只要有錢賺就行了。

權力讓人「失智」，正是如此吧！

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遏制台商西進的熱度；但是，兩年多來非僅未達到目標，甚至有倒退跡象。賴清德告訴大家的是去年的數字，但檢視今年上半年的數字，說的卻是另一個故事。今年上半年我對中國大陸與港澳的出口，占我出口總額的四十一％，是近八年新高。亦即，蔡總統不斷對大陸市場潑冷水，但我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不減反增。相對的，政府寄以厚望的東協市場出口占比，卻從二○一六年的十八．五％，下滑至今年上半年的十七．七％。兩年多的投入，等於做白工。

蔡總統自詡台灣目前經濟是處在「廿年來最好狀態」，這個「最好狀態」，有半數要靠出口成長貢獻。今年上半年，我國對大陸與港澳的出口金額創歷史新高，成長十四．二％，高於我國總體出口成長率的十．九％。同一時間，我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包括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印尼均低於平均值，對泰國與新加坡的出口更呈現衰退。蔡總統所謂經濟的「最好狀態」，靠的還是大陸，而非新南向國家。

換言之，蔡政府不斷要以「新南向」抑制「西進」，結果非但未能降低對大陸的依賴，台灣投入大量心力的新南向，反而不如預期。賴清德自誇新南向政績豐碩，其實是「報喜不報憂」；更糟的是，政府全體動員衝業績，決策卻不符成本效益。

舉例而言，台灣自來水公司最近宣布響應新南向政策，進軍東南亞的水處理市場，就是一個盲目配合的例子。台水成立的目的，是要發展國內的公共給水，提升民眾品質可靠的自來水。如今國內漏水率仍居高不下，民眾對供水品質仍有諸多批評，台水公司不好好加強本業，卻要配合新南向政策進軍海外市場，難道不嫌不務正業？

台水近年好不容易擺脫虧損，但財務依然困窘。若發展海外生意能賺錢，有助改善國內用水，未嘗不是美事。但連台水董事長郭俊銘都坦承，東南亞國家的水處理建案預算偏低，像台水評估要花一．三億元的工程預算，印尼的預算卻僅能編約新台幣五千八百萬元。試問，台水去這樣的市場發展真能賺錢？若最後台水新南向以虧錢收場，這又符合蔡總統所稱的互利共贏嗎？

要拓展新南向經貿，蔡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幫台商創造與他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全球貿易戰升溫之際，各國都在加速推動簽署多邊貿易協定，像是以東協國家為主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ＲＣＥＰ）可能在今年底前完成；但因兩岸關係緊張，我國加入ＲＣＥＰ的機會渺茫。台灣另一個機會，是參與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這個協定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越南等國家，是我發展新南向時必須爭取加入的經貿協定，但目前也不順利。

我國過度依賴大陸市場，確實是經濟的一大風險。尤其美中貿易戰已經發動，台灣夾在兩大之間，勢遭池魚之殃，必須設法避險。推動新南向分散我經貿風險的思維並沒有錯，但關鍵在於如何落實；如果只是一味炒短線，動員如台水這類的公營企業赴東南亞投資，只為塑造雙方經貿升溫的假象，不但對我國經貿多元化助益有限，也會把新南向政策推向死胡同。

賴院長的宣示引發了議論，著名學者李家同教授批評說，大部分亞洲雙語國家是因為曾被英國殖民，但台灣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要成為雙語國家？他進一步指出，若英文真的成為官方語言，未來所有官方文件都要有中英文兩個版本，質疑這種工作將浪費國家太多資源。

我們同意李教授的看法，事實上，只要看看全球各國設定「官方語言」的方式，就可看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方便國民溝通」。將外國語納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絕大多數在非洲；其原因很簡單，因為非洲國家部落眾多，使用不同的方言，所以獨立後將前殖民宗主國語言設為官方語言，就成為自然的選擇。若為彰顯本國語言的重要性，可能加上一種主要方言並列（像肯亞和查德），但也有加上兩種（像阿爾及利亞）甚至有多達十多種的（像南非、印度），以彰顯各民族平等。

有趣的是，賴清德院長的政策顯然不是為了民眾溝通方便，因為我國長期已有稱為「國語」，但無正式法源的「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民眾溝通已經相當通暢。今天再列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是賴院長在台南市長任內，為強化台南的國際競爭力，積極推動英語為台南市第二官方語言後，自認十年的推動頗具成效，故進一步想在全國推動、強化國際競爭力而已，其用意可嘉。

然而，為強化國人英語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有必要煞費周章設定英語為官方語言嗎？誠如李教授所言，官方語言非同小可，必須將所有公文書全部中英文並列，或擁有兩種版本才行，就像新加坡將英語、華語、馬來語和坦米爾語列為官方語言後，所有文件都要並列這些語言，台灣真的要如此大幹一場嗎？若如此就可提高英語能力，請問已經實施十年的台南市民和學生，是否英語能力大大提升、超越其他縣市呢？

想讓國際競爭力提升，所以須提升人民英語能力；要提升英語能力，就須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這種邏輯是有問題的。看看全球競爭力最強的北歐國家，全都沒有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瑞典只列了瑞典語，冰島只列了冰島語，挪威只列了兩種挪威語，芬蘭列了芬蘭語和瑞典語，但這都不影響其人民多數可以順利使用英語溝通、競爭力睥睨全球。為何如此？因為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和提升人民英語能力之間無法畫上等號，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英語能力高低涉及英語教育是否有效，以及人民是否有強烈的學習意願；而列入官方語言，只是在政府的溝通文件和語言上必須使用這種語言，它可以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毫不相干，就如香港過去的官方語言是英語，但居民講廣東話，除非念英校或想進公部門，否則人民的英語能力不見得會特別好一樣。

所以，我們建議賴院長，或許改革國內的學生英語教育和成人練習環境才是目前所需；將英語列入官方語言，極可能是一項「美麗的錯誤」，徒然耗費資源卻不見成效，不可不慎。

我國八月才延長泰國免簽優惠，但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卻說泰國簽證將加收四百七十元委外代辦費用，雖然昨天又傳出簽證方式不變，但已引發許多討論。

行政院政委張景森積極為我國對泰免簽證護航，他說：「二○一五年泰國來台觀光客只有十二萬四千多人，給予免簽後，二○一七年已達廿九萬兩千多人，增加十七萬人。」（哈！四捨五入）「因為免簽的觀光消費收入淨增加超過一百億元」，張景森強調：「我不知道替國家每年多賺一百億的政策，算什麼喪權辱國？」

唉！一百億元除以十七萬人，平均消費一人是五八八二三元。但依觀光局的資料，去年泰國來台旅客平均每日花費一四三點七四美元，停留六點九天，每趟旅次花費約九九一點八美元，僅約台幣三萬餘元。因此免簽後去年增加的觀光收入僅五十餘億元，並不是張景森「算」的百億。

事實上，泰國來台旅客花費，如果扣除泰國業者的利潤，再減去台灣政府給東南亞遊客的補助金，我們在每位遊客身上應該賺不到一萬五千元。

去年國人到泰國旅遊五十五萬三千八百人，如也只以在當地消費一萬五千元計（沒有補助金），則泰國收入八十三億七百萬元；又每人簽證費一千二百元（不含旅行社手續費），另多收入六億六四五六萬元。如此加減下來，結果是泰國淨賺約四十億元。

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立法院預算中心服務廿餘年，積多年經驗，並實際蒐集相關預算數據，發現政府並未少編治水預算，且分配給南部各縣市經費最多，但每次淹水卻以南部最為嚴重。

評估政府預算是否具備效能，應評估其效果及效率。治水預算之目標當然是消弭水患，但年年淹水，顯然毫無效果可言。政府投入龐大治水經費，其產出卻不彰，顯然效率奇差無比。

除中央及地方政府總預算每年均編列治水相關經費外，中央另編列「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一一五九點二億元，執行期間自九十五至一○二年度。執行期滿後復於一○三至一○八年度編列「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預算」六五九點五億元。又於一○六至一○七年編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其中「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編列七二○億元，包括解決排水、改善淹水地區等。僅特別預算已編列二五三八點七億元，若包括每年度均編列之總預算經費，則高達數千億元。

南部縣市水患特別嚴重，編列最多。以九十五年度執行之八年八百億經費為例，中央補助台南市一六九點六八億元最多，高雄市一○一點三七億元其次，雲林八十三點○九億元第三，嘉義六十五點○八億元第四，屏東六十四點七八億元第五，彰化六十一點三三億元第六，宜蘭四十一點七三億元第七，新北市四十一點一七億元第八。其餘各縣市七十三點九四億元。

南部地區包括台南、高雄、嘉義、屏東等四縣市共編列四○三點八二億元，占總經費七四四點○一億元之五十四點三％。其次為中部苗、中、投、彰、雲五縣市占廿七點三％，北部僅占八點五％。

本次豪雨成災，執政者狡辯「這麼大的雨下在哪個城市不淹水？」、「淹三十年的痛苦，我花三年解決」、「顯示台灣強韌抗災能力」…令人遺憾！眼見為憑，事實勝於雄辯。

我於主計總處服務期間，每年均查核政府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發現治水並非預算不足，其關鍵在於執行績效。各縣市政府執行經費龐大之治水預算已十餘年，其績效如何，不必我多言，只要颱風或豪雨發生時，哪一縣市水災嚴重，代表其預算執行績效差。

各縣市政府並未少拿中央治水預算，但每次大雨仍淹水嚴重，顯示人謀不臧，執政能力低落。各地方政府每年除自行編列治水預算於總預算內，並獲中央政府補助之特別預算。數千億治水預算，均來自民脂民膏，到底用去哪裡？選舉綁樁？抑或其他用途？抑或事倍功半、甚至事倍而無功？頗耐人尋味。

若用於綁樁或貪瀆，已涉及刑事責任。若移作他用，已違反預算法等相關法規，應負行政責任。若事倍功半或徒勞無功，代表績效不彰，應負政治責任。

每次水患從未見追究官員應負之責，謹建議從此次開始究責，檢察官徹查刑事責任，若有貪瀆不法則應起訴官員；監察院徹查行政責任，彈劾失職官員；民眾追究政治責任，罷免不肖民選首長。

面對重大災情，政府除苦民所苦，快速救災，讓災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外，對不實指責也應導正視聽，對不切實際的期望也應說出實情，一如醫生告知病人實際病情，一起對抗病魔，這才是負責任政府應有的正確態度。

近日暴雨接連狂炸南台灣，許多地區一個小時雨量都超過一百毫米，極端暴雨炸得排水系統失靈，重創南台灣，少數地區積水不退，造成災民忿怒。不少人指責千億治水經費全泡湯，因而賴院長有「上帝說」以正視聽。而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愈演愈烈，過去「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可能愈來愈常見。自民國四十八年發生台灣史上最慘八七水災，事隔五十年後於九十八年暴發莫拉克八八大水災，現在只隔九年，南台灣又慘遭八二三水炸。不僅災害愈見頻繁，瞬間暴雨，災情更見慘重，難以防範，因而內政部長有「感冒說」以示警。

政府防水目標很明確，採「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措施，「淹水而不受災」，將傷害降至最低。歷經十二年、花費一千四百億多元，將區域排水保護標準從二年提升到十年。若要達成「不淹水」目標，則要把保護標準提升到廿、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全台有一千七百條區域排水系統，光是土地徵收治水預算就會是天文數字，既耗時又難以完成。打造「海綿城市」對抗豪大雨反而是較務實做法，因此「感冒說」實非無理。

八二三災情雖重，但就台南市而論，此次累積雨量比一○五年更高，但淹水面積卻從一○五年的五一六五公頃減少到二九○七公頃，總共減少二二五八公頃，高達四成三，可見治水有一定成效。再從高雄而言，雖暴雨又急又大，但雨勢稍停時，積淹水就可在卅分鐘至一個小時內消退，證明滯洪池充分發揮功效。這種快速消退不讓民眾泡在豪雨中，正是達成「韌性城市」目標的強力證據，駁斥治水無效的譏諷。因此，「上帝說」並非無據。

面對極端氣候，治水不可能做到不淹水的目標。因此，政府除做好逕流分擔外，也應獎勵企業提高建物透水、保水及滯洪能力，增加整體流域耐洪程度，建立一個不求無水患，但是不怕水患的國家。

八二三水災期間，蔡英文總統和副總統陳建仁都出狀況，受到各界責難，這對政治敏感度極高的民進黨來說，根本不該發生，如今卻是接連出狀況。

為何民進黨政府的政治敏感度會降低？主要還是心態問題，也就是執政時不像選舉戰戰兢兢的態度，心存僥倖，才會逐漸懈怠、失去警覺性，甚至選擇待在同溫層裡，相互取暖。

以陳建仁來說，在豪雨成災、南部水患之際，帶著家人出遊金門，若是在選舉期間，這種情況絕對不會發生，因為正副總統參選人的行程，都會相互搭配，彼此通告，各項行程也都會一再盤點評估，避免出問題、被抓到把柄，造成團隊困擾。

縱使陳建仁已是副總統，但他和家人出遊，即便是私人行程，也會有隨扈全程戒護，總統府肯定掌握陳建仁的行蹤，若推說不知副總統去向，那就是維安大漏洞。

換言之，陳建仁去金門，總統府內沒有人阻擋，紙又包不住火，才會讓整起事件爆發，導致必須向國人道歉，最後才能收場。

同樣地，蔡總統南下勘災不是第一次，從她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民進黨主席到國家元首，十分清楚災民的感受，也知道到淹水區的「標準動作」，所以蔡總統早早已換上雨鞋。

既然如此，蔡總統竟選擇搭上雲豹裝甲車，開了短短五十公尺，移動到下一個勘災點；不論這項建議是如總統府所言，出自救災單位的建議，或嘉義縣政府指稱由軍方主導，卻因為這個漫不經心的舉措，犯了眾怒。

包括蔡總統或陳建仁，以及執政團隊相關人士，都失去了政治敏感度，才會無法避免這些過錯。

然而，若是一個人輕忽也就罷了，至少其他人能幫忙提醒，但從這幾起事情看來，顯見這群人都處在同溫層，彼此耳濡目染，早已習慣舒適圈的思考和生活模式，渾然忘了這些是會被批評的情事，所以沒有立刻制止。

更可怕的是，這些事情發生後，民進黨人士往往缺乏真正檢討，只是急著擦脂抹粉，推諉塞責，甚至是活在被迫害妄想症的情境，忙著責怪外界炒作話題。

若是如此，民進黨政府不僅是政治敏感度降低，更是走了樣，或是不見了，才會一錯再錯而不自知。

針對南部水災，行政院長宣布勞動部已提「以工代賑」方案，受災民眾可透過每小時一四○元和每月一七○小時的以工代賑方式，讓更多人參與災區重建，盡早恢復家園。

基本上，該項作為有其大破大立之處，傳統以工代賑方案偏屬「社會救助法」的生活扶助事項；由勞動部主推的以工代賑方案，除延伸到災害或急難等非常態救助事務外，同時也將主管機關衛福部進一步擴及到勞動部。因此，此一議題有深究的必要。

過去的以工代賑方案，主要係以利害相關當事者為限，因此由勞動部主推的以工代賑方案，施行對象已從經濟弱勢低收戶或中低收入戶，擴及到水患災民或一般民眾，因此名詞的概念內涵，需要重新操作界定；而管理機制如身分資格、用人機關、以工員額、工作事項、勞動權益、考評指標或經費預算等，也要有所調整。

因此，討論的重點就不在於將衛福版本的以工代賑精神，直接套用在勞動主管機關或是成為另類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而是應通盤檢視包括以工代賑在內的各項應變措施，如何有效回應包括地震、風變、水患或是其他複合性災變。同時，勞動部版本以工代賑方案，還是要回歸到人民遭受災害，致重大影響生活者，予以災害救助的「社會救助法」之相關規範。

事實上，各項災害救助工作，涉及了災難賑助的衛福部、人力運用的勞動部、學雜費減免的教育部、稅式扣抵的財政部、入營兵役的國防部，或是社區發展建設的內政部等的業務協調與服務整合。以此觀之，勞動部的以工代賑方案疑有過度簡化人力運用之嫌，換言之，該項家園重建的人力使用，顯是偏向於低階性質的勞動力。

因此，大費周章的以工代賑方案，倒不如檢視當前「社會救助法」裡的災害救助制度設計，是否有達到停損設置和有效重建的多重目的。燃眉之急的措施，反而是加發災害慰問津貼或投入更多專業重建人力。這也顯示，即使是應急殘補的災害救助措施，還是要有涵蓋津貼給付、服務方案及中介平台等的網絡體系。

最後，對於災害救助的相關辦理事項，如協助搶救及善後處理、提供受災戶膳食、給與傷亡或失蹤濟助、輔導修建房舍、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所等必要之救助，這些由下而上且因地制宜的災害救助工作，中央與地方政府各自的角色有通盤檢討的必要，其中也包括因應災變風險事故所需建構的公私協力多元主義。

川普入主白宮至今，其總統外交的問題在於短打近用，輕易把對手當作樹立個人威信且挽救選舉成果的利用工具。不論普亭或習近平，都給了川普極大的禮遇條件，而川普卻無法善用。

川普的貿易戰催化中俄準軍事聯盟的鞏固，美俄關係無法正常化是關鍵因素。俄羅斯與中國都沒有時間等待美國的垂愛，已經把多國聯合軍演、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區域多邊機制，作為繞過中俄彼此不結盟原則的合作平台，持續擴大。

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執行長柯爾圖諾夫撰文指出，「北京—柏林」軸心正在形成，俄羅斯要積極參與其中。當前美國對俄羅斯再度採取更加嚴厲的經濟制裁，德國總理梅克爾仍堅持「北溪—２」天然氣工程照常進行，並再次把聯繫亞塞拜然過境喬治亞和土耳其的□海天然氣管道，作為能源多元化戰略的第二選擇。

中國與德國本來可以大方選擇美國頁岩氣作為平衡貿易逆差的項目，但川普頤指氣使的作風，容易損害到對方在國內的政治信任基礎。中國作為德國和俄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莫斯科有能源、武器和地緣優勢，而柏林作為歐盟的龍頭，中德俄三方聯手打造「北京—莫斯科—柏林」新三角軸心戰略，成為有現實考量的地緣政治圖像。

日前莫斯科宣布要籌組喀布爾和神學士對話與多邊協調會議，此時北京第一支反恐部隊就進入了喀布爾，與阿富汗政府聯手打擊恐怖分子。此外，中國參與敘利亞重建，與俄羅斯在地區安全上的合作強化。

習近平即將於九月訪問平壤，而俄國邀請中蒙參與最大規模的「東方—2018」聯合軍演，鋪陳中俄在東北亞整體政治宣示的氛圍。金正恩面對中俄軍事聯手的戰略嚇阻，在美國和中俄之間尋求天秤砝碼之際，影響著南韓與日本的信心。從中俄仍在執行聯合國經濟制裁之前的貿易合同來看，平壤應冷暖自知誰是自己的哥兒們。

川普此時正忙於期中選舉的助選和抵抗被他視為獵巫行動的「通俄門」調查。中德俄合作，牽動著中美角力的動向；薩爾瓦多與我國斷交，延續著台灣斷交潮的骨牌效應，也牽動著兩岸和平環境。我方此時應避免火中取栗，應主動穩定兩岸輿論氣氛，遠離中美角力的暴風圈。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以「世代共融」為題報導青銀交流，其實是對華人社會人我分際的挑戰——大學生偶爾到老人養護中心做義工很好，但你願意讓自己孩子和陌生老人同居嗎？長輩偶爾到幼兒園說故事很好，但你願意讓幼兒園、失智老人日照中心，融為一處嗎？

然而，世代共融對未來的台灣，恐怕已非「看起來很好」或「可以試試」的選項，而是「不得不然」的社會型態。根據行政院國發會人口推計，廿年後台灣，每三人就有一人是六十五歲以上，與現在的每七人才一名老人不可同日而語。

假如一個社會有「厭老」傾向（別忘了網路上嘲弄的「三寶」，頭號一寶就是老人），這相對被厭棄的對象，未來人口數量上卻變得無所不在的時候，會是如何？社會空間想要將老人劃界、排除開來的成本，將會變高；共融（inclusion）反而是適應新世界，讓下一代早日學會與老共處的必然路徑。

這是為什麼，聯合報的報導中，無論台灣、德國都開始出現鼓勵多世代共居的住宅政策。一方面避免在宅老人成為社會排除的群體，另方面也讓社會提早面對現實——人口結構極端化以後，如果還想堅持血緣主幹的家庭定義，那麼離家發展的青年、獨居的老人，都將失去「有家的感覺」。透過住宅政策，建立新的跨代連結，反而讓「似家」的互助、互賴關係，可以延續。

這還只是「家庭內」的共融層次。報導較少談到的「家庭外」托育、托老設施，其實也可能世代共融。特別是，如果台灣生育率沒有起色，廿年後我國一年將只有九萬名小孩出生（只剩現在的一半！），那麼在偏鄉地區，由於少子女化、勞動力銳減，獨立的托育設施恐將難以存續。

日本已出現「富山型日照」（日間照顧中心），兒童、老人，白天同在一處受托，工作人員陣容同時有幼教、長照、護理人員。這是台灣現行法令中不可能存在的照顧型態，但日本當前的老化程度，就是廿年後的台灣。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參訪「富山型日照」時，創辦人說這並不稀奇，本來就是「社區需要什麼，就做什麼」。在兒童、老人服務分化的制度出現以前，這也是「社區與家庭本來的照顧方法」。

台灣能夠做到不同層次的世代共融嗎？最基礎的共融，是公共廁所的通用設計、公園和開放設施的共融；其次，是相對健康、生活能夠自理的兒、青、銀各世代，似家同居的共融；最後，是需要實質照看，接受托育、托老服務者的跨代共融。

我們可以開始思考公共托育、公共托老比鄰而居的可行方案，或考慮於偏鄉試辦托育、托老一體化的整合型服務。關鍵也許不是成本，而是創意，以及如何鬆綁設施設備法規、鬆綁我們對未知的恐懼。讓世代差異轉為驚喜的火花，也為超高齡社會的到來預作準備。